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里有这么一种看法：挺过悲剧对个人成长有好处。你将以新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你将对朋友和家人心怀感恩。你将会吸取经验教训。你将变得更加坚强。在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发生之际，这一主题也会频频出现在媒体上。

但科学对此有何看法？痛苦和伤痛是否真的有价值？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名言“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种强有力的叙事

作为心理学家，我们过去十年来几乎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

我们并不是最先关注这些问题的学者。心理学家理查德·特德斯基（Richard Tedeschi）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 Calhoun）曾经研究过经历过失落或创伤的人群，这群人报告称自己更加热爱生活、更亲近家庭和友人、更加坚强且更有精神和灵感了。他们称此现象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这些发现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它表明危机本身即是转机，也与圣经中的救赎这一主题相呼应，即一切痛苦和伤痛终将导向自由。

这些发现也令我们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心理学家指出，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活说成是一个不断迎接挑战、克服阻碍的故事。我们也倾向于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它通常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里的关键元素。

如何预见创伤性事件？

“逆境带来成长”的文化叙事听起来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对围绕该主题的现有研究的考察却发现了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很难收集到创伤发生前后的人群的数据，例如我们无法预知谁会因飓风而失去住处。

有鉴于此，许多针对创伤后成长的研究，都会让人们估计创伤对其造成的改变究竟有多大。这可能是评估个人成长的一种有意义的方法——你向朋友或者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不错的——但这一方法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有研究表明，人们很难准确记起自己在创伤发生之前究竟是何等样貌，而受访者也可能会在依旧处于挣扎状态时宣称自己已经因创伤而成长了。单单自称成长，未必与家人和朋友的看法相符，也未必能反映其行为上的实际变化。

告诉他人自己已经有长进，或许是一种应对尚未消退的痛苦的办法。西方文化对长久沉浸在悲痛里并不乐见，久而久之，这一期望就成了人们理应“振作起来向前看”。

提问或者问卷本身可能就带有压力。创伤研究者常用的问题一般只论及正面的变化——即某人是否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是否确立了新的目标或变得更有宗教色彩，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暗含了振作和自我提升的预期。在别的一些情况下，人们匆匆以“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作答，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所经历的切身之痛遭到了否认。

但一些设计得较好的有关成长的研究则发现，人们对自己在创伤性经历后有何变化的看法与其实际发生的变化并无关联。事实上，那些自称因悲剧而获益良多的人更可能没有摆脱创伤后应激综合征（PTSD）和抑郁的困扰。

难有定论

从许多方面看，主张个人的成长与韧性乃是经历逆境的典型后果，这其中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它所传达的东西：伤痛从长期来看是好的，经历过创伤的人会比没经历过的人更强大。

但走出悲剧并非易事。有时，特定悲剧所带来的创伤是不可能彻底消失的，如子孙后辈之死。

也有一些人敢于直面自己经年累月与创伤斗争的事实。如果“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这句话是真的，那这些人在人们看来可能就是“软弱的”，或者被视为还有些“毛病”。

据我们所知，目前为止最可靠的科学研究结论大概是这样的：逆境确实可能让人成长。人们有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强大、改善其人际关系质量以及提高自尊。但这种情形发生的几率并没有大部分人以及某些学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此外，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和速度也是不同的。创伤发生后，人们会一直需要帮助以及来自家庭、友人和社群的社会支持。能否得到这些资源，决定着人们是否真的能浴火重生。

不应认定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成长。对许多人而言，恢复到创伤前的状态已经算是雄心壮志了。逆境确实可能带来新的洞见和智慧，但科学研究尚未确定其“何时”以及“如何”来临。创伤带来成长的故事无疑是充满力量的，它们在生活中可以起到激励作用，但我们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此类故事究竟是常态还是例外。

 作者Eranda Jayawickreme系维克森林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Frank J. Infurna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