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安妮·博耶（Anne Boyer）在过完41岁生日的一周后，便被诊断出患有三阴乳腺癌。她必须要接受副作用严重的化疗和两侧乳房切除手术。小说家詹恩·阿什沃思（Jenn Ashworth）在30多岁的时候，曾因剖腹产而大面积出血。当时，硬膜外麻醉效果已经消失了，但医生们并不知道。于是，在接下里的手术中，虽然她没办法讲话和移动，但是她的意识一直很清醒。这次经历使得她患上了长期的创伤后精神病。她总觉得自己小时候曾杀死了一个婴儿。

这些都是叙事事件，是生活中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但是，它们同时也是不利于叙事的事件，特别是对于工作便是叙事的人来说。这两本精彩的书籍——《死不了》（The Undying）和《病中笔记》（Notes Made While Falling）——都是反回忆录式的回忆录，拒绝个人化的个人描述。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发现一种新的语言和形式结构，博耶将其称为“痛苦的漏洞民主，痛苦的共同景象”。

这两本书中也对一种药物进行了控诉。这种药物曾挽救过这两位女性的生命，但她们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博耶还曾说过：“我的生活是一种奢侈的商品，但我却被腐蚀，被肢解。”）。这种治疗需要以毒攻毒，需要切开病人。甚至，服从诊断便意味着病人被客观化和抽象化。医生考虑的不再是病人本身，而是将其转变成一系列对患者来说可能尚不清晰的症状。服从诊断能够获得奖励，而异议则不受欢迎，女性的异议尤其如此。阿什沃思总感觉自己的皮肤好像裂开了，内脏掉到了脚下。这种感觉无处不在，甚至她都没办法系上安全带，必须要用绷带将自己的腰部包扎住。几年之后，一位医生才想起来向她解释道，这个症状并不是她的幻想，而是外科粘连的结果。用正常的话来说，就是她的器官粘在了一起。

博耶对这个行业的商业性特别感兴趣。是谁在工作，又是谁从中获利？阿什沃思在发烧昏迷的时候，曾撞倒一台价值2万英镑的机器。当时，她被一名护士责骂了，内心还充满内疚。但是，并没有人向她出示账单。另一方面，博耶是一位美国人。她将自己接受治疗的地方称为“癌症馆（the cancerpavilion）”。这个地方的主营业务并不是照料病人，而是从病人的痛苦中获取利益。博耶是一名教授，但是，她化疗一次的费用就超过了她的年薪。尽管她有健康保险，但是，在两侧乳房切除手术结束后，她必须立马下床离开医院，而因为麻醉和休克的原因，当时的她还昏昏沉沉、踉踉跄跄。十天后，她必须要重返工作岗位。她举办了一场三个小时的讲座，讲解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而当时，她胸前的伤口上还绑着外科引流袋。毋庸置疑，任何打算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进一步私有化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死不了》这本书。

如果说病床有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可能认为这很自恋。但是，这里主要反映了集体性。尽管灾难无处不在，但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加脆弱和不稳定。正如阿什沃思所说：“这个世界确实包含着许多事实，其中一个事实便是，一些身体对某些类型的灾难拥有某种形式的免疫力。”鲍耶在接受副作用严重、生命受到威胁的治疗时，会去想象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被关押的女性接受化疗，没有保险的病人无家可归。

所有人的疾病都有相似的原因和结果。人们吃下那些原本作为化学武器的药物，这会对生态造成不利，也会让个人蒙受损失：人们会失去睫毛，会神经衰弱，工厂排放的污水和人们受到污染的尿液会让河流中充满毒素。患上癌症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基因或选择不良，还有可能是环境导致的，是晚期资本主义中被污染的养分，例如有毒的空气和水源所带来的结果，博耶将此称之为“致癌大气”（carcinogenosphere）。甚至连粉红丝带都十分可疑。粉红丝带是乳腺癌组织苏珊科曼乳腺癌基金会（Susan G. Komen）的标志。这个组织曾借此牟取暴利，它开展“强有力的公共关系运动，以反对……激进分子针对它的批评”，并在2014年与Baker-Hughes公司合作，制作了一千个粉红色的水钻。

博耶写道：“癌症有着近乎犯罪般的奇异之处，这意味着对它的任何研究都会像证词一样。人们会根据它的真实性，实用性或感觉深度，但很少根据它的形式来进行判断。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却不得不接受。”但是，两位作者的主要兴趣，也是两本书最大的乐趣在于，她们在叙述这些复杂曲折的故事时所体现出来的形式建构、创新和野心。特别是阿什沃思，她在近乎疯狂地寻找一种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形式，去捕捉创伤的波动、闪烁、跳针、脱轨的本质。她尝试用断断续续的叙事方式，来打破时间的桎梏，强调痛苦的当下状态。她解释说：“创伤的‘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无法解释的方面，并不是创伤本身——至少并不总是——而是‘现在’的后果。齐格弗里德·沙宣（Siegfried Sassoon）写道：‘那时不是他们的邪恶时刻，而是现在。’”鲍尔拒绝去充当“主显节的天使”，而阿什沃思同样也在严厉指责轻易便能够得到救赎的结局。伤害和精神病的故事难道不是更真实的说法吗：就像是突然间充满意义的随机数。这两位作家都是学者，也是犀利的文化评论家。阿什沃思曾评论过《德古拉》《东方快车谋杀案》、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和《李尔王》。鲍耶观看癌症短视频博主，读过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病床上写的《突发事件的祷告》（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以及小说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对她在1811年完全清醒时所进行的乳房切除术的叙述，范妮·伯尼用了很多年才走出了这种经历的影响。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没有一个词可以描述颤抖和头痛。这两位作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正如博耶所说：“几乎每一部描述疾病的文学作品都会说：没有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去描述疾病。”撰写这样一部作品可能意味着要像博耶那样，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寓言故事，或者是像侦探一样，搜寻自己的过去。在她恢复期间，阿什沃思躺在床上，用笔记本电脑痴迷地看连环杀手纪录片，她废寝忘食，试图在这些纪录片中寻找自己所遗失的受伤时的事实。她曾叙述过和《摩门经》一模一样的童年，还描述过有暴力倾向的父亲。对母亲家中的照片进行分类的时候，她感觉自己的记忆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偏差，并因此而感到震惊。但是，写作并不能填补这些空白，只能让它们清晰可辨，成为故事中的一部分。

你如何找回那些被拿走的东西呢？如何找回自己的整个身体，那个健康的、未被切割的自我？答案是：你做不到。作为补偿，你能得到的，是发现博耶所说的“死亡的华丽框架”，这是脆弱性的共同基础。这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也是一个写作的好地方。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比这两本更好的类似著作，那我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