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宇芽控诉家前男友沱沱的施暴行为及高以翔意外死亡事件。

宇芽控诉前男友家暴：施暴的男人，都是精神变态吗？

11月25日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就是在这一天，网红宇芽YUYAMIKA（以下简称宇芽）用一条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掀起了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关注。在那条12分钟的视频里，宇芽讲述了半年来她遭受家暴的经历。宇芽是一位有着90万微博粉丝的美妆博主，曾凭模仿蒙娜丽莎和爱因斯坦成名。她于2018年8月结识了插画师沱沱的风魔教（以下简称沱沱），一个月后开始交往。二人在一起之后，她经历了从精神控制逐步升级到家庭暴力的恐怖噩梦。

视频开头的一段电梯监控录像记录了沱沱对宇芽进行第四次家暴的片段。据宇芽所说，她一人在新房子里刷墙之后想要早点回家休息，而沱沱不想回去，在宇芽回家后，沱沱又以死威胁。“我不放心就过去看他，却没想到一进门他就打我，吓得我想坐电梯逃跑，结果他追上来强行把我从电梯里拖出，用力掐我的脖子快要窒息，抓着我的头使劲往墙上撞，不停地辱骂我，把所有的仇恨都发泄在我身上。”那次暴力事件发生之后仅仅一周，宇芽又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殴打，这坚定了她分手及曝光沱沱恶行的决心。

这并不是“家庭暴力”近期在公共舆论场中涌现的唯一案例。11月24日，韩国女星具荷拉在家自杀身亡，在此之前，她也曾饱受前男友崔钟范的暴力对待，男友甚至用隐私视频威胁她，而她不得不在电梯中向对方下跪。同样是在上周，蒋劲夫的乌拉圭籍女友在社交网络上控诉蒋对自己进行囚禁、殴打，毁坏她的银行卡和电脑，事后还会注意销毁家暴证据。而就在2018年的这个时候，蒋劲夫还身陷殴打日籍女友被日本警方搜捕的丑闻之中。

从2001年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让家庭暴力的概念出现在公众视野，到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再到近几年接连爆出的重大恶性家庭暴力事件，“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等概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每次家暴事件曝光后，也总有一种质疑声出现：“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不及时报警？为什么要一味忍让？”似乎家暴的错误总是源自受害者的软弱和不作为，然而这种论调实际上模糊了问题的真正重点，即施暴者的动机和施暴心理机制，以及阻止他们施暴的方法。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主任、公益律师郭建梅在接受“正午”采访时指出了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基本特征：

一是性别歧视，他们信奉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古训，他们相信暴力是迫使受害人就范的合理而又有效的手段。

二是内外双重面孔，家暴施暴男呈现给亲密伴侣和外人的是两副不同的面孔，在外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标准，对内他们借助暴力手段控制亲密伴侣。

三是过度的嫉妒，他们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嫉妒心，嫉妒表面上似乎是因为爱得过深，实质上嫉妒和爱没有太大关系。嫉妒是嫉妒者因极度害怕失去某个人的感情、某种地位或利益而产生的焦虑，是嫉妒者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嫉妒者为了控制对方，以嫉妒为借口，捕风捉影，侮辱、谩骂、殴打亲密伴侣，甚至跟踪、限制对方行动自由。

四是依赖心理，大多数施暴人是不自信、不自爱、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需要借助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受害人在暴力下的顺从，是施暴人获得自信和安全感的手段之一。这种依赖心理，使得施暴人坚决不同意分手，面对受害人的分手要求，施暴人或采取分手暴力企图阻止受害人离开，或痛哭流涕保证痛改前非。

五是人前自我伤害或以死相逼，受害人若想分手或离婚，施暴人往往会在受害人、法官或特定人面前进行自我伤害，甚至以死相逼，其目的是为了使受害人产生内疚和幻想，以便继续控制和操纵受害人。

六是习得暴力，施暴人通过儿童期的模仿或亲身经历而习得暴力的沟通方式，因此，观察他们原生家庭的沟通模式是否具有暴力因素非常重要。

“果壳网”的一篇文章援引宾州州立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的亲密关系暴力理论指出，家庭暴力属于亲密恐怖（intimate terrorism，IT）的范畴，即一个伴侣有目的地使用暴力，以强迫控制另一方。“在这样的关系里，暴力不是冲突失控时的互殴，而是单方面施加的、反复发生的严重虐待。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施加的暴力次数明显要多得多，使用的暴力手段多种多样（恐吓，辱骂，毁坏物品，自残，殴打对方，虐待孩子或宠物，限制对方与外界接触，控制对方的钱财），控制着受害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是，亲密恐怖型的暴力是个层层升级的过程，施暴者对伴侣造成的伤害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统计数据显示，八成以上的亲密恐怖施暴者是男性。这类施暴者通常会进行身体、经济和情感虐待，孤立、隔离伴侣，通过威胁恐吓让伴侣退缩，并否认自己的虐待行为，将之归咎于对方的“错误”。文章指出，“亲密恐怖”型家暴者有两类，一类是可悲而无能，只能靠暴力和威胁来阻止伴侣离开的人，一类是反社会且自恋，对伤害他人毫无愧疚感的人。他们都对家暴行为毫无愧疚之感，他们对伴侣的执念，不是出于爱意，而是出于某种病态的控制欲。

然而，梁文道撰文提醒人们警惕将家暴男视作精神变态或少数异类的想法。根据中国妇联的数据，在全国2.7亿个家庭里，约有30%的已婚女性曾遭受家庭暴力。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认为社会中几乎1/3的男性都是不正常的“精神变态”，这背后注定有某种将暴力行为合理化的机制在运作，让这部分男性能够肆无忌惮地挥拳打向自己的伴侣。

这个让家暴合理化的社会机制就是“父权制”。男性面临的社会期待是要有男子气概，能够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规训管理子女和妻子的行为，而女性面临的社会期待是要有温柔贤淑的女性气质，遵从“三从四德”，照顾整个家庭。“在这整套父权的支撑之下，男性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支配、控制女性的权力意识。”梁文道指出，虽然不是所有在这套机制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成为施暴者，但一些因素会触发他们的暴力倾向，比如在家庭中目睹父亲用暴力对待母亲，孩子就有可能将这种相处方式合理化，并复制到自己的亲密关系中。

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看来，男性社会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就是“暴力的色情化”，这从根本上扭曲了两性关系，将之变为主宰-服从的不平等关系。从男孩子玩玩具剑、玩具枪、射击类电子游戏到青春期和成年期接触的各种歌颂战士或英雄的流行文化文本，男性在潜移默化间被灌输了一套父权/阳刚男性气质文化脚本：即不应该软弱、哭泣（这是女孩子、“娘娘腔”做的事），“真正的男人”永远不能承认害怕、承认犯错，而应将痛苦伤心造成的排解不了的强烈神经刺激转化为愤恨这种“男子汉”情绪，去发狂，去让别人哭。“‘真正的男人’必须控制自己身上被人看不起的‘女性的’一面，并且要竭尽全力地去控制他人，”艾斯勒在《神圣的欢爱》中写道，“因此，男孩子在成年仪式上必须首先表明他不怕别的男人，而且能够在性上主宰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强壮男人脚本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性不是双方的快乐，更不是关心，而是暴力统治。”

在《越轨：人为什么会干“坏事”》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亚力克斯·梯尔（Alex Thio）告诉读者，父权制对一些丈夫的影响较大，让他们更有可能去虐待配偶——他们往往是那些生活困顿，感觉失去了生存权转向从更为弱势的女性身上获得控制感和心理平衡的人。“既然他们没有钱和其他宝贵的资源等这些富有的男人借以控制他们妻子的东西，穷人们便被迫诉诸暴力，以此作为控制他们妻子的手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经常表明穷人或者失业的人比其他的男人更有可能殴打他们的妻子，特别是那些受雇用的女人，因为她们的工作显示出对丈夫权力和控制的一种威胁。”

也正是因为父权制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地弥散于整个社会之中，单靠个体受害者的勇敢反抗是无法真正阻止施暴者的。而是需要公共力量介入，用法律手段严惩施暴者，让他们更加明白，他们的施暴行为是有后果的。梯尔指出，虽然家庭暴力是个全球性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生的频率更高。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受害者依然无法从公共机构获得帮助。而得益于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女权运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受害者更容易获得这些帮助。

沱沱在最后一次严重暴力行为中警告宇芽“你告我，你也告不赢”“你没有证据”。在整个事件被曝光后，他受到了拘留20天的处罚。但到什么时候，中国的家庭暴力施害者能够无法在施暴时像这样威胁受害者，并轻松地从暴力犯罪中脱身；受害者能够毫无顾虑地在第一时间选择离开，而不是默默吞咽苦果呢？

高以翔意外死亡事件：在“过劳时代”，有谁能够逃脱吗？

11月27日午后12时23分，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组发布官方通报，证实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期间突然倒地，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后，医院宣布高以翔心源性猝死。此时距离出事时间已过去约11个小时。有现场观众爆料称，从26日上午8点半到27日凌晨1点45分，《追我吧》的录制时间达到17个小时。在事发现场，黄景瑜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高以翔身体出问题的人。据说当时高以翔极速奔跑后导致体力透支，随后在现场昏倒，但工作人员起初以为是节目效果而并未立即停止摄像，也未上前进行及时抢救。

这位年仅35岁的男艺人以酷爱打篮球的健康运动形象著称，据台湾媒体报道，其经纪公司老板丘秀珠得知高以翔猝死的消息后相当难过，他表示高以翔最近要拍一部电影，因此前阵子才做完健康检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很好，并未有什么心脏方面的疾病。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意外身亡更让人感到无比震惊。

事发之后，浙江卫视的危机应急方式让公众不满，节目本身的设置和安全保障也引起了诸多质疑。《追我吧》是浙江卫视于今年10月推出的一档户外真人秀节目，节目会将艺人组队，在城市CBD与素人进行竞技娱乐兼具的“硬核较量”。值得注意的是，与明星一起竞争的素人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运动达人、跑酷达人。有报道指出，节目的难度“连国家级运动员都难以应付”。在节目前期宣传中，“竞技感”被频频提及，这意味着节目嘉宾必须拼尽全力。

界面新闻刊发的深度报道《演员高以翔录节目身故，竞技类综艺为何这么拼命？》指出，近年来室外竞技类节目越来越多，争夺着观众有限的注意力。为了追求高收视率，节目往往会选择提升游戏难度，一方面让艺人参与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把极端情况下艺人的临场反应作为卖点吸引观众。继《奔跑吧兄弟》之后，“艺人+户外竞技+真人秀”已经成为浙江卫视制作综艺节目的固定套路，这也为其带来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冠名赞助收入。但随着明星生活观察类综艺和慢综艺越来越受欢迎，竞技类节目逐渐流失了固有观众群，只能推出更加惊险刺激的新节目来夺眼球。

报道认为，《追我吧》是浙江卫视的一个昏招。观众真正喜欢的不只是刺激，而是明星嘉宾真实的反应和选择，但这种真实感不一定要靠迫使明星达到体力极限来获得。“在全新的综艺生态群里，面对互联网视频平台和老牌对手卫视们的围追堵截，浙江卫视推出这档节目，既无竞争力也没有影响力，最后却以这种完全意外的方式引爆了舆论。”

报道还指出，熬夜录制是国内综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界面文娱记者的经历中，许多节目都是傍晚或晚上开录，凌晨一两点甚至清晨七八点才收工。录制期间，从工作人员、观众到嘉宾都必须一致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也鲜有休息时间。正是在这样的高压工作环境下，许多白天本来能够做好的安全保障出现松懈，许多精力充沛时能够完成的项目和动作也有了失误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高以翔这样的事故。

明知录制综艺节目的种种辛苦和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明星们为何不反抗？娱评人黄佟佟在“腾讯·大家”撰文认为，这是娱乐行业竞争激烈、明星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关系。演艺圈实际上就是以“血汗工厂”的模式运行的：艺人时时面临“花无百日红”的压力，只有趁自己还在流量期拼命曝光赚钱；影视机构、演艺机构及其背后的资本为了在明星短暂的红利期内赚到更多的钱，不断压榨艺人，要求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出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头部资源竞争的机会太激烈太难得，在巨大的利益和竞争面前，明星们除了“以命相搏”，别无选择。

高以翔意外去世后，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文感慨称，自己就在宁波CBD工作，所在的办公楼在节目镜头里是灯火通明的美丽夜景，然而身处其中的是许许多多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在办公室里的他们和在办公室外奋力奔跑的高以翔，实际上并无区别。或许《追我吧》导演陆浩说过的一句话最能反映这种遍布全社会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其实，我们的人生一直都在追逐和奔跑中。节目中设置的装置，体现出参与者遇到困难时的一种精神，你要走出这个装置，到下一个装置，遇到困难跌倒了，摔下去了，但是还要爬起来，继续再往前跑，你不跑，就会被后面的人‘干掉’，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

“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援引国家心血管中心统计数据指出，中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已达55万人，因为加班造成猝死的人群在逐年增加，并越来越多地朝着年轻群体蔓延。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27小时，这一数字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为5小时。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导致的抑郁症和自杀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奇葩说》第六季中出现过这样一个辩题：面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996，是否应该和它886。导师罗振宇的观点是：“你还真以为工作和生活还能分开呢？放你五点回家有什么用，你还不是要在微信上工作，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文章指出，这种将不合理现实合理化的论调令人心惊，它也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盛行的加班文化——即将加班视作有能力、受雇主重用的表现。“过劳工作的背后让人觉得可怕之处不是‘有没有兴趣本身’，而是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个体的选择十分有限……生在其中的人们被洗脑、被裹挟，并被迫认同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则，这才是我们真正该警惕的。”

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和他的团队经过多项调研发现，中国知识员工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的人超过30%，超过60个小时的人占近10%。杨河清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更多的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其实是一个误区，劳动投入与价值增长的关系其实存在临界点，当超过临界点后，过劳程度越严重，经济损失越大。他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中国由于过劳造成的损失非常高。

对于“过劳”现象是否能缓解，杨河清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从未来几年的短期看，我认为不大可能缓解，但是也不会严重恶化。因为我没有看到推动缓解或者严重恶化的力量出现。从一二十年的短中期考虑，我则持比较中性的态度。原因在于，影响过劳的因素太多太复杂，这些因素未来会如何变化现在难以把握。诸如技术发展方面，AI对劳动的替代，机器人对劳动的替代，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劳动的替代等等会是什么样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得而知。从社会发展来看，法律、政策、市场、理念、意识等的变化对于过劳的影响也无法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