在本月10日向全世界宣布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前，诺奖委员会主席奥尔松安德尔斯·奥尔松（Anders Olsson）发表了一个大胆的声明。“以往我们对文学有一个更加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他说，“如今我们将放眼全世界。”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断言，因为瑞典文学院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不管这两位作家有什么优点——汉德克无疑是一个有争议的选择，除了应得的祝贺，这个决定似乎并没有展示奥尔松所承诺的更加广阔的视角。奥尔松的这一席话也就引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作家的探究有多勤勉？诺奖委员会有多博学？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认知度到底有多高？

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于1901年，尽管雄心勃勃，但在向欧洲和北美以外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开阔视野方面进展十分缓慢。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一位非洲或阿拉伯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获奖亚洲作家在泰戈尔（1913年）和川端康成（1968年）以及出生于加勒比海法属瓜德罗普岛的圣琼·佩斯（1960年）后几乎寥寥无几。拉丁美洲则表现稍好一些，有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巴勃罗·聂鲁达（1971年）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已故的钦努阿·阿契贝是尼日利亚一位开创性作家，他曾经获得2007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却没能获得来自瑞典的桂冠，只能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欧洲奖”。

在20世纪的最后15年里，诺贝尔文学奖开始向更多来自南半球的作家推广，赋予了他们应有的世界地位。这些获奖者包括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1986年）、南非的纳丁·戈迪默（1991年）和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还有非洲裔美国人托妮·莫里森（1993年）。

然而，我能感觉到明显的疏漏。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家——比如肯尼亚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和索马里的努鲁丁·法拉赫——永远都在赔率榜上，却没有真正得奖，这让我们从阿契贝对该奖有限视野的判断更加可信。

恩古吉·瓦·提昂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在非洲语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还在于已经出版四卷的系列回忆录充分显示了他以书写追求自由的优雅。恩古吉长达1000页的小说《乌鸦魔法师》打破了早期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以荒诞的手法讽刺了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腐朽，更是与法国象征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的《愚比王》和拉美伟大的反独裁小说形成了呼应。有趣的是，恩古吉写这本书是为了在酒吧和马塔图斯（matatus，肯尼亚的共享出租车）里大声朗读，这也为它的文学创新增色不少。

自2008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去世以来，阿多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在世诗人。阿多尼斯今年已经89岁了，他的现代主义实验作品创造了一场阿拉伯诗歌革命，其程度堪比TS·艾略特在英语世界的诗歌地位。

努鲁丁·法拉赫的英文小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他早期的女权主义经典《来自一根弯肋骨》（From A Crooked Rib）到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独裁统治时期创作的三部曲（法拉赫曾被流放）及其血腥的后果，再到他最新的小说《黎明之北》（North of Dawn）——讲述了一个因内战而流离失所的索马里家庭的故事和困境。法拉赫“通过写作让我的国家活下去”的冲动创造了复杂而微妙的作品，让纳丁·戈迪默钦佩他是非洲大陆“真正的讲述者”之一。

1998年，法拉赫获得了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奖”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该奖的获奖者还包括其他许多被瑞典委员会忽视的作家，比如印度的拉加·饶（1988年），巴巴多斯的爱德华·克莫·布拉斯维特（1994年）和阿尔及利亚的阿西亚·德耶巴（1996年）。除了他们，还有很多，从用中文写作的残雪，到来自讲英语和法语的加勒比海地区乔治·拉明和玛丽斯·孔戴（她去年获得了“诺贝尔替代奖”，诺贝尔替代奖又被称为“正确生活方式奖”或“诺贝尔环境奖”——译注）。

如果诺贝尔委员会真的在寻找“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家”，那么这些作家不仅“在一个理想的方向上贡献了杰出的作品”，也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语言和文化方面带来了创新。把他们的作品纳入一个真正的全球文学奖来看待，不仅是为了接触“其他”世界，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共享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

本文作者Maya Jaggi是一位自由撰稿人。

（翻译：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