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尊重这种攀升。罗伯特·德尼罗所饰演的弗兰克·希兰是马丁·斯科塞斯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黑帮巨制《爱尔兰人》中的反英雄式人物，无论你对这个人物有何看法，都不得不佩服他从一个底层的卡车司机成长为黑帮重量级人物的历程。影片开始于一家牛排馆，希兰大胆地向睿智的餐厅老板“小剃刀”提议，“你喜欢牛排吗？”希兰问道，“当然，”由鲍比·坎纳瓦尔饰演的“小剃刀”答道，他此处的表演有些过火，就像他吃肉时的表现一样，整个下巴都在蠕动，还不停地砸吧嘴。“我是送牛排的，”希兰说，“上好的牛排。我可以给你送……价格也很好，最好的价格。”为什么希兰给出价格这么好？当然是因为牛排是偷来的。后来他被抓住了，但并没有因此获罪，反倒加入了费城黑帮去为他们跑腿。希兰迈出了自己漫长奋进生涯的第一步，日后他将会成为工会主席吉米·霍法的左膀右臂。

攀升——不择手段地一心想要成功，既是斯科塞斯作品的鲜明特征，也是更广义的黑手党电影的标志。黑帮电影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颠覆了美国人最珍视的神话：你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就能够获得成功，这个古老国家狭隘的上升通道也会在自由民主的大熔炉中被消融。黑帮是美国梦的对立面，也可能是一种扭曲的反映：一个由血缘和宗族维系的组织，在法律之外拥有自己的规则。黑帮的世界观是残酷的，但谁能说它是错的呢？在斯科塞斯的电影中，美国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攀升之所，无论是“华尔街之狼”还是普通的FBI探员。

今年另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也浓墨重彩地体现了攀升的主题，也打破了我们所珍视的结构性神话，那就是韩国导演奉俊昊的《寄生虫》。电影开篇部分和斯科塞斯的黑帮电影一样妙趣横生：贫穷的金氏一家通过招摇撞骗的方式进入了富裕的朴社长家工作。金家人兴高采烈地从朴社长家捞钱，吃他们家的食物，喝他们家上好的白兰地。遇到拦路的人，金家人也会像弗兰克·希兰一样冷酷无情，直接在头上敲两下解决掉他们。然而，这种乐趣终有结束之时，到了那时，金氏一家已经无法挽回了。这种攀升之路并无荣耀可言，只是一种深层的社会病症，这种病就叫做市场资本主义。不正当的努力并没有使他们活得人模人样，反倒将他们变得更不像人了，变成了一些更卑鄙、更耻辱的东西——寄生虫。

可以说，这两部电影的区别恰恰就在于各自的片名。斯科塞斯讲述了一个人类的故事，而奉俊昊则描述了一个类似水蛭的生物。两位导演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我们所熟知的，另一种则不那么熟悉，他们用这些方式在影片中塑造出了意识形态，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反观自己。

《爱尔兰人》通过丰富的视听语言立刻将观众带入熟悉的氛围，就像是一种安慰性食物。影片一开始是一段跟随长镜头，背景音乐播放着点唱机时代欢快的热门歌曲（The Five Satins的《In the Still of the Night》），隐约呼应了影片《好家伙》中著名的酒吧长镜头。但是本片的长镜头设置在一家疗养院，像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承认，斯科塞斯宇宙中的每个人都老了一点（好吧，老了很多）。整个黑帮都在这里：德尼罗饰演主人公希兰，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脸都被做了数码减龄处理，看起来年轻了几十岁；乔·佩西饰演黑帮老大罗素·布法利诺，他的表演很克制，却展现出了一种暗流涌动的威胁；哈威·凯特尔饰演安吉洛·布鲁诺，一个更大的黑帮老大，他就像一位年长的政治家一样泰然自若。斯科塞斯此前从未与阿尔·帕西诺合作过，但由他来出演霍法竟然如此合适，让《爱尔兰人》有了一种阖家聚会的感觉。

换句话说，影片有很多重乐趣，这才是重点。影片的情节类似《阿甘正传》，将希兰的崛起与战后一系列重大事件联系起来，例如肯尼迪遇刺，还有至今尚未破解的著名的吉米·霍法失踪案。《爱尔兰人》所依据的现实事件极具争议，并且很有可能是虚构的。在影片的世界中，由于霍法不愿将与黑帮势力相牵连的卡车司机工会的控制权拱手让出，所以希兰动手杀了他。不过这部电影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连串固定套路的集合，主要演员在其中相互对垒，贡献出了他们的最佳强悍角色表演。

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最著名的一次合作是在迈克尔·曼1995年的犯罪惊悚片《盗火线》中，当时两人还身材苗条、相貌英俊，身着黑西装，满心忧虑。如今，他们成了两位老人，共住一间酒店房间，穿着柔和的睡衣，就像是夸张版本、歌舞伎版本的德尼罗和阿尔·帕西诺在舞台上昂首踱步。德尼罗嘴角朝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挤弄成一张悲剧面具的样子。他的肩膀比从前更有块头了，仿佛岁月都累积在了肩头，然后缓慢却稳定地上升到了耳际。阿尔·帕西诺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一次十足的阿尔·帕西诺式表演，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可以用来形容了，他的表演甚至让演员本人都黯然失色。他双目圆睁，鳄鱼的微笑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他的声音在霍法不羁的形象与阿尔·帕西诺标志性的“呜哈”之间来回飘荡。在一次工会集会上，他的那一声“Sssssolidarity（团结）”半是嘶语，半是吼叫，既像一条蛇，也像一条忠诚的看门狗。

本片中的工会与美国其他任何机构一样腐败，这并不是对工会的评论，而是斯科塞斯世界观的一种体现——所有人都落入了谷底，争先恐后地往上爬。卡车司机工会中的兄弟情谊与黑帮中的兄弟情谊互为镜像，合法与非法、正义与邪恶之间只存在一条非常薄弱的屏障。基于这一点，工会与黑手党在影片中并不比出身贵族的肯尼迪家族卑劣，后者在选举中依靠黑帮的支持，又在法庭上毫不留情地想要扳倒霍法。

影片如果出自另一位导演之手，可能会被解读为一种纯粹的犬儒主义。但是本片的配乐十分出色，故事也拍摄得格外动人。片中有很多喜剧元素，也有很多沉重的苦痛，尤其是看着弗兰克·希兰这样的普通人艰难地走过美国世纪的肮脏底层，即使他最终为自己的攀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锒铛入狱，良心不安，最终孤独地走向死亡。斯科塞斯既不宽恕，也不反对。他始终与自己的作品保持着讽刺的距离，这可以被理解为他彻底谅解了人类的愚蠢行为。毕竟，我们都会孤独地死去。正如当黑帮对霍法失去耐心的时候，乔·佩西所饰演的角色对希兰说的那句话，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本片的主题：“就这样了。”

尽管两者的政治立场相似，但是《寄生虫》传达的信息则更加明确。确实，这个关于阶级斗争的寓言在主题上几乎无懈可击，甚至无法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为了在朴社长家中谋得职位，金家人赶走了原来的管家。一个雨夜，朴社长一家出门在外，前管家又回到了这栋房子，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门，原来她的丈夫为了躲避高利贷已在地下室秘密生活多年。奉俊昊在传统的楼上楼下的结构中增加了一层新的地下空间，也为金家与朴家的冲突正式拉开了序幕。奉俊昊描述的场面是很可怕的：受压迫者为了获取一时的、摇摇欲坠的稳定生活，选择牺牲掉更受压迫的人，以此在无尽的深渊中不断前行。

《寄生虫》的世界中有明确的反派（体制），也有明确的受害者（每一个人）。没有人是无辜的，因此也没有人真的有罪。即便是富裕的朴家，虽然过着“何不食肉糜”的生活，偶尔有些冷酷，但也算不上是坏人：他们只是在履行社会所赋予的角色职责，意识不到自己的品味与价值观背后其实暗藏着韩国社会的特权地位。穷人角色也是如此，他们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一种金钱至上的思维模式，影片的高潮一如常规，就是一场反抗阶级领主的革命性暴力动乱，然而在这个情节爆发之前，穷人内部就已经在相互厮杀了。动乱过后，一切又再次回归了原来的秩序，影片尾声处，金家的儿子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变得富有，买下这幢自己曾闯入过的房子，就好像寄生虫可以通过成为寄主来解放自己。

关于那栋房子。《爱尔兰人》当中有很多美丽的场面，影片以一种相当美国化的方式传达出了对这个国家的工业及创造力的敬意：老式汽车行驶在荧幕构图上，展现出了铬合金的华丽；二十世纪中期，唱片行业的鼎盛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广播单曲。《寄生虫》中的房子是影片主要场面的发生地，它当然也很美，但它的美让人不寒而栗：房子由球形灯、悬空楼梯、板岩瓦，还有大量的玻璃和磨光木材组成，体现着一种极简主义的美学，看起来就像是《Kinfolk》（一本倡导慢生活的独立杂志）里的跨页，或者是一家蓝瓶咖啡的门店，又或者是头等舱休息室。这种房子不像是现实中存在的地方，而如今却变得越来越无处不在。最终，房子成为了一种险恶的象征，象征着资本主义是如何使世界各地的物理空间同质化，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美的理解。在奉俊昊噩梦般的镜头下，无论你的眼睛能看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摆脱丑陋。

人们很容易把斯科塞斯和奉俊昊归入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阵营：一个是自由派电影人，以其深不可测的复杂性宣称着个体的至高无上；另一个则是马克思主义电影人，冷酷地断言系统唯物主义的力量胜过个人对美和真理的理解。一个坚信在彻底腐败的世界里，尊严是可能存在的，认同过去那种认为尊严存在于斗争之中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攀升”；另一个则认为攀升是一种可悲的妄想，个体在不知不觉间被抓进了精神的牢笼，任何奋进的行为就是在牢笼中反复兜圈子。

二者之间的界线其实并没有这么泾渭分明，当然，斯科塞斯和奉俊昊之间的差异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但确实，一位导演体现了近年来人们对于人性、艺术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粗略共识；而另一位，无论好坏，则可能预示着未来的走向。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