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Brad Stone、Vernon Silver

协助报道：Stephanie Bodoni和Gaspard Sebag

编辑：张晨

翻译：贾慧娟

莫名的失去市场

谷歌再度站在风口浪尖

2014年1月，全球精英会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谷歌（Google）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公司其他4位高管在瑞士达沃斯洲际酒店见面。这家洲际酒店是一座蛋形的金色建筑，与旁边的阿尔卑斯雪山显得格格不入。谷歌高管们希望在这里与欧盟竞争事务专员华金？阿尔穆尼亚（Joaquín Almunia）敲定最终和解协议，阿尔穆尼亚也是谷歌过去4年来的主要法律对手。会议室里氛围友好又紧张。阿尔穆尼亚的任期在秋天到期，谷歌不想到时候还得跟他的继任者重新开始谈判。谷歌之前提出的两个提议受到其20家竞争对手一致反对，它们已向阿尔穆尼亚和欧盟正式提出投诉，称谷歌利用其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压倒性的优势吸引用户使用它自己的服务。例如，当用户在欧洲某个城市搜索最佳餐馆、附近的牙医或航班时，谷歌就提供自己的地图和其他服务的链接，而不是显示网上其他最佳搜索结果的链接。现在，施密特对欧盟的谈判团队说，谷歌愿意既提供自己的服务链接，也提供其他搜索结果的链接。他用PowerPoint幻灯片展示说，如果用户用谷歌搜索“红色索尼相机”或“去罗马的航班”，谷歌将在搜索结果页面顶端的突出位置设一个结果框，内含3家竞争对手网站的链接和标识，如Yelp、TripAdvisor和Expedia。

施密特介绍完谷歌的提议后，阿尔穆尼亚提了一大堆问题。67岁的阿尔穆尼亚是一位慈祥的经济学家，他曾竞选西班牙首相但落败。他问施密特：谷歌的竞争对手如何可以获得这种特殊待遇？（他们必须在拍卖中竞拍。）如果可能的话，这如何影响用户的行为？（没人知道。）谷歌的首席律师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和法律总顾问肯特？沃克（Kent Walker）帮助施密特回答了这些问题。然后施密特询问了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承包商Booz Allen Hamilton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后，欧洲反美情绪恶化的问题。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得到欧盟委员会所有成员国（28个）的一致批准，这也是为什么谷歌希望先搞定他们的老大。施密特问阿尔穆尼亚能否在他的任期结束前让和解协议获得批准，阿尔穆尼亚说，他有信心做到。两个小时后，大家对谈判结果表示很满意，握手告别。

10天后，阿尔穆尼亚站在欧盟总部大厦会议厅的讲台上宣布了这个协议。谷歌在欧洲长期面临的反垄断考验似乎终于结束了。在加州山景城的谷歌总部，这项与欧盟的和解协议已被视为板上钉钉，负责这项事宜的员工已经开始接手其他工作。但结果是，谷歌的估计大错特错。阿尔穆尼亚在欧洲委员会内部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来批准这项协议，甚至都没能对协议进行投票。

2015年4月15日，阿尔穆尼亚的继任者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也站到了欧盟总部同一个会议厅的同一个讲台上。维斯塔格今年47岁，是丹麦财政部前部长。她直言“大公司不能滥用它们的主导地位在相关市场创造优势”，正式指责谷歌滥用其在一般搜索方面的霸权地位来主导网上产品搜索市场。这种指责相当于对谷歌定罪，这正是阿尔穆尼亚试图通过达沃斯的私下和解来避免的结果。这还不是全部。维斯塔格还宣布调查谷歌是否滥用智能手机安卓操作系统的主导地位。她表示也有可能对有关谷歌在当地搜索、地图、旅游等市场扩张的做法展开调查。对谷歌来说，这是一个噩梦。这意味着长达数年的审查，高达60亿美元的罚款，以及可能永远限制其产品有效性的法令。

仅仅15个月，谷歌就莫名失去了欧洲市场。

反对的声音应接不暇

政客们拿谷歌做文章

2014年斯诺登事件之后，谷歌开始丧失它以前积攒起来的良好声誉。斯诺登泄露的几份NSA文件显示了谷歌和其他公司是如何允许NSA进入其用户账户的。谷歌说，公司遵循法律，抵抗NSA的做法，但这已经造成了损害。“如果反正NSA会看你的电子邮件，要两步认证又有什么用？”总部位于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互联网和人权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本？瓦格纳（Ben Wagner）说，“（人们）对谷歌的态度转变巨大。”

柏林团体Peng Collective的活动人士2014年5月在Re：publica数字文化大会上举办了一个假冒产品“Google Nest”的发布会以讽刺谷歌。这套假冒产品包括“谷歌信任”数据保险（“完全免费，你用你的数据付钱”）：“谷歌蜜蜂”私人无人机，可以监视你的家人；还有“谷歌拥抱”，可以帮助用户与其他需要亲情的人建立联系。“在总部位于柏林的黑客组织Chaos Computer Club去年12月举行的大会上，一位法国匿名人士发表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讲话，题为”滚蛋谷歌“，称谷歌地图是公司想成为一个国家的野心证明。”没人会对一片他不打算侵吞的领土绘制地图。“他警告说。

谷歌拒绝让公司高管接受正式采访，但有几位高管承认，欧洲批评的强烈程度让谷歌措手不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之前在用户中普遍受到欢迎。虽然未经证实，但很多人断言，在必应（Bing）上，最常见的搜索关键词是“Google”。（微软拒绝证实这种说法。）但谷歌对此深信不疑。公司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占有90%的搜索市场份额，在美国占76%，其安卓操作系统占有64%的市场份额，在美国占47%。“谷歌在欧洲是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因为它是为消费者打造的，帮助他们迅速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谷歌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总裁马特？布里汀（Matt Brittin）在声明中说，“在搜索、网上购物和获取内容方面的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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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人越依赖谷歌，就越害怕它。因此政客们很容易拿谷歌来做文章。去年11月，欧洲议会以384票支持、17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标志性的提案，要把这家搜索巨头一分为二：一部分为搜索引擎，其余业务分拆为另一家公司。在西班牙，谷歌因为版权问题被迫关闭了谷歌新闻网站。在德国，谷歌因为隐私问题停止了街景导航服务图像采集。最近，谷歌被迫依照欧盟一项“被遗忘的权利”法规，在用户要求下从其搜索数据库中去除一些令人难堪的内容。

欧洲对其他美国科技巨头的态度也变得更不友好， 包括苹果（Apple）、Facebook和亚马逊（Amazon.com），它们与谷歌一起被称为“GAFA”公司。苹果和亚马逊的欧洲税务安排做法受到调查；Facebook因为贪得无厌地收集个人数据而受到攻击。当地政客在2014年秋季选举中将对GAFA的攻击变为竞选中的家常便饭。“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数字殖民地，”法国经济部前部长阿尔诺·蒙特堡（Arnaud Montebourg）在去年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可能失去的是我们的主权。”

第一起诉讼

“反垄断”开始

时钟倒转10年，英国伦敦以西温莎古堡所在的伯克希尔郡的一对中产夫妇，施沃恩·拉夫（Shivaun Raff）和亚当·拉夫（Adam Raff）开了一家购物网站Foundem，用户可以搜索和比较其他网上零售商各种产品的价格。

Foundem的经营模式并无特别之处，但2006年谷歌更新了其搜索算法，突然之间，Foundem在谷歌的搜索结果中不见踪迹。施沃恩不遗余力地推广她的小网站，她花了几年时间试图让谷歌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才能让她的公司摆脱谷歌算法的惩罚。谷歌对其内部运作一向不愿透露太多。

2009年，拉夫夫妇在布鲁塞尔提出第一起针对谷歌的反垄断投诉。他们还与盖里·里巴克（Gary Reback）联手。里巴克是一位硅谷的诉讼律师，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代表Netscape与微软打反垄断官司，他帮助拉夫夫妇在华盛顿游说。很快，监管部门开始关注谷歌在美国和欧洲的行为。“根据欧洲法律，在市场占主导地位根本不是问题，但一旦你成为主导者，你就应承担特殊的责任，不应挤压市场中剩余的竞争。”施沃恩说。

谷歌有理由相信这都是其头号竞争对手微软设下的阴谋。Foundem是游说团体Icomp的成员，Icomp是“Initiative for a Competitive Online Marketplace”（竞争性网上市场倡议）的缩写，该组织称微软是其创建成员。施沃恩是该组织的特别顾问，这令她更像一个雇佣兵，而不是一位企业家。

还有一些其他迹象也很像微软所为。FairSearch是Expedia等公司在美国成立的游说团体，它曾试图阻止谷歌收购机票数据公司ITA Software，但没能成功；该组织还专门在欧洲反垄断方面找谷歌的麻烦。谷歌的高级竞争顾问朱莉亚·霍尔茨（Julia Holtz）2010年说，在微软收购购物网站Ciao（Ciao也是谷歌的广告合作商）之前，谷歌从来没有收到它任何投诉。微软的布鲁塞尔办公室拒绝置评。

越来越多的垄断证据

谷歌遇十面埋伏

无论是否有微软背后相助，Foundem的投诉确实指出了有关谷歌的一个事实：谷歌偏好自己的服务。2007年，谷歌推出一个名为“全球搜索”的功能，任何使用该网站的用户都知道这个功能。如果你搜索一个特定城市的地址、一只股票的价格或一件产品的价格，谷歌给出的搜索结果将以一种它自己服务的形式展示，例如谷歌地图、谷歌财经和谷歌购物。

这是一种理念上的转变。谷歌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他的同事花了多年时间来证明他们的搜索引擎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将用户引导到互联网上最有用、最可信赖的内容。而现在，在某些情况下，它根本就不是不偏不倚的。

谷歌称，这种转变改善了用户体验。“如果我们知道答案，那么我们来提供问题的答案，从而令消费者不必再继续点击别的地方，这更有利于消费者。”施密特对美国参议院一个反垄断小组委员会说。他还指出，根据算法挑选出来的搜索结果仍会出现在首页，只不过在页面上略低的位置，而且没有人是被迫使用谷歌的。消费者永远可以点击竞争对手的网站。

接下来的几年，谷歌不断增加自己内容的可见度，包括OneBox等工具，该工具在搜索结果顶部的一个结果框里提供具体搜索的结果。谷歌还开始将简介页面、联系信息以及用户评价从基本上没有人使用的Google Plus社交网络整合到搜索结果中，比如餐馆或热门酒店的搜索结果。大多数时候，这些信息出现在网站蓝色链接上方，提供更详细的数据，例如点评网站Yelp或旅游网站TripAdvisor。

这些做法激怒了那些依赖谷歌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谷歌的网页抓取软件是“抓取”或拷贝实际评价和评级的一部分，并使用这些数据来充当它的搜索结果。［在Yelp首席执行官杰里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elman）在国会对这种做法做证后，谷歌在2011年停止了这种做法。］

谷歌还开始通过一个便于滚动的旋转列表将搜索图片（例如明星图片）的用户引向大幅的高分辨率图片。盖蒂图片社（Getty Images）等图片机构有自己的图片搜索引擎，它们发现自己的浏览量大幅下滑。更糟糕的是，一些盖蒂的用户不再付费使用该图片社的图片，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谷歌拷贝图片。“谷歌成为盗版图片的第一来源。”总部位于西雅图的盖蒂图片社法律总顾问约翰·拉帕姆（John Lapham）说，该公司6月正式向欧盟提出反垄断投诉。

批评者现在从这一时期谷歌公司内部的决策中找到大量证据，这或许是整个谷歌反垄断案中最奇怪的插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竞争局给内部员工的备忘录，被不小心按照不连续的隔页顺序夹带在了给《华尔街日报》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提供信息的答复中。这份169页的FTC文件大量摘录了谷歌的内部电子邮件和备忘录，当时谷歌的合作伙伴注意到这个搜索引擎的很多改变，他们认为这些改变似乎都是罪证。

谷歌的工程师在邮件和备忘录中写到，相比谷歌自己的服务，用户往往更青睐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压制的那些网站。谷歌员工还对价格比较网站可能吸引走那些最可能在网上购物的用户表示担忧。这些文件还显示，佩奇和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等谷歌高管支持偏好谷歌自己服务的做法，即使其算法认为这些搜索结果不够相关或不够有用。

证据越来越多。但2013年年初，FTC的5位委员一致投票决定不予受理此案，裁定谷歌可能的确是垄断，还可能有损竞争对手，但毕竟没有损害消费者。竞争对手指出FTC决定的背后有黑幕。谷歌花费数千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它对奥巴马政府非同寻常地讨好；谷歌前高管现在就在白宫任职。从技术上来说，这都是事实。但对美国监管部门来说，这起反垄断案并不符合当代美国反垄断法的主张，反垄断法旨在保护消费者，而不是竞争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是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获得搜索结果，而不必点击和访问其他网站。“对实际的或想象中的竞争对手的任何负面影响都是这个目的的附带影响。”FTC在裁决中说。这使阿尔穆尼亚成为为谷歌全面平反的最后希望。

欧盟竞争事务委员

“求同存异，一致对外”

阿尔穆尼亚是个实用主义者， 他希望避免复杂的诉讼，因为诉讼可能拖延数年，这在快速变化的科技行业面前太不合拍。阿尔穆尼亚2010年被任命为欧盟的竞争事务专员，他笃信欧美合作，他与华盛顿和硅谷的重要人物关系密切。阿尔穆尼亚喜欢与媒体私下接触。有一次，他在《纽约时报》上夸口说有施密特的私人手机号码，两人经常短信联系，这个爆料几乎损害了他在谷歌竞争对手那里的信誉度。

2013年，阿尔穆尼亚“测试”了头两个和解提议，向投诉谷歌垄断的人们征求意见。反馈意见认为，谷歌提供的新链接框不够醒目，阿尔穆尼亚的团队建议谷歌把链接框移到网页顶端。当投诉者抗议说用户仍然太容易忽略竞争对手的链接时，阿尔穆尼亚的团队建议谷歌把链接放大，并增加竞争对手公司的标识。对谷歌来说，这是极其痛苦的折磨。谷歌高管断定，这些条款都是微软及其盟友恶意提出的，他们真正的商业利益就是令谷歌陷在永无止境的监管困境中。谷歌员工真诚地坚信，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最终在2014年年初，阿尔穆尼亚在达沃斯的黄金巨蛋与施密特碰面，达成和解协议。“全球没有任何反垄断机构获得过这种让步。”阿尔穆尼亚在欧盟总部大厦的新闻发布会上夸口说。他宣布不需要与投诉者测试这项和解协议，因为他已经测试了前两个提议。

最后一步是让欧盟专员团对这项协议投票，欧盟专员团由每个欧盟国家任命，一共28位，每位专员负责一个领域，如农业、公正或贸易。由于他们不是职业监管官员，他们可能不经审查就会批准由一名专员提出的复杂协议。但在他们能够批准之前，一场风暴却因为谷歌一个竞争对手的评论文章爆发。

2014年4月，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Axel Springer）的首席执行官马赛厄斯·多夫纳（Mathias D·pfner）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了一封给施密特的公开信，标题为“为什么我们害怕谷歌”。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是德国或许整个欧洲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其旗下《图片报》（Bild ）的发行量是《纽约时报》的4倍。他的担忧包括他自己极度依赖谷歌带来的访问量以及谷歌在日常生活、自由社会和言论自由的方方面面所起到的更广泛的作用，以及谷歌是否将成为一个“数字超级大国”。

他在公开信中写道，当谷歌偏好它自己的服务时，“它甚至不会向用户指出，这些搜索结果是给自己做广告的结果……这就是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他谈到谷歌与阿尔穆尼亚达成的和解协议时说“这不是妥协”，因为它要求谷歌的竞争对手必须于拍卖中竞拍在新的搜索框中的排位。“这是在欧盟监管机构批准下鼓励那种被称为敲诈勒索的不良商业行径。”

52岁的多夫纳以狡猾著称。在德国有一个经久流传的玩笑，说多夫纳想竞选公职，但又不想放弃他的商界权力。在这封公开信发表后不久，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和法国媒体巨头、Hachette Livre出版公司的母公司拉加代尔集团（Lagardere Group）发起了一个名为“开放互联网项目”的行业组织来反对这项谷歌和解协议。同时，德国电信公司（Deutsche Telekom）对谷歌提出自己的反垄断投诉，成为加入争斗的首批大型欧洲公司之一。谷歌反垄断案似乎不再是微软发起的一个阴谋。欧洲大公司也不喜欢这项和解协议。

在阿尔穆尼亚的谷歌协议等待批准投票的几个月里，政治反对派找到了一个代言人，他就是律师和前税务顾问甘瑟·厄廷格（Günther Oettinger），也是德国委任的唯一欧盟专员团成员。今年61岁的厄廷格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一路晋升，几乎可以肯定他倾听了媒体公司和电信公司联合反对谷歌的呼声。在阿尔穆尼亚向欧盟专员团提交了最终和解协议后，厄廷格的反对呼声最高，他抱怨阿尔穆尼亚没有与其他专员适当磋商。

谷歌的律师从未预料到厄廷格的出现。他的专业领域是能源政策，所以谷歌的律师从来没有与厄廷格的团队碰面或讨论过此案。现在他突然成了谷歌及互联网政策方面的专家，巧妙地引导了戴姆勒（Daimler）和博世（Bosch）等德国工业巨头对特斯拉（Tesla）等硅谷新创公司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等新技术的恐惧。“如果我们重视不够的话，我们可能会投资生产很棒的汽车，但最后赚钱的却是那些为这些汽车提供新服务的公司。”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

厄廷格后来成为专员团的数字技术专员，他提议在欧盟征收“谷歌税”，让报纸和其他出版公司对抓取原创内容、用在网页上的搜索引擎收费。这正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和多夫纳多年来一直提议的。阿尔穆尼亚很快偃旗息鼓。在欧盟执行委员会夏季休会前的几个星期，他在欧盟总部大厦11层他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非正式媒体吹风会，内容大大出乎6位参会记者的意料。阿尔穆尼亚在他的媒体助理陪同下坐在长椭圆形会议桌一边，另一边是他点名出席的媒体记者，他对他们说，他对一些媒体文章感到不安，文章称尽管反对呼声日益高涨，但他将全力推进这项协议。他坚称，这不属实。在达沃斯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能将做出更改。

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逆转，但阿尔穆尼亚淡化了这个转变的重要性，他指示记者不要立刻报道。（但他们还是报道了。）他还称，这个决定是由于Yelp、Expedia和其他投诉者向欧洲委员会提交了“技术方面的新证据”，他说，这些证据表明，和解协议对于引导更多访问量到竞争对手网站作用不大。谷歌对阿尔穆尼亚的突然变脸感到沮丧，并对公司在欧洲面临的强烈抵制感到困惑。谷歌去年8月邀请多夫纳参加一个名为“Camp”的私人活动，与施密特进行辩论。Camp是谷歌高管、合作伙伴以及来自纽约和好莱坞的名流及其家属参加的一个为期3天的私密活动，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豪华的韦尔杜拉度假村举办。参加者有佩奇，高盛（Goldman Sachs）董事长劳埃德·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以及各界名流，包括贾里德·莱托（Jared Leto）、拉希达·琼斯（Rashida Jones）和埃娃·隆戈里亚（Eva Longoria）。

辩论在一个炎热的晚上举行，最后却演变为对谷歌的批判大会，而这一次是在它自己组织的度假活动中。多夫纳态度可亲，表现低调，穿着硅谷风格的球鞋和套头衫（一反他平常喜欢穿昂贵西装的风格）。他在辩论中一再表示阿尔穆尼亚的和解协议不公平，以及谷歌如何通过提供自己服务的链接而限制了创新。施密特指出，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大部分受众是直接访问其网站，而不是通过谷歌，而且其旗下的竞争性网站并没有受到影响。

以理服人显然不能制胜。多夫纳充满激情地恳求美国互联网巨头尊重欧洲的主权、尊严和小企业的生存权。他的讲话很有感染力。在辩论中，巴里·迪勒（Barry Diller）站起来，表示谷歌对他旗下的互联网公司IAC/InterActiveCorp也造成了问题。沃达丰集团（Vodafone Group）首席执行官维托里奥·科劳（Vittorio Colao）还说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们爱谷歌，但我们也怕谷歌。”

在那些关注辩论的参会者的印象中，施密特在辩论中惨败。大部分参会者都说他们对辩论不感兴趣。“埃里克被反垄断案所淹没，而多夫纳则非常非常厉害，”一位参会的谷歌前高管说，因为是私人活动，这位高管要求匿名，“我们突然醒悟，我们的辩论都没有说到点上。”

谷歌现在知道，它的真正敌人在欧洲。多夫纳拒绝对本文置评。他有充分理由反对这项反垄断和解协议。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转向视频和购物网站等数字领域，并且日益与谷歌展开竞争。其在欧洲的传统媒体资产也受到大量监管。例如，十年前，德国当局阻止该公司收购普罗西本卫星电视台（ProSieben），因为该公司在德国媒体市场已经占有太大份额。通过把关注焦点引向谷歌及其市场份额，多夫纳和他的媒体支持者暗示，他们的监管负担应会有所减轻。“这并不是说，应该减少或加强监管，”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执行副总裁克里斯托弗·克泽（Christoph Keese）说，他直接向多夫纳汇报，“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美国科技公司和任何科技公司都接受与我们同样的竞争框架的评判和监管。”

维斯塔格说，她上任后首先处理的就包括谷歌的案宗。“这么说吧，它就在我的办公桌上。”她在欧盟总部大厦10层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说。办公室中央是她的办公桌，从背后整面墙的窗户可以看到布鲁塞尔的天际线。维斯塔格个子高挑，一头灰白短发，喜欢发自拍照。她被视为《权力的堡垒》（Borgen）一剧中首相的原型，该剧是丹麦版的《纸牌屋》（House of Cards）。她不喜欢无谓的寒暄，也完全不介意尴尬的沉默，或回答问题时简单地说“不”。

在谷歌的问题上，维斯塔格的态度经常不明朗。在谈到谷歌和其他公司如何影响数字未来时，她提到1882年在她儿时家乡创立的丹麦首家乳业合作社，以及养牛农户当时如何根本没有预料到工业设备将会改变奶油制作工艺。她说，21世纪的公司也同样无法设想它们的将来。她的工作只是确保公司遵章守矩。维斯塔格上任10天后就宣布，她希望倾听此案各方的意见，于是谷歌的竞争对手纷纷申诉。这些公司很乐观。“她在5个月内见的公司比阿尔穆尼亚在5年内见的公司还要多，”施沃恩·拉夫说，“她不害怕坚定立场和真正了解市场。这意味着她不太可能会被谷歌所欺骗。”盖蒂图片社的拉帕姆还说，“维斯塔格所显示的是，如果断定一个公司在滥用市场主导地位，她愿意不为公司所 动。”

维斯塔格也会见了施密特。今年3月的会面是谷歌高管首次向她陈述他们的立场，他们也了解了她的一些特质，包括她的办公室里有一架木制梯子，这象征着女性如果想往上爬，需要“自己准备梯子”。

这时候，维斯塔格已经倾听了足够意见。“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谷歌案上投入了很多工作。”她说。她不建议重复和解流程，“或许我们应该尝试其他途径，更具体、更公开的办法，比如用书面形式，或许能让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在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4月15日主持的会议上，维斯塔格发表了反对谷歌的声明，称用户在谷歌上搜索产品时，谷歌会偏好它自己的价格比较搜索引擎。

此案的具体细节来自Foundem最初的指控，但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策略，因为谷歌被普遍认为在产品搜索领域是劣势方，落后于竞争对手亚马逊，很多网购者直接访问亚马逊。

维斯塔格对安卓系统的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投诉者似乎确信，她今年可能会发表第二次反对声明，或许是关于谷歌在图片搜索上的做法，以及它重新赋予高分辨率图片用途与在搜索结果中将盖蒂图片社和其他来源带有水印的图片置于较低位置的做法。谷歌最近公布的季度收益是39亿美元，其股票今年上涨20%。但是在欧洲，这家公司似乎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当谷歌今年夏季宣布一项合作协议，投资1.5亿欧元（约合1.63亿美元）与包括Guardian News  Media和《金融时报》在内的八大欧洲出版商合作开发产品时（不包括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此举被普遍谴责为“勒索基金”和“封口费”。

维斯塔格说，她热爱互联网。她记得最近帮助女儿在网上预订去美国参加暑期课程的机票、租车服务和火车票。“这只花了我们一个半小时，”她说，“这在我小时候简直不敢想象！”

维斯塔格和她900名团队成员中的调查人员必须让欧洲委员会相信，谷歌在以影响欧盟成员国贸易的方式滥用其市场地位。他们决定处罚的力度可大可小，但维斯塔格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虽然包含她的指责的文件是保密文件，但彭博看到了一份欧盟竞争委员会向谷歌的竞争对手发送的编辑后版本。该文件称，欧洲委员会“打算确定一个足以确保起到威慑作用的处罚”。

更为重要的是，谷歌或许不得不改变其搜索引擎在电脑和智能手机上提供搜索结果的方式。这将妨碍其利润可观的广告引擎，并削弱其与苹果（Apple）、亚马逊和Facebook等对手竞争的能力。尽管维斯塔格经常使用谷歌，但她说，这不会影响她对此案的看法。“成为老大很好，但不要滥用。对欧洲人来说，这是基本原则。”她说。

这对谷歌来说可能是最可怕的事情。它并不是在与一个反科技的理论家或一个致力于巩固个人政绩的竞争沙皇打交道。它面对的是一个在敌对的政治环境中直截了当的公诉人，而主导这一政治环境的是强大的本土商业利益以及他们自己的监管议程。谷歌要想找一个出路，恐怕只能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