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6日，一片湖变成了人。多年来，伊利湖（Lake Erie）——位于五大湖的最南端——饱受生态危机困扰。入侵的物种极为猖獗，生物多样性濒临崩溃边缘。每年夏天，蓝绿海藻之泛滥已经达到了外层空间都能看见的地步，形成了有毒的“死亡区”。海藻的营养来自周边农场排放的化肥和烂泥。2014年8月，伊利湖曾释放出了大量的磷，其恶臭致使位于湖西边的俄亥俄州小城托莱多（Toledo）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失去了三天的饮用水。

惊异于湖泊的退化，加之对州和联邦治理伊利湖的失败心灰意懒，托莱多市议会于2018年12月起草了一份不同凡响的文件：一份属于伊利湖的紧急“权利法案”。该法案的要害在于这样一个鲜明的立场：应保障“伊利湖生态系统”的法律人格（legal personhood），并以法律形式授予其相应的权利——其中包括“存续、繁盛和自然演化”的权利。

伊利湖权利法案简明扼要、用心良苦，直面燃眉之急，我不禁想起了希腊悲剧或易卜生戏剧里的某个场景。斜体的“我们，托莱多市人民……”不无赞美诗叠句的味道，用法律术语讲叫“引言（recital）”。法案的措辞爱恨交加。它对一种公平的土地伦理进行了一番美好的展望。法案宣称“已有必要……将法律权利扩展至我们的自然环境，以确保自然界不再屈从于剩余财富的积累以及不负责任的政治权力”。

1970年，J·G·巴拉德（JG Ballard）曾提出过“隐形文学”（invisible literature）的概念，用以指代“大部分的出版物——包括市场调研报告、药厂内部杂志、美国政府报告和医学教科书”。我认为伊利湖权利法案是我们人类纪（Anthropocene）时刻的“隐形文学”典型。它体现了一种希望与绝望并存的亡羊补牢式努力，试图遏制慢性的生态灭绝。

法案里蕴含了一项大胆的本体论主张——伊利湖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者（living being），而不是一系列生态系统功能的加总。这份法案其实可以算作所谓“新生灵主义”（new animism，该词源自拉丁语的anima，有灵魂、呼吸、生命之意）的产物。透过赋予湖泊以鲜活性（liveliness）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该法案使伊利湖摆脱了作为蓄水池和资源的工具化角色。同时，该法案还是全球范围内新一波类似的法律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承认鲜活世界里的相互依赖性和生命性（animacy），其推动者多为原住民群体——如今统称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或“自然的权利（rights of nature）”运动。

经2月26日的全民公决，伊利湖生态系统权利法案正式地来到了托莱多市民面前。基于61%的赞成票，伊利湖象征性以及暂时性地成为了一名“法人”。现在它与其它一些同样被授予各类法律人格权的非人类实体平起平坐了，如印度的恒河和亚穆纳河（尽管印度最高法院后来推翻了这个决定）、新西兰的旺格努伊河（议会宣告其为“不可分割且具有生命的整体”）、哥伦比亚的亚马逊河等，厄瓜多尔则在2008年将“自然母亲（Pachamama/Mother Nature）”的权利列入了宪法保障范围（至于入宪后厄瓜多尔的原住民和自然环境是否获益，仍有高度争论）。

乍看之下，“自然的权利”运动一方面潜力深厚，同时也有智识上的吸引力。不过，在许多律师和哲学家看来，授予非人类实体以法律人格是一种严重的范畴错误（category error），其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有批评者注意到，企业也具备法人地位，尼日尔河三角洲（Niger Delta）和壳牌石油公司都有法人地位这件事在法律上能相容吗？且人格所具备的原告权也会产生责任风险。如果一条河可以就某工厂对其造成的污染提起诉讼，那地产商能否因洪灾冲毁房屋而将河流告上法庭？侵权行为法、刑法和公法里已经有与保护自然相关的追索权，有观点认为它比以权利为基础的运动更可靠，后者经常面临即时的挑战或容易被逆转。

此外，如何界定“存在者”（being）也是个问题。森林的开端和结束何在？一座山的构造究竟是取自云中的雨水还是赋予它海拔的基石？不少政治上的批评认为，湖泊不能作为权利主体，理由之一是许多边缘化的人类群体尚且享受不到什么权利，其二则是这种做法有用西方法权框架硬套原住民世界观之嫌，哪怕本意再好也不免会有殖民眼光的扭曲。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现象在自然权利运动里十分突出。湖泊和森林必须经历一场向“法律人格”的转型，而非被承认有“法律湖格”或者“法律林格”。鉴于一条河是没法出庭的，必须有一个人类代理来提起诉讼、决定最优结果并代表河流发话。

安娜·格瑞尔（Anna Grear）可能是这场运动的最佳分析者之一，她认为“可能会有一种危险，即事物要与人类的体验和特质相近才能得到尊重”。“相反，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法律框架，视人类为深陷于、被抛于鲜活的物质性之中（entangled and thrown in the midst of a lively materiality）——而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人类具有主人或中心地位。”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在《伟大的事业》（The Great Work）一书里也提出，“树有树权，虫有虫权，河有河权，山有山权。”

这些批评意见都不错。但自然权利运动里还是有一些值得挽救乃至于鼓励的价值。含混的理想主义来自于绝望，与大卫·艾布拉姆斯（David Abrams）提出的天问缠斗：“一种像我们这般如此有教养的文化，怎么可能明目张胆地对活生生的地球有如此冷酷的对待？”我高度同情这一运动的愿望，它试图承认人类之外的世界也是有灵性且有血有肉的，而非消极的“储备资源”。与格瑞尔类似，我认为这场年轻的法律改革运动至少提出了一些紧要的问题，譬如关切“对非人类的正义”、敦促我们要“以一种更丰富和开放的方式来重新想象我们自己的存在者地位”。她明确指出，这关涉到对人与非人的关系的“彻底重述”（radical re-storying），而它对建构“值得一过的未来”而言乃是当务之急。

这一“彻底重述”如今横跨了文化、理论、政治、文学以及法律等多个领域。以下略举几例：反抗灭绝组织（Extinction Rebellion）富有创意的抗议方式；伊莎贝尔·斯坦厄斯（IsabelleStengers）、艾布拉姆（Abram）和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Kohn）倡导的“新生灵主义”学派；罗宾·华尔·奇美尔（Robin Wall Kimmere）的长期计划——基于其植物学家和波塔瓦托米国公民组织（Citizen Potawatomi Nation）成员的双重身份——复兴一种“灵性的语法”，借语言来发扬种群间的亲密关系；森林生态学最近发现地下的菌根网络将单棵树连成了阡陌交通的森林；英年早逝的活动家、律师波莉·希金斯（Polly Higgins）试图推动国际法将生态灭绝入罪的一系列论著。如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所言，这些努力“旨在承认我们曾经拒之门外的东西：亦即，非人类对话者的在场性和切近性（thepresence and proximity of nonhuman interlocutors）”。

向“非人类对话者”的回归也体现在新近的小说里，其中“土地”有了感受力、记忆甚至于意向性，而非专供人类活动的静态舞台。澳大利亚土地权益活动家、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怀特（Alexis Wright）在这方面著述颇丰——兼有小说和散文——其中探讨了现代法律和“古代故事”里为自然赋权的“特别举措”。在英国，我认为黛西·约翰逊（Daisy Johnson）的《沼泽地》（Fen）和《地下万物》（Everything Under）就相当出彩，马克斯·波特（Max Porter）的《兰尼》（Lanny）、菲欧娜·莫兹莉（Fiona Mozley）的《艾米特》（Elmet）、佐伊·吉尔伯特（Zoe Gilbert）的《人们》（Folk）、理查德·斯克尔顿（Richard Skelton）的《塌墙背后》（Beyond the Fell Wall）、劳拉·比蒂（Laura Beatty）于无声处显现其才华的《波拉德》（Pollard）和《渐暗》（Darkling）——其中人类的生活形塑了树木的生长方式——也都还不错。

在这些作品里，处所（place）并非某种本土主义真理或地下珍宝的埋藏点，与追忆无关；它是活跃的、躁动不安的起因。南·谢泼德（Nan Shepherd）有个美妙的说法，那就是“怒发冲冠”（bristles）的土地，它自身生生不息且化育万物。“鲜活的泥土里喷涌出各种故事，奔流并腐坏，”莫兹莉在《艾米特》里写道，“随即又建立起新的形式，穿越灌木丛，回到我们的生活里。”约翰逊的《沼泽》由风格多变的散文组成，句子或故事的结尾频频打破读者的预期，处所乃是转变和过渡的源泉。波特笔下的景观有记忆、能说话且能钻入和穿透人的身体。这群作家对斯坦厄斯的“重思生灵主义”（Rethinking Animism）一文里的观点构成了挑战，后者在文中提出，“要接受我们孤独地处在一个无声、盲目但又可知的世界里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这是当务之急。”

理查德·鲍威尔（Richard Powers）的大作《树冠》（The Overstory）里也有新旧生灵主义的影子。美国环保主义者、作家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称，他对《树冠》爱不释手，理由是“这本小说认真对待了抗议”，而它也是一本认真对待树木的小说。它实际上就像一大片森林，生灵主义则是林中树木的汁液。鲍威尔曾说，“（自己）试图复活一种非常古老的树木-意识形式，一种专注和栖居的宗教……它赞赏其它形式的生活——说到底是作为整体的生活-过程——并向往一些东西。”书中最出彩的场景位于“距离行星表面两百英尺的高处”，一棵昵称为“米玛斯（Mimas，名字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人——译注）”的加州巨型红杉的树冠上。抗议者在树顶上住了好几周，以防其被砍伐，他们在此过程中逐渐体会到，这棵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群、一座天空之城。生灵主义是其行动的驱动力所在，一种认为非人类存在者也有“存续、繁盛和自然演化”的权利的信念。

读到鲍威尔的大作，我就想起了2013年以来谢菲尔德的抗议活动，各社群自发组织起来遏制滥砍滥伐，当时有一项短视的私人融资计划即将上马，可能导致高达1.7万棵行道树被砍伐。市里的树木受到了法律和想象力的双重保护。它们获得了名字——“弗农橡树”（Vernon Oak）、“公爵夫人莱姆树（Duchess Lime）”——并且得到了研究、传颂和歌唱，近来更被正式承认为该地人类居住者的邻居和公民同侪。

谢菲尔德的抗议者和鲍威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高希在《大乱局》（The Great Derangement）里论及的所谓人类纪的双重不安。在这一时代，地球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也展露出狂野的生命力。“不可思议、难以预料的事件正敲打着我们，”戈什写道，“似乎激起了一种承认感……人类向来就不是孤独的，我们一直就活在众生之中，它们也分享我们自以为是人类独有的各种元素：意愿、思想和意识的能力。”

据我所知，最能体现狂野生命力的地方莫过于奥福德岬（Orford Ness），这一带状区域沿萨福克海岸延伸约有10英里，形状类似于托架。它是一处离岸沙漠，一个几乎不真实的地方。受风暴、浪潮和海岸线变动的影响，此地以游移不定著称。仅在1812年至1821年间，其长度就有大约2英里的变化。如果以航拍的定格影片镜头来呈现其几个世纪以来的变化，你将会发现它就像一根摇曳于北海之滨的长尾巴。鉴于其与世隔绝的特点，该地70余年来（1913年-1983年）成了英国国防部的秘密武器试验场。一战当中的航炮和炸弹测试以及1950、1960年代间英国核武器的环境测试都在这里进行。如此一来，这里的景观便兼有了人类的死亡驱力和自然的生命力这两重成分。如今它成了保护区，但与其同类判然有别，破败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室重新被苔藓、蕨类植物和灌木丛占领，成为了“绿色礼拜堂”（The Green Chapel），黑背海鸥在损毁的控制台上筑巢，个头和鹿差不多大的棕毛野兔在爆炸产生的狭长地带上飞奔，风在废弃围栏的残迹间呼啸。

自15年前首次到访奥福德岬以来，我多次回到这个地方。英国再没有别的景观比这里更让我流连忘返、令我产生多次回访的冲动了。我花了三年时间与艺术家斯坦利·唐沃德（Stanley Donwood）合作，专门为此地写了一本96页的《海岬》（Ness）。我不太清楚如何描述它：一首长度与小说相近的散文诗，专供大声朗读，或许——也可能是徒劳无功——算是在人类纪对《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Knight）的一种重述。

《海岬》的地点设定在一处无名的带状岛屿，上有一座名为绿色礼拜堂的破败水泥建筑，一个名叫披甲者（The Armourer）的粗野男性角色在里面发起了一场邪恶的核仪式。齐聚礼拜堂的还有五个非人类存在者，它们穿越了大地、海洋和时间来阻止这一仪式的完成：“她离海岬近了。她的皮肤是地衣、肉身是苔藓、骨骼是蘑菇并且会呼出孢子。她和世界水乳交融。每一把泥土里都有千千万万个她……”

披甲者的形象自然是暗指眼下掌权的某些男性独裁者，如今有许多旨在遏制对鲜活世界的系统性毁灭的抗议活动，《海岬》也触及到了这一方面。但其在形式上又有古人的影子，如中世纪的神秘剧和早期爱尔兰吟游诗人的《斯文尼的迷狂》（Buile Suibhne，西姆斯·希尼将其译为Sweeney Astray）。出乎我意料的是，其中还化用了《贝奥武夫》和《吉尔伽美什史诗》，自然的毁灭恰好是这两部文学史奠基之作的核心主题。吉尔伽美什曾大肆砍伐雪松林，贝奥武夫离开大殿后曾与沼泽和湖泊里的野外生物（wildeór）交战。在《海岬》里，这一秩序发生了颠倒。它讲述了土地获得生命后设法阻止人类暴行的奇妙景象。《海岬》符合斯克尔顿所谓的怪诞（eerie）一词，“与‘怪诞者’打交道，从本质上讲也就是承认存在着我们这个物种之外的生命……关乎探索人类与各种他者之间复杂而令人不安的关系。”

一种名叫“魔力石”（hagstone）的物件在《海岬》里频繁出现，这是一种中间有自然孔洞的鹅卵石。奥福德岬的前滩上就分布着许多这样的石头。在欧洲的民间传说里，从它的孔中可以窥见未来、过去或死后的生活。《海岬》里的魔力石类似于某种透镜，人透过它可以看到鲜活的、有其自身权利和力量的自然。

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 Wilson）曾发出警告，称随着灭绝率的上升，人类将会进入“孤独纪（The Eremocene）”——也就是孤独的年代。上个月出版的最新一期《自然状态》（Stateof Nature）报告发现，英国每7个物种里就有1个面临消失的风险。9月的研究表明，北美在过去50年当中失去了30亿只鸟——占总数的29%。古代神话里的树精灵与水仙子已经被驱逐了许多年。如今鸟类、哺乳动物、植物和昆虫也面临消亡，人类在世界上过得更加孤独了。我们或可将潜藏在伊利湖权利法案、《树冠》《海岬》《沼泽》以及谢菲尔德的抗议中的新生灵主义——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理解为一种迈向——以及抗拒——萧条冷落的孤独处境的呼声。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