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亚马逊、谷歌、脸书和苹果的崛起而言，值得注意之处不在于它们是当今的热议和研究对象，也不在于它们有可能被拆分，而是它们长期以来被允许赚如此多的钱，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

这几家公司的产品几乎伴随我一路长大。我阅读它们的财报、追寻其创始人的智慧并关注其几乎只呈现一种趋势的股价：上涨。长久以来，一切相安无事。资本主义总有赢家。他们参与竞争，并且获胜了。

这套叙事以往甚少遇上挑战。奥巴马政府助长了它。2011年时有一张颇为著名的照片，奥巴马坐在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在内的一群企业家中间，与他们把酒言欢。2015年欧盟的监管者在调查谷歌时，奥巴马警告称不要因美国公司的成功而惩罚它们。一年后，也就是奥巴马总统任期里的最后一个夏天，奥巴马家模仿西南偏南艺术节（SXSW，美国得州奥斯汀每年春季举办的音乐节——译注）在白宫举办了一场聚会，科技精英济济一堂。同时，四大巨头的股价一路疯涨，从奥巴马2009年上任时的2040亿美元飙升到了其2012年卸任时的1.95万亿美元（脸书2012年上市）。

过去三年来，这几家公司的价值依旧有增无减，其市值如今达到了3.5万亿美元，比英国的GDP总量（2.7万亿美元）还要多不少。但它们的名声却已经崩塌。科技巨头现在是个贬义词，和大石油公司、大药厂相似。而这些公司的运营者则被视为了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盗贼大亨。

正如洛克菲勒、卡内基和范德比尔特一度分别控制了美国的石油、钢铁和铁路，如今也有一批人控制着我们的搜索、购物和分享、观看、信息和旅游。如今的巨头比以前更加强大了。它们不仅控制了工业原材料，还控制了我们的许多时间甚至于部分心智。对这种权力的集中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此现象想必会让许多20世纪的政治家瞠目结舌，这群政治家曾经费尽心思来确保不再有人能够得到美国第一批产业霸主的力量。

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的《巨头：垄断权力与民主的百年战争》一书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身为华盛顿“开放市场学会”的研究员，斯托勒带来了一条令人坐立不安的消息：1970年代，新一代民主党人提出了一条该党的核心信条——私人垄断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对民主的威胁。《巨头》篇幅冗长，略显重复啰嗦，对关键人物的描绘还不够生动。但斯托勒的主要论点还是很鲜明的。他的书对莉娜·汉（Lina Khan）的书构成了补充，后者是其在开放市场学会的前同事，2017年在《耶鲁法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从法律的角度揭露了亚马逊的各种垄断性操作。

根据汉的解释，亚马逊对商贸的把控，源自始于40年前的一项无声的法律革命，斯托勒指出民主党正是在那时丧失了“平民主义的灵魂”。1970年代，在政治领域及法律领域，垄断权力都得到了重新的定义，淡出了视线，且彻底不再是对国家的威胁。

这是一项重要的转变。它打破了沿用60余年的反垄断或称“反托拉斯”法，1911年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曾控制了美国90%的原油供给，当时的最高法院将其切分为了34家小公司。不久后，国会某委员会又要求银行家摩根就“金钱与信贷在少数人手中的……大规模及迅速集中”作出解释。在此后两代人的时间里，许多美国立法者都以毕生精力与这样的霸权作斗争。

斯托勒的故事就以其中一人为焦点，怀特·佩特曼是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曾付给法学院“一捆捆干草”，1929年至1976年间担任参议员。佩特曼是反托拉斯的实践者，但其奠基者则是路易·布兰迪斯，他是个爱好较劲的律师，多年以来和摩根作对，1916年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推动布兰迪斯的信念非常简单。美国要么是民主的，要么就掌握在少数财阀手中，两者无法同时成立。民主不仅要求政治和宗教自由，还有“产业自由”——即人们“自食其力”的自由。布兰迪斯主张，每个美国人都应有能力成立一家公司，并参与市场竞争。任何生活在垄断之下，受制于少数自命不凡的产业家的突发奇想的人，都不算自由公民。

此信念不仅激励了怀特·佩特曼，也激励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其新政和反希特勒的立场皆源自于此。产业自由的话语在20世纪中叶成为了美国的共识。《巨头》深入考察了这一时代，表明了反托拉斯法如何与强大的工会、高税率以及对银行权力的限制相辅相成。斯托勒强调，民粹主义不是特朗普的发明，它一度是民主党的根基所在。

民主党在1970年代的巨变，部分原因在于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这个人。1978年博克出版了一本《反垄断悖论》，其中不仅驳斥了布兰迪斯的核心观点——垄断是反民主的——并将二者斥为不相关的。身为共和党的顶尖法律专家，博克称要忘记权力集中的危险，忘记竞争性民主。这类概念无非是“含混不清的社会价值”。市场里只有一样东西要紧：消费者的福利。

在博克看来，自由是模糊的，而福利则是清晰可测的。你可以用图表来呈现它。如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都实现了最大效率，那么从定义上讲市场就是有效的。如何知道市场有效与否？并非通过竞争这一催生廉价商品的传统途径，而是直接通过低价。按博克的逻辑，只要价格够低，市场就肯定是充分竞争的。如果大公司以强有力的降价举措赶走了小公司，那就更有效率了。

反托拉斯的意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最高法院开始援引博克的著作，他们很快就全盘接受了它。同时，新一代民主党人也在国会里崛起，取代了诸如佩特曼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变。一个严重通胀的时代令激进变革变得可能。博克的理论极其简洁，说服力日益增加。市场需要修正。低价就是答案的一部分。美国人也不再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要归功于反托拉斯法。既然已经受了控制，垄断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亚马逊正是抓住了这一空当，斯托勒的故事没有写到这一点，但其权力是科技巨头如今的威胁的先导。二十余年来，亚马逊从事的就是一个垄断者的行为。但由于它以博克推崇的低价策略千方百计地讨好消费者，它逃过了一切审视。如今它远不仅仅是“万物商店”，而是避无可避了。

哪怕你对其产品有不满，也几乎无法逃脱为它添砖加瓦的命运。互联网就是基于它的基础架构来运作的。任何线上的东西都需要算力、服务器及数据库。亚马逊的网络服务在这些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你可以称之为互联网时代的石油、钢铁和铁路。不管你是看Netflix还是读《卫报》，都要过亚马逊这一关。

美国建国始于反对茶叶垄断，它的信条是自由而不是低价。若沃伦或桑德斯能当选总统，产业自由的话语或许就有望复兴，并且是以与它之前失落时相同的速度。但应对这些巨人一般的公司需要的还不止于此。总统的任期终究会结束，科技巨头深信自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Harry Lambert是《新政治家》杂志编辑。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