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唐代开元初，突厥第二汗国墨啜可汗的女儿——毗伽公主——因草原动乱、父死兄亡而南下附唐，数年后，世随时易，玄宗又赐其唐朝公主的身份，并令其作为和亲公主再嫁回突厥，而所嫁之人正是其杀兄仇人——默棘连，毗伽公主最终在和亲临行前卒于长安，默棘连可汗也因与唐帝国议和而被草原独立势力鸩杀，此次和亲遂以悲剧收场。以胡女入胡的和亲类型，在中国古代殊为少见。对风云激荡之大时代背景下和亲公主个体命运之辗转起伏进行梳理，或有助于透过历史烟尘理解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前半叶唐与北方草原各族关系之微妙与复杂。

一、突厥复活

突厥本为匈奴别种，其先居金山之阳，西魏大统间建国北疆，以阿史那为首领。至隋及唐初，势力臻盛，甚至一度兵锋直指长安。贞观以来，李世民励精图治，终于在贞观四年（六三○）一举将其翦灭，并擒其首领颉利可汗，遂使其众尽降。为求长治，太宗在战后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将突厥旧部内迁，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羁縻之，并于边境设六胡州，令突厥旧将担任长官，总理胡事。在此后唐朝远征高丽和讨伐安西的战事中，突厥降户亦多有参与。自贞观至永徽间的数十年间，北方草原总体显得平静。

然而，突厥人复国的梦想从未停止，平静的背后充满暗潮。高宗调露元年（六七九），漠南定襄都督府管辖区域内的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与阿史德奉职，拥立旧东突厥王族出身的阿史那泥孰匐，以复国为号召，发动叛乱。定襄都督府辖内突厥降户人马众多，阿史德温傅又颇具声望，故当其点燃第一把火后，山西、河北一带由突厥降户组成的二十四州蜂拥而起，迅速啸聚十万余众，叛乱范围亦由定襄扩展到整个漠南，并煽动东方的奚、契丹为外援，声势颇为浩大。但唐朝对此次叛乱反应也极迅速，高宗得知消息后，即诏令刚远征西突厥凯旋的裴行俭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授予其节制大权，并在短时间内于定襄一带集结三十万人马，终于在六八○年将叛乱成功平息。

在平定定襄叛乱时，朝廷一方面调派兵马围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也予以调整，即在六胡州内取消了突厥人的自治权力，改以唐人为刺史。此举大概是唐帝国对以阿史德温傅为代表的突厥地方官率领降户叛乱心生戒备所致，通过从突厥人手中收回地方自治权力，意在加强对突厥降户的监管。然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举措却在突厥降户中产生巨大反弹，并为稍后更大规模的叛乱埋下祸根。就在首次叛乱被扑灭的当年，阿史德温傅又自夏州迎奉颉利可汗的近亲阿史那伏念，并再次叛乱，后仍以失败收场。这些此起彼伏的叛乱，从表面看是突厥降户对唐廷剥夺其自治权力的反抗，实则是蕴藏于突厥降户内心坚定而强烈的复国意愿的外在体现。六八二年，阿史那一族的骨咄禄第三次树起反帜，并得到素有智谋的阿史德元珍的援助，“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今专统兵马事”（《通典》卷一百九十八）。据《阿史德元珍碑铭》所载，阿史那骨咄禄与阿史德元珍起兵时仅有七百人，但却得到许多降户的支持，并于六八三年攻陷单于都护府，最终使在草原消亡半个世纪之久的突厥汗国成功复活。历史上将这个由骨咄禄建立的突厥政权称为“突厥第二汗国”。

突厥第二汗国最初主要位于漠南的阴山山脉一带，在击退唐、契丹的进攻后，突厥铁骑借与铁勒各部征战来扩大势力，并在六八六年底至六八七年初，将根据地移往漠北的鄂尔浑河至于都斤山一带。此间，六八五至六八六年的漠北大旱，使唐帝国的安北都护府从漠北撤退到河西，而九姓铁勒也因干旱而整体濒临危机，大量难民越过戈壁流入河西。漠北的空虚，给突厥第二汗国提供了充足的战略空间，随后骨咄禄称颉跌利施可汗，成为第二汗国的初代可汗。

七一五年（开元三年），九姓铁勒发动叛乱，七一六年墨啜在土拉河畔击败九姓铁勒之一的拔野古部之际，中了颉质略率领的拔野古残部埋伏而遭斩杀，“乃与入蕃使郝灵佺传首京师”。

墨啜死后，奚、契丹、拔曳固诸部皆降附于唐，突骑施苏禄复自立为可汗，草原遂再次陷入分裂。与此同时，在突厥内部，以墨啜的嫡长子匐俱（移涅可汗）为首的一派和初代可汗（骨咄禄）之子默棘连、阙特勤兄弟间围绕汗位展开激烈争夺。最终，阙特勤纠合旧部，“杀墨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阙特勤作为左贤王掌握军事大权，前朝老臣阿史德元珍也重返宰相之位。这场权力争夺之更多内情，已无法详知，惟可据公主墓志云“须属家国丧乱，蕃落分崩，委命南奔，归诚北阙”，知在权力争夺中失败后，墨啜一族被戮殆尽，其女毗伽公主与兄墨特勤、驸马觅觅等，被迫离开草原，南附长安。

三、别样和亲

岑仲勉认为，前时降户多谋叛归碛北，毗伽公主之驸马觅觅可能参与此事，由内地叛归草原而被定为重罪。由于毗伽可汗默棘连与公主有杀兄夺位之仇，故公主并未随觅觅叛唐。然据唐律，有罪者妻子恒入掖庭为奴，如突厥阿布思被诛后，其女就配掖庭（见《因话录》），故公主最后亦因驸马叛归而被没掖庭。

毗伽可汗在继承汗位后，接受阿史德元珍的忠告，极力避免与唐发生冲突，将主力用来讨伐北方的铁勒各部和东方的奚、契丹以及西方葛逻禄、拔悉密等。突骑施汗国占据西突厥旧地，虽被一时压制，然在苏禄的领导下迅速重振实力，毗伽可汗为避免重蹈墨啜之覆辙，与各方共存。

突厥势力在墨啜之后再次兴盛，使唐帝国的北部边境再次面临巨大军事压力。对此，虽然默棘连遣使请和，然玄宗“答而不许，俄下诏伐之”。在围剿的军事计划中，玄宗共发兵三十万，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总管王晙为主帅，约定于开元八年（七二○）秋并集稽落水上，使拔悉弥（《旧唐书》作“拔悉密”，《通鉴》作“拔悉弥”）、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连。在参与的力量中，包括七一五至七一六年发生混乱时从突厥出走改而归顺唐朝，且被安顿在山西北部的九姓铁勒中的五部，墨啜之子墨特勤作为唐军将领，参与了讨伐毗伽可汗的大军。

然而，这次征讨终因拔悉密军率先行动和奚、契丹的迟缓而被各个击破，唐帝国的西域重镇北庭也随之陷落，突厥甚至绕道河西，在甘州、凉州一带击败唐军，“突厥遂大振，尽有墨啜余众”。然而，毗伽可汗并未趁势继续进攻，转而对唐采取和平政策。

开元九年（七二一），毗伽可汗“固乞和，请父事天子”，同唐约为父子，且愿以子臣奉唐。对此，刚遭受军事失败的玄宗，自然许其所请。时玄宗欲东巡泰山以封禅，然又恐“举国东巡，有如乘间，何以御之”，故遣鸿胪卿袁振往谕帝意，召其大臣入卫。袁振到达草原，受到默棘连的盛情款待。默棘连并约求娶公主以促成和亲，以固两国关系。他在帐中当着臣下的面对袁振说：“吐蕃，犬出也，唐与为昏；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独突厥前后请，不许，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昏，可乎？”默棘连曰：“不然，二蕃皆赐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择，但屡请不得，为诸国笑。”默棘连将突厥与吐蕃、契丹、奚做比，请求和亲，言辞恳切，持论允当，袁振亦为其所动，遂将其请奏告朝廷。默棘连遣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献，扈从封禅。然封禅毕，玄宗仍“厚宴赐遣之，然卒不许和亲”。和亲之事仍无着落。

后“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书”，天子嘉之。其实，默棘连此举既向玄宗表示忠心，也带有一定的示威意味。如若和亲不成，突厥与吐蕃联手寇边，则必将为唐带来巨大的战祸，多年以来，“默棘连请昏既勤”，并缔结父子关系。对于和玄宗结为父子的请求，唐廷似并无拒绝的理由。但是，玄宗对于下嫁公主一事似乎苦恼不已。远嫁汉女至胡地，令帝女及宗室女子人心惶惶。为安抚后宫，并最终解决默棘连所请，于是玄宗最终把已没入掖庭的墨啜之女释放，并立为唐朝公主，使其与默棘连和亲。

事实上，毗伽公主和默棘连是从兄妹关系，更重要者，毗伽可汗还是杀害长兄（移涅可汗）、夺取汗位，导致自己和兄长墨特勤流落唐朝的仇人。墨特勤归唐之后，在历次唐军讨伐突厥的战事中，皆踊跃参加，并积极充当先锋，可见其对默棘连政权的敌意颇深。这种仇视必也充斥毗伽公主胸中，此在其夫觅觅当年叛唐归附草原，而公主并未随同，以牺牲家庭和甘受唐廷责罚为代价也不归附默棘连，就已说明她对新任可汗仇视之深。面对玄宗与默棘连的和亲约定，毗伽公主虽不像后宫女子那般对草原生活感到陌生与恐惧，但当玄宗将其许配的对象是自己的家族仇人时，还是激起了她的强烈抵触。事实上，她一旦回到草原，作为墨啜之女毗伽公主的身份会再次复活，而等待她的，将是与她的家族昔日被“屠戮殆尽”相同的命运。

公主在出嫁前被允许离开后宫掖庭，到亲兄墨特勤府邸暂居。按照礼仪安排，毗伽公主本该在那里风光出嫁的，可根据墓志的记载，她却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就死掉了。据墓志载，其死时年龄为二十五岁，正值芳华盛年。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其自然死亡的概率很小。有学者认为她猝然而死的原因当是自杀，无疑是有道理的。

“默棘连请昏既勤，帝许可，于是遣哥解栗必来谢，请昏期。俄为梅录啜所毒，忍死杀梅录啜，夷其种，乃卒。”梅录啜此前曾因吐蕃相约“连和钞边”而奉默棘连之命出使长安，“引使者梅录啜宴紫宸殿，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从内容上看，梅录啜在突厥内部应该算是对唐廷充满好感和善意之人。然默棘连因为请婚成功，居然被梅录啜毒杀，这里除却梅录啜有忌功嫌疑外，也可见出突厥政权对于和亲之事意见冲突之剧烈，因为和亲，毗伽可汗也成为牺牲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毗伽公主若真犯险回到草原，被杀应属必然之事。

毗伽公主婚前勇敢一死，保全尊严的同时，也反映出唐朝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时思虑欠妥、处置失当。对于公主而言，突厥的民族身份深植其血脉，而现实的身世遭遇又使其政治身份充满变化，从而使其民族身份与政治身份产生紧张冲突，并反映出其现实处境的尴尬。玄宗希望通过赐予其唐朝公主这一行政手段，改变其民族身份，这种考虑是建立在汉族立场上的一厢情愿，而疏于虑及突厥汗国是一个民族色彩鲜明的政权。这反映出玄宗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的局限，与太宗贞观时期提倡的“四海一家”民族观相比，则明显稍逊一筹。由于玄宗朝的民族政策摇摆不定并渐趋消极，遂与周边民族关系日渐交恶，端赖武力控驭，分别在东北与西北共设八个节度方镇以守御之。由于朝廷“守外轻内”，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国运也随之一落千丈。民族关系与内政休戚相关，良好的民族政策确如费孝通先生所言，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方能“天下大同”。由毗伽公主墓志所管窥的玄宗开元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策，或也能为当下相关问题提供思考的材料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