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对人类有什么看法，我们的行为都会受到我们所遇到的激励机制的深刻影响。想象一下，如果发放房屋贷款的银行不再从利息中赚钱，而是将贷款做成投资债券，然后出售给投资者从中赚钱，那会发生什么？有幸买得起房子的人是有限的。一旦所有这些人都有了抵押贷款，银行就会变成一个抵押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 ）工厂，而其产品原材料业已耗尽。

银行可以干脆停止赚钱，也可以开始向任何申请者发放贷款，而不考虑人们的支付能力。毕竟，一旦贷款卖给投资者，风险就不再由银行承担。当然，评级机构旨在提醒我们防范风险，但这是银行付钱让他们这么做的，激怒唯一的客户群并不是好生意。2008年之前，尽管无意这么做，但金融系统已经走到如此地步，银行家尤其受到激励，继续吹大经济中的巨大泡沫（建立在不良贷款和不可持续的债务基础上），并在不给自己带来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赚大钱——这正是他们的所做所为。

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专业科学的规则变成鼓励科学家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如果得到奖励的是那些发表了很多论文、但科学严谨性不高的人，而不是那些发表了较少论文但严谨性更高的人，会发生什么？如果科学家没有因其发现的长期可重复性和严谨性而获得奖励，而是成为一个生产并发表高度创新、极其激动人心的新发现的工厂，然后其他科学家和公司要花费人力财力进行后续研究并承担所有风险，又会发生什么？

正如银行在2008年通过出售贷款而非持有贷款来赚钱，贷款的质量对他们不再有意义一样。同样，论文一旦发表，新兴科学的创新者往往会转向下一项创新，由于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主要指阳性<即统计显著>结果论文较阴性结果论文更容易发表的现象——译注）和“文件抽屉效应”（file drawer effect，即结果负面的研究往往得不到发表——译注），如果他们的发现在其他人手中失败了，我们将永远不会听说。当然，良好的工作声誉对科学家的影响与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大，但研究人员的一两次“真正”进步将抹除任何不足，甚至抹除一系列其他发现——它们已消失在时间的垃圾堆里，因为没人能重复它们。事实上，拜耳制药的一份知名报告表明，当拜耳科学家尝试将已发表的科学发现用于药物开发时，他们发现其中65%是不能重复的。

这并非科学欺诈或不当行为（即科学家发明数据或故意撒谎）的问题。数据是真实的，并且确实可以观察到。然而，激烈的竞争环境导致人们急于发表，导致不太严谨的论文大量出现。那些谨慎并自省的科学家会花更多时间与资源进行更严格、更仔细的研究，却可能更难得到提拔，获得的研究资源更少，其工作得到的认可也更少。

当然，科学出版物通过同行评审程序受到高度的质量控制，尽管政治和社会因素是人类互动无法改变的一部分，但同行评审程序是科学客观性的“皇冠明珠”之一。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开放获取期刊”的目标非常值得称赞，即确保公众可以自由获取由于使用其所纳税收而生产出的科学数据。但是，开放获取期刊向文章作者收取可观的出版费用，以弥补无需订阅带来的损失。因此，开放获取期刊不是靠卖出更多期刊，而是靠刊发更多文章来赚取更多的钱。作者愿意花更多的钱，让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更有声望的期刊上。因此，一个期刊发表的科学发现越激动人心，推荐人越多，期刊的影响力就越大，他们收到的投稿越多，赚的钱就越多。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的自律创造了现代科学及其所有优点与成就。然而，就像21世纪初的银行家一样，我们有可能让新激励机制侵蚀我们的自律，歪曲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与抵押支持证券潜在的高风险贷款类似，错误的科学观察会形成泡沫和不稳定的大厦。由于科学归根到底是自我修正的，错误的结果可以通过持续的研究来修正，但这需要大量时间。

除非在结构和社会层面采取措施来改变目前的激励机制，否则当前环境将继续鼓励和倡导浪费资源、浪费研究工作并拖延进展。这种浪费和拖延，是那些未得到适当治疗的病人所无法承受、也不应被迫忍受的。

本文作者James Zimring为弗吉尼亚大学病理学教授，著有《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一书。

（翻译：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