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的身体状况比同龄人的平均条件要好，你比他们能干：更快，更有活力，精力更充沛。你的自我感觉和身份认同就会比法定年龄要年轻。然而，尽管你充满了青春活力，也还是会因为上了年纪而受到歧视。你找不到工作，或者可能找到了却又比年轻同事赚得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你年事已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避免这种歧视的产生，让你的年纪能更好地匹配你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是否应该允许你修改“法定”年龄？

这个假设在2018年成为了现实。69岁的荷兰人埃米尔·拉特尔班德请求法院更改他的出生日期，将他的年龄改小20岁（他认为这样有助于他在交友网站上找到合适的对象）。人们可以质疑拉特尔班德的动机，但还有一些人是在认真要求改小法定年龄。允许人们修改法定年龄有很好的道德理由来支撑。虽然原则上来说，我（指本文作者Joona Räsänen）并不反对年轻人提高法定年龄的要求，但本文将只着重于法定年龄的降低。

当一个人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应当允许他变更年龄：第一，这个人可能会因为年龄而受到歧视；第二，这个人的身心条件好于其实足年龄的预期状况（即生理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第三，这个人认为自己与法定年龄不符合。

改变法定年龄的想法最初遭到过几次反对。例如，有些人认为改变年龄是不可能的，社会不能允许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这个反对意见可以从两方面解释。第一种说法认为年龄总是且必然指的是实足年龄，从定义上讲，年龄只是一种衡量事物存在时间长短的标准，并不具备其他意义。既然人不能穿越时间，他就不能改变自己的年龄。

第二种说法认为，修改年龄实际上变更的是身份证件中的出生日期。一个人要么在这一天出生，要么不在这一天出生，因此更改出生日期就是在提供虚假信息，而官方文书中不应当允许虚假信息的存在。

第一种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年龄并不总是指事物存在的时间长度。例如，威士忌装在瓶子里是不算年份的。一瓶威士忌的“年份”指的是蒸馏到装瓶之间的那段时间。一瓶21年的威士忌即便是在装瓶10年后也还是21年的酒。所以，尽管这瓶威士忌按照时间来算已经存在了31年，但我们（正确地）说它还是21年的威士忌。这是因为威士忌的实足年龄并不重要。

现在，假设我们有可能将活人在超低温下冷冻保存数十年，并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们的生物老化率降低到，比如说，正常速度的10%。如果一个人在40岁时被冻住，100年后醒来，他的生理状况将保持在50岁的程度。即便他已经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法律也不应当把他当做140岁的老人来对待，不是吗？

也许你会说，对于假设场景中的冷冻人来说适用的东西，对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类并不适用。然而，这类思想实验和现实世界中的情况只有程度上的区分，没有质的差别。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衰老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身心功能衰退速度、细胞恶化速度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还有饮食锻炼等生活习惯。在老年医学领域，“生物学年龄”是一个常用术语。虽然如何测定生物学年龄这个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估算出来的生物学年龄比实足年龄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死亡。同龄人存在的时间尽管一样长，但他们在生物学上的老化速率可能完全不同。既然他们的生物学年龄有差异，为什么法定年龄就必须相同呢？

反对修改法定年龄的第二种解释认为，变更法定年龄需要篡改身份证件上的出生日期。想要理解这种主张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才会对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感兴趣。比如一个青少年想要买酒，店员需要知道他的出生日期，但仅仅是为了核查以他的（实足）年龄是否可以饮酒。出生日期只是了解这些信息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她想获取的信息本身。

将我们的身份证件设计成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能够直接显示年龄（比如：30岁）而不是通过出生日期（比如：1989年8月27日）来间接表示，这样如何呢？正如前文所说，如果实足年龄并不重要 ，那么人们应当被允许修改证件上的“年龄”，以此体现自己的生物学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这并不是撒谎，也不是篡改记录，因为根本没有出生日期这一项来让你篡改（记住，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年龄需要通过出生日期间接计算得出，但是在这个假设的情景当中，人们的年龄是直接可见的）。如果在假设的情景中年龄可以被变更，那为什么现实世界中就不可以呢？我们如何表达年龄信息——是直接说出自己多大，还是通过出生日期（由此计算出年龄）来间接表达，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不这么认为。

你也许还会担心法定年龄的变更会带来一些混乱的情况。假设一个70岁的人想把自己的年龄改成50岁，又假设他在18岁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女儿，如果他从70岁变成了50岁，那么他在法律上就比自己52岁的女儿还要小两岁。尽管这个结果有违直觉，也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情况，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够认同的。它不同寻常，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

我们应当允许人们变更法定年龄，因为这能够防止年龄歧视所造成的伤害，而且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有些时候，即使一个人的法定年龄已经改掉了，人们还是能轻易地发现他的实足年龄。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由此断言说修改年龄是个不该被准许的馊主意。

年龄歧视是真实存在的现象，我们应该多多关注老年人所遭受的偏见和不公平态度。但是我对于文化转变的看法并不乐观，我不认为人们能够轻易改变对待年龄的态度。所以，对于受到歧视的个体来说，变更法定年龄可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文作者Joona Räsänen系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目前正致力于一个人类胚胎发育的表观遗传学和生物伦理学研究项目。他对于应用哲学也很感兴趣，作品曾刊载于《生物伦理学》（Bioethics）《医学伦理学期刊》（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和《医学、保健与哲学》（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