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

作者：[法]埃里克·维亚尔

译者：孟湄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文|余涛

责编|马蓉蓉

1933年2月20日，“国会纵火案”前一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24位巨贾贵胄，鱼贯步入斯普雷河畔的德国国会大厦。在时任国会主席赫尔曼·戈林的主持下，他们要召开一场秘密募捐会议。

习惯了与政界人物你来我往，将贿赂和桌下交易当作公司正常预算的天之骄子们，还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政治募捐，他们浑然不知就要把自己的名字交付魔鬼，而后者将左右德国的命运。

参加会议的人包括阿尔伯特·沃格勒、古斯塔夫·克虏伯、君特·匡特、卡尔·冯·西门子、威廉·冯·欧宝、奥古斯特·冯·芬克以及乔治·冯·施尼茨勒等。他们大多都是德国工业界、金融界的翘楚，在历史上也曾熠熠生辉，但在这一天，巨人们即将被锁入历史的冰棺、令先祖蒙尘。

在德国新任总理希特勒的游说下，他们慷慨解囊，为纳粹党即将进行的竞选提供资金支持。因为总理许诺，要“结束软弱的制度、远离共产主义的威胁，取消工会，让每一个老板成为自己企业的‘元首’”。这一美妙图景，让与会者赞许不已。超然的历史之神固然会唾弃他们在面对纳粹时所进行的妥协，但回到这一时刻，对于他们而言，这不过是企业经营中的一个日常片段。

而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企业也将极大地受惠于这个抉择。比如：巴斯夫、拜耳、爱克发、欧宝、克虏伯、西门子、安联等。这些声名显赫企业的业务在德国无所不在，构成每个普通公民的生活日常，甚至延续到了今天。对这些日常秩序背后隐藏着的各种反常进行刻画，或许是法国作家兼电影编剧、导演埃里克·维亚尔的历史小说作品《议程》的主旨。 

新旧总理的不同命运 

时间的脚步走到了1938年，希特勒的野心日渐膨胀。当年2月12日，在维也纳一片歌舞升平的狂欢节音乐背景中，小独裁者、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即将在贝格霍夫别墅与希特勒会晤。在他离开的当晚，街巷的疯狂舞蹈与黑暗夜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人会意识到，奥地利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

在贝格霍夫，面对希特勒对奥地利内政的强硬指责和横加干涉，许士尼格诺诺退缩，语无伦次。他的辩护就像“搬出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来抵挡军事侵略”一样，滑稽而无力。

在百般威胁恐吓之下，希特勒大获全胜，纳粹分子即将攫取奥地利的全部权力，并把它拖上历史的战车。即便许士尼格在随后几天试图以“公民投票计划”作垂死挣扎，但也已回天乏术。

在德国军事入侵奥地利的威胁之下，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总统威廉·米克拉斯已被幽禁在总统府中。3月11日，末代总理阿图尔·塞斯-英夸特即将以内政部长身份上台，并开始主导德奥合并。

事实上，虽然阿图尔·塞斯-英夸特和许士尼格差不多算得上是朋友、同窗，但却走上了和许士尼格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让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的功臣，阿图尔·塞斯-英夸特即将开始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接受党卫军将军荣誉、担任希特勒政府的部长、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等。只不过此时的他当然也无法预见，自己的人生会在纽伦堡走向终结。

刽子手约翰·C·伍兹和助手约翰·理查德在纽伦堡见证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而后者曾经在第三帝国时期处决了数千人，其中或许也会有阿图尔·塞斯-英夸特所下达处决命令的枪下亡魂。而许士尼格则在被盟军解放后，前往美国定居，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这个结局，在当时并没有人能够预料。 

民主国家的“社会性失明” 

可以看到的是，在1938年前后，希特勒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但伟大的民主国家仍然身陷自我安慰中无法自拔。3月12日，德国的战争机器蹒跚步入奥地利，伟大的民主国家仍然处于“社会性失明”之中。

英国“鼾声安详”，法国“安然入梦”。就在当晚，英国首相张伯伦还在被唐宁街告别午宴的繁文缛节所纠缠，即将出任德国外交部长的宾特洛甫是这场晚宴的主角，他用网球故事和马卡龙小点心几乎把首相的耐心拖延到了世界末日。

此时希特勒所谓的“闪电战”，如同闹剧一般滑稽：在奥地利的国家公路上，大部分坦克瘫痪在路边，战车举步维艰，摩托颠簸前行发出哮喘，整支军队陷入了瘫痪——最后只能用火车将装甲部队运往维也纳。

可以看到，当时的德国是被人为地塑造成了“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为了各自的一点小心思，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这场虚张声势的滑稽剧前卑躬屈膝。

而在学术界，谢林、赫尔德、费希特、海德格尔，大批拥有远超一般民众智慧和思想的学者们，向邪恶势力低头，几乎半数的哲学家都加入了纳粹党，在学说和行动上都为希特勒的政治主张进行背书。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集体主义的狂欢和盲从，遮蔽了人的双眼，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实。狭隘平庸的民族至上思想、包裹糖衣的种族主义，蛊惑人心的学说所拥有无比动人的力量，其实植根于每个人内心的偏见和确信。

演讲者只不过是伪装完美的代言者，用看似人畜无害的白嫩小手，给人们喂下了一副甜蜜无比但充满剧毒的药剂。对于掌权者和战争的受益者来说，战争虽被美化成充满欢呼和颂扬的电影图景，却又如同约瑟夫·戈培尔所导演的纪录片，真实存在。

然而在其背后，“战争是有利可图的”。包括克虏伯在内的企业家们，都在战争中攫取了巨大的利润，使用集中营中的苦役犯只不过是他们诸多罪行的冰山一角。战争受益者们喝下的每一滴甘醇美酒，都是普通民众的鲜血和眼泪。而对他们的彻底清算，似乎从来没有发生。 

重蹈覆辙的危险之源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的灾难与浩劫，无论军国主义分子们如何美化，都无法改变这一基本事实。但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那些参与者都是谁?为何大批的商界精英、政治精英、学术精英，都未能阻止纳粹的崛起，反而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纳粹的帮凶?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它是由若干不经意的、偶发性的片段所构成。虽然在历史的洪流中，各色人等总会被裹挟着前进，但这并不是走向堕落的借口。在灰暗中发出光芒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鲜亮底色，比如在法庭上向希特勒发出质问的律师汉斯·利滕。

战争固然关乎政治的考量、国家的决断，但本质其实植根于人性的贪婪和自利。商人们的投机、政客们的绥靖、学者们的鼓吹……当每个人在无意识中丧失了所以为人的基本底限，变得麻木而冷漠，就只能孕育出社会的怪胎。

“管它什么权利、宪章、宪法、条约。”在专制者看来，“法律不过是些所谓讲规范、抽象、宽泛、无人称的小害虫，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妻妾成群。”而当人们为了私利放弃对法律的信仰、对规范的遵守，也就只能收获战争的屠戮、权力的压制。

威廉·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说，“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战争从未远离这个世界，对此我们不能不时刻警醒，也当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