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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洁树
2020年的春天和往年一样还会到来，但有些人却感受不到了。
他们中有受惠于时代，并影响了时代的高玉宝，他以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今天纷繁复杂的世界。他们中也有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中受到磨难的巫宁坤、从维熙、流沙河，在灵魂受难的漫长岁月之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文字，让今人感叹一段颠簸年代。
今年与我们告别的还有远赴巴黎的艺术家黄永砯、“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的贝聿铭，他们让华人的作品为世界赞叹；日本学家唐纳德·基恩、芭蕾舞大师艾丽西亚·阿隆索则展示出文化超越国界、超越东西方，超越意识形态的魅力。
生命终结时，电视主持人、作家克莱夫·詹姆斯选择重温经典；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还在坚持写作、坚持讲学；新浪潮的“祖母”阿涅斯·瓦尔达则拍摄了一部电影向世界告别。
人人都惧怕死亡，可是面临生命的终结，那些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一生的使命的人总是会显得坦然。从维熙在病床上感叹：“好在该写的东西都写了”；童道明在晚年创作了一部又一部戏剧时感到满足，称自己“以前怕死，现在不怕了”；苏叔阳说，为了所努力的事业而死，那么死亡之际唯一的遗憾就是做得好还是不好。他们谢幕时的优雅姿态，也让依然活在热闹世间的我们思考生存的意义何在。
在2019年年末，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和大家一起回望这一年远去的文化界人士。
林清玄
作家
1953年2月26日-2019年1月23日
如果要评选大陆读者最熟悉的台湾作家，林清玄应当会成为热门候选。他的散文多次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甚至出现在中高考的试卷中。他文中的不少内容如“归来仍是少年”“人生有味是清欢”已经成为广泛流行的金句。
林清玄在20岁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莲花之路》，在30岁拿遍台湾的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他的散文朴素而真挚，常常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被誉为“文如流水、语似冬阳”。在去世的前一天，他留给读者的最后一条微博更新是：“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李学勤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
李学勤的名字和“走出疑古时代”这个口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过去，“疑古派”对中国古典文献表示彻底质疑，把从三皇五帝讲起的中国五千年历史砍掉了一半。针对这一状况，李学勤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他认为，“疑古思潮”的先辈对若干古书提出的怀疑有些不必要和不适当，这样会使古书研究中出现“冤假错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之下，1996年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的他还把中国历史有据可依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一直推到夏代初年。
李学勤在同辈学者中，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和海外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的夫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虽然对古文字、古代历史、古代文明的研究伴随着李学勤的一生，但是他从来不买文物，家中也没有一件古董。
贝聿铭
美籍华人建筑师
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
被誉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的贝聿铭在四个大洲、十多个国家留下了自己设计的建筑。他的学术背景都来自西方，但他读《论语》《老子》，也记得日本入侵满洲里和上海的年份。
投身建筑事业70多年，贝聿铭的作品大多为公共建筑和文教建筑，他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追求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和苏州博物馆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最饱受争议的作品是卢浮宫拿破仑广场的玻璃金字塔，当时先是设计方案饱受质疑，再是材料难以获取，接着是施工遇到难题，每次他都坚持了下来。建成之后，贝聿铭说：“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尽管如此，他却从不为自己的设计辩解，也不解析作品观念，他认为建筑物本身才是最佳的宣言。
童道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戏剧评论家及俄罗斯文学翻译家
1937年-2019年6月27日
在读者心中，童道明的名字总是和契诃夫如影随形。他一生翻译了很多契诃夫的剧本、小说、信札，包括《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在中国话剧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童道明还写作了一系列俄罗斯戏剧家和戏剧文学的论文，创作了不少国内话剧的剧评和散文。
童道明很晚才开始进行戏剧创作。他的第一个剧本是为纪念契诃夫《海鸥》问世百年而作的现代悲剧《我是海鸥》，创作时他59岁。到76岁，他已经拿下了中国话剧最高荣誉“金狮奖”编剧奖。他还成立了“海鸥剧社”，寓意是要像契诃夫的《海鸥》一样，为了戏剧理想而飞翔。童道明说，正是在写作剧本时他“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在排完自己的第八部戏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以前怕死，现在不怕了。”
苏叔阳
作家、剧作家
1938年-2019年7月16日
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是北京人艺恢复旧称后上演的第一部原创作品。在电影领域，他则是徐克《新龙门客栈》剧本的原作者。
苏叔阳在戏剧电影、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方面均有建树。在写为青少年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中国读本》时，他查出了癌症。这书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几乎每写完一稿就要大病一场。但是苏叔阳认为这本书值得写，于是坚持了下去。最终，这本仅仅用几万字就写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普及读物以15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1500多万册，被誉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范例。苏叔阳说：“得病之后，我明白了死和生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为了所努力的事业去死，这一辈子有明确要做的事情，那临死时候的遗憾只是做得好还是不好。”
巫宁坤
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
1920年9月-2019年8月10日
“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这是巫宁坤对自己这一生的总结。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他，放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在随后的政治运动当中，全家流放至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段灵魂受难的漫长岁月，他一直与《哈姆雷特》、杜甫诗篇和沈从文小说相依为命。直到改革开放，他才回到大学任教，之后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狄兰·托马斯的诗歌等作品。
巫宁坤的一生被时局左右。在回国前，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李政道博士帮助他整理行囊，并在那些箱子上为他写下“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的字样。1979年，“错划右派”得到更正的巫宁坤在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去看望老同学。临别时，他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是怎样？
黄永砯
当代艺术家
1954年-2019年10月20日
黄永砯与蔡国强、徐冰、谷文达合称为中国实验艺术“四大金刚”，作为’85新潮美术中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他以“厦门达达”为艺术旅程的起点，开启了当代思维新的旅途及模式。
1987年，黄永砯把浙江美院学生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圣经《西方现代绘画简史》与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一起丢进自家的洗衣机，两分钟后搅拌出一堆纸浆，他把纸浆放在破玻璃上，玻璃搁在木板箱上。这个作品几乎是整个“八五新潮”时期对于传统艺术的反叛情绪的总结。1989年5月，黄永砯定居法国，开始以西方现实为背景展开创作，同时他也不断地返回中国传统思想寻找资源，他通过空间装置探讨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国界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方式。
从第一件在西方展出的《爬行动物》，到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一人九兽》，再到随后以“蛇”为元素创作出的《蛇塔模型》和“蛇杖”系列，动物成了黄永砯创作里的主要形象，被用来象征人类社会、文化、宗教的对峙和谈判。10月，这位65岁的艺术家因突发脑溢血而猝然离世，令不少人扼腕叹息，在人们眼中，他依然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绕不开的人物。
从维熙
《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作家
1933年3月-2019年10月29日
没有从维熙，就没有“大墙文学”。从维熙曾经遭遇政治坎坷和磨难20多年（24岁到44岁），在1979年重返文坛之后，发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创始人之一巴金坚持将这部中篇小说第一时间发在了头题位置。这部小说突破了题材禁区，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新领域，在评论界和读者当中都引发了强烈反响。
从维熙曾经说，巴金是他最敬仰和崇拜的一棵大树。这或许并不意外，因为巴金也对他十分欣赏，两位都是爱讲真话的人。作为第一个把艺术笔触伸向社会主义国家牢狱的大墙之内，写法制而涉及冤案的作家，直至晚年，从维熙的写作也一直都是“硬骨头”式的。在临终的病床上前，他说，好在该写的东西都写了。
流沙河
诗人、作家、学者
1931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23日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31年出生于成都，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四川大学农化系出身的他决意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追逐自己的作家梦。1956年，流沙河有感于毛泽东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写下了一组以花草、书目为主题的现代咏物诗《草木篇》。次年，他在反右运动中因此诗被毛泽东亲自点名，后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直到二十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回到四川省文联后，流沙河担任《星星》诗刊编辑，并成为了第一位把余光中诗作介绍到大陆来的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著名诗人。晚年，他在成都市图书馆开讲座，讲宋词、论诗经，深居简出，每日读书写字。回顾自己一生时，他说：“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抱着这样的心情，11月23日，流沙河因喉癌离世。
高玉宝
军旅作家
1927年4月6日－2019年12月5日
虽然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而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半夜鸡叫》作者高玉宝原本并不识字。1947年，20岁的高玉宝加入解放军，在辽沈、平津、衡宝等多个战役中立了6次大功。入伍第二年，他想要入党，但苦于不会写字，就用绘画代替了字，七拼八凑，写出了“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从一个大字不识，到写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家喻户晓，高玉宝实现了从文盲到“战士作家”的转变，成为当时全国扫盲的标志性人物。离休后，高玉宝还致力于青少年传统教育，在全国各地先后做报告5000多场。高玉宝去世，带着他在革命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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