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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伊藤诗织胜诉:女性反抗性暴力为何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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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伊藤诗织胜诉:女性反抗性暴力为何如此艰难?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性侵案胜诉​​​​​​​和电影《被光抓走的人》。

记者 | 实习生 刘亚光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性侵案胜诉和电影《被光抓走的人》。

伊藤诗织胜诉:女性反抗性暴力为何如此艰难?

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前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被称为“安倍的御用记者”的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同时,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伊藤诗织在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中回顾了自己的遭遇。2015年,伊藤诗织与当时的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联系,向其询问起工作机会。4月,山口敬之邀请伊藤诗织共进晚餐,进餐期间伊藤喝了些酒,随后失去意识,再度醒来时,发现山口正在侵犯自己。经过奋力反抗,她逃离房间,听见山口抛下一句话:你合格了。

对山口敬之的控诉经历了整整四年,在这四年中,伊藤诗织体验了难以想象的艰难。正如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告诉伊藤诗织的:“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中,就像一个‘黑箱’。”这个黑箱中的一切是否发生,都非常难以从黑箱外部准确推断。伊藤诗织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性暴力犯罪之所以是最容易逃脱的犯罪,恰恰因为它的取证非常困难,而如果没有保存当时的物证,后续的权利维护就变得更为困难。

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三分之一,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日本的司法中并没有“同意”的概念,受害者必须通过遭受暴力的痕迹,自证自己“确实受到了侵犯”,在伊藤诗织报警后,警察要求她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经过,显然,这一过程会让受害人重温伤害的时刻。相比之下,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应对性暴力的更有效机制,例如在英国伦敦建有强奸救急中心,瑞典一些医院也有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在这些专业的强奸危机中心,受害者可以利用专业的“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在强奸后十日内进行检测,并由中心负责保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伊藤诗织曾表示,日本法律体系自身存在对性暴力的严重忽视。

在上诉过程中,伊藤诗织逐渐发现,日本的法律体系和权力运作机制是除了犯罪现场之外的“另一个黑箱”。在案发两个月后,警方就已经申请逮捕山口敬之,但逮捕当天,行动就被日本警视厅叫停,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也都调离此案。2016年,警方宣布,因为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2017年,伊藤诗织向检方审查机构提交的复议申告书也遭到驳回。之后,伊藤诗织与山口敬之的交锋延续到了民事法庭……

伊藤诗织

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实名指控职场性侵害的女性,伊藤诗织也被视作日本反性侵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经历由BBC拍成纪录片《日本之耻》,直接影响了日本刑法的修改,“日本的刑法已经110年没有改变,在这个片子拍摄之前,强奸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片子播出后,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

但是,亦有人认为,伊藤诗织的胜利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三联生活周刊”撰文发问:伊藤诗织“胜诉”了,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文中开篇即提到,“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无独有偶,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伊藤诗织同样提及,在她反抗山口的侵犯时,她“不知道该选用怎样的语言”,当她在用日语向山口表示明确的拒绝时,却会被山口以为这只是一种欲拒还迎的默许。

在法律因素之外,用来表达反抗的语言却被男性习惯性理解为是表达顺从,这一语言内部的反讽,折射的其实是某种日本文化中对识别性骚扰的集体性迟钝。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提及,一位从法国回到日本的女媒体人认为,相较于这些欧洲国家,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来说,“学会忍耐”是她们自小被灌输的观念,以至于反性侵运动在日本应者寥寥,当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连她的妹妹也对她说:“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

与此前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少女林奕含遭遇性侵事件类似,东亚文化圈中盛行的耻感文化,作为父权制社会里种种性别欺凌沉默的帮凶,也始终笼罩着伊藤诗织的整个上诉之路。伊藤诗织将自己有关这件案子的调查与思考写成《黑箱:日本之耻》一书出版,立即遭到日本社会的舆论攻击,有人套用她的书名讽刺她让日本在国际舆论中蒙羞,认为她才是“日本之耻”。日本自民党女国会议员山田美绪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当伊藤诗织实名举报、曝光自己的名字和长相后,她被舆论贴上了“北朝鲜间谍”、“卖春妇”等标签。她甚至因为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被警告说如果她继续上诉,就无法在日本继续当记者,也多次收到死亡威胁……

伊藤诗织的经历并不是特例,对于大多数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来说,她们会选择沉默,正是因为明明身为受害者,却会因为害怕受到大众的猜忌而羞于说出自己的经历。伊藤诗织在调查过程中搜集了相关的统计数据: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以每100万人为单位,英国是510件,而日本仅有10件——英国是日本的50倍。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以每10万人为单位,美国是35.9件,英国是36.4件,日本是1.1件——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6件,看起来和日本一样“安全”……“三联生活周刊”援引了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显示: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仅有4%人的选择报警,而有75%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伊藤诗织凭借过人的勇气站了出来,但这并不是日本社会的常态。

伊藤诗织曾多次将自己上诉的艰难坎坷指向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在她看来,性暴力归根到底是一个权力问题。新京报书评周刊曾撰文指出,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女性来说,她们遭受的性侵害往往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正常的上诉渠道并不管用。例如一时间引发舆论热议的好莱坞制片人韦恩斯坦三十年来的性丑闻直到近年才被曝光,依托的就不是司法的力量,而是舆论的力量。而随着反性侵运动的进展,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对性犯罪的舆论指控是否存在泛化而导致误伤的风险。而一些女权运动者如卡洛琳·哈斯则认为,引诱与骚扰并不存在一条界线,骚扰就是暴力。

反抗性侵犯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当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站出来,公众才会去反思我们可能认为习以为常的观念,那些社会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得以被撬动。

伊藤诗织在中国

2019年7月22日,在伊藤诗织新书中国分享会成都站现场,南风窗得知,一位名叫程乐的女孩准备举手说出自己被强奸的故事。这个女孩特地向公司请了两天假,坐高铁来到成都,为了把自己的故事亲口告诉伊藤诗织。最终,因为她的大学同学也来到了现场,她退缩了,她最后选择将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随着伊藤诗织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她在各个国家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听她们讲述过自己的故事。这些女孩大多数也曾经遭遇过被性侵的经历,她们“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实中维权无望,但又无法忘记‘曾经的屈辱’”,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伊藤诗织共享着同一种经验和痛苦,她们快速地取得共情,认为只有彼此,才是对方的真正理解者”。

伊藤诗织也在多次采访中表示,正是由于人们的分享与鼓励,正是由于每一位支持者所说的“不是你的错”,自己才一直坚持了下来,“记者以传播真实为业,我无法忍受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这样被掩盖了。”这起民事案件最终以伊藤诗织胜诉而告一段落,山口敬之需向其赔偿330万日元,事实上,如果这起案件败诉,山口向伊藤索要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损失的赔偿金是1亿3000万日元,这是伊藤无法承受的巨大金额。

“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在法院门口,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她表示自己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

伊藤诗织胜诉

《被光抓走的人》:如果真爱没有标准,我们该如何去爱?

12月13日,由黄渤、王珞丹、谭卓等人主演的科幻爱情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上映,该片由黄渤的“HB+U”计划扶持的青年导演董润年执导,在首映结束后,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激动地表示,这部电影通过一个单纯的科幻设定,把它对社会的影响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现了出来,为科幻电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影片的设定“脑洞”大开:某日,一道白光突然降临,大批市民凭空消失,经过各国科学家讨论,发现人们似乎都是“成对消失”,于是大家推测,只有彼此真心相爱的人,才会一起被白光带走。然而,“科幻”的部分到此其实戛然而止了。“被光抓走的人”并不是影片的主角,留下来的人才是,他们该如何面对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人“并不是真爱”这个事实?

黄渤饰演的语文教师武文学在影片中奉献了一句逻辑满分的名言:“都说被光抓走的是真爱,可是这也不能证明,留下来的就不是真爱啊!”于是他伪造白光降临那天妻子不在城内的证据,竭尽所能“证明”和妻子之间还存在真爱,却总在夜深人静时感到婚姻步入中年的百无聊赖,也无法阻挡面对年轻的小韩老师时心中涌动的爱慕。小混混筷子正处于一段恋情中,他的发小秦山与人打斗时在光照中消失,留下满墙的血迹。筷子拼命催促警方查明真相,只是希望证明秦山是在“被杀害后消失的”。面对女友“你是不是喜欢秦山”的拷问,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深处对秦山的别样感情。

正如澎湃有戏撰文称,这道白光撕开了我们所有人的虚伪假面,倘若不是这道光出现,这个小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相爱,或者,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相爱了?人们不去深究,是因为害怕承受得知真相的代价,所以大多选择了戴上面具、自我蒙骗,直到那道光的出现。在这道白光的逼问下,每一个人不得不走出自我欺骗的庸常,直面这些内心的阴暗面,也慢慢地接近真正“真诚的自己”。

当然,这个拷问真实自我的过程是极其残酷和痛苦的,如果答案是“我和伴侣没有真爱”该怎么办呢?武文学因此而动摇,他接受了小韩老师向自己表达的爱意,却在宾馆等待时坐立不安,最终抽身离去返回家中。他纠结的心理活动,也恰恰映射出“真爱”概念的荒诞和虚无。澎湃有戏的另一篇文章认为,所谓“真爱”从来没有一个所谓外在的唯一标准。人们总是生造出许多并不存在的“真爱标准”,再去拼命迎合,到头来只是弄巧成拙。武文学伪造的证据不仅没有让他心底踏实,反倒让夫妻关系彻底跌入冰点。年轻的男孩王扬为了证明他爱刘佳一爱到“可以为她去死”,从楼上一跃而下摔至重伤,令人唏嘘。

心理学公众号Knowyourself指出,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世界上存在一个Mr./Mrs.Right”这种想法是一个影响广泛的“迷思”,许多人会认为“对的人”是“完美契合的人”,但“双方契不契合很可能是一种流动状态”。还有的人会认为,“对的人”一定是“遇见的”,且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其实更多情况下,“Mr.Right”和“Mrs.Right”是彼此塑造的。“在爱情中,相比于‘想要什么’,‘绝对不要’的东西,对人们而言才是真正应该执着的、不可触碰的底线和原则。”影片中,在男友用自我伤害的畸形方式去证明“真爱”之后,刘佳一在悲痛中明白:我们之间都能为彼此去死,这就是爱,真爱是或不是,凭什么要交给一道光来决定。这是导演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的一条存在主义的出路——不用去执着于那个虚妄的答案,真爱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和自己的爱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影片中的每一位角色,最终都寻找到了一种定义爱的方式。黄觉饰演的赵峰和妻子早已在外面各有新欢,他们在白光降临之后选择坦诚,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依旧相互扶持,却也不干涉伴侣的开放式关系。许多观众认为,这体现了这部影片对某些“道德瑕疵的宽容”。到底有没有一些定义爱的方式是应该被批评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董润年表达了一些无奈:“面对这些批评,我很害怕。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展现。现在的世界对讽刺好像越来越不宽容。当你去真实展现社会里有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感觉自己被冒犯,会去指责你不符合“政治正确”这件事。我觉得这对艺术创作是一个挑战。展现一些真实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就是赞同,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不赞同,才需要去展现和反思,我们来跟观众共同思考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我们将来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首先得承认世界上有这些不好的东西。”

董润年的“无奈”是一直以来有关电影艺术“道德性”争论的一部分。在电影《小丑》热映时,界面文化就曾撰文梳理过许多影评人对这部作品的担忧,许多人认为《小丑》是在堂而皇之地美化暴力,但文中最后提到,“批评的浪潮只会证明《小丑》在艺术上的成就,为它带来更多观众,我们应该紧张的不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而是它展现了怎样的现实。”作为“第七艺术”,电影在很多时候就像一个“思想实验室”,通过营造一个迥异于寻常世界的极端情境,去讨论复杂的人性、暧昧的伦理,去倒逼我们反躬自省。道德的界限在艺术中越模糊,我们面对真实世界中的自己,可能才会越清醒。

正如光明网撰文所言,每个人生活的轨道中暗含的合理性和舒适性其实都是相对和脆弱的,就像电影里的光照一样。生活的假定性和科幻故事的假定性,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科幻制造的奇观就是用一种以假定性为基础的外部力量,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以此让我们接近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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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伊藤诗织胜诉:女性反抗性暴力为何如此艰难?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性侵案胜诉​​​​​​​和电影《被光抓走的人》。

记者 | 实习生 刘亚光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性侵案胜诉和电影《被光抓走的人》。

伊藤诗织胜诉:女性反抗性暴力为何如此艰难?

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伊藤诗织胜诉,前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局长、被称为“安倍的御用记者”的山口敬之需赔偿其330万日元,同时,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权的反诉也遭到驳回。

伊藤诗织在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中回顾了自己的遭遇。2015年,伊藤诗织与当时的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联系,向其询问起工作机会。4月,山口敬之邀请伊藤诗织共进晚餐,进餐期间伊藤喝了些酒,随后失去意识,再度醒来时,发现山口正在侵犯自己。经过奋力反抗,她逃离房间,听见山口抛下一句话:你合格了。

对山口敬之的控诉经历了整整四年,在这四年中,伊藤诗织体验了难以想象的艰难。正如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告诉伊藤诗织的:“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中,就像一个‘黑箱’。”这个黑箱中的一切是否发生,都非常难以从黑箱外部准确推断。伊藤诗织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性暴力犯罪之所以是最容易逃脱的犯罪,恰恰因为它的取证非常困难,而如果没有保存当时的物证,后续的权利维护就变得更为困难。

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日本强奸案中最终被起诉的案件不足三分之一,且对被告的刑罚并不严厉。日本的司法中并没有“同意”的概念,受害者必须通过遭受暴力的痕迹,自证自己“确实受到了侵犯”,在伊藤诗织报警后,警察要求她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与他们拿来的一具真人等身大小的人偶重现案件发生的经过,显然,这一过程会让受害人重温伤害的时刻。相比之下,许多国家都已经建立应对性暴力的更有效机制,例如在英国伦敦建有强奸救急中心,瑞典一些医院也有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在这些专业的强奸危机中心,受害者可以利用专业的“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在强奸后十日内进行检测,并由中心负责保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伊藤诗织曾表示,日本法律体系自身存在对性暴力的严重忽视。

在上诉过程中,伊藤诗织逐渐发现,日本的法律体系和权力运作机制是除了犯罪现场之外的“另一个黑箱”。在案发两个月后,警方就已经申请逮捕山口敬之,但逮捕当天,行动就被日本警视厅叫停,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也都调离此案。2016年,警方宣布,因为证据不足,此案不予起诉。2017年,伊藤诗织向检方审查机构提交的复议申告书也遭到驳回。之后,伊藤诗织与山口敬之的交锋延续到了民事法庭……

伊藤诗织

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实名指控职场性侵害的女性,伊藤诗织也被视作日本反性侵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经历由BBC拍成纪录片《日本之耻》,直接影响了日本刑法的修改,“日本的刑法已经110年没有改变,在这个片子拍摄之前,强奸罪的最低判刑是3年,片子播出后,最低年限改成了5年。”

但是,亦有人认为,伊藤诗织的胜利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三联生活周刊”撰文发问:伊藤诗织“胜诉”了,日本女性的生存境遇会因此变好吗?文中开篇即提到,“如果伊藤没有那么流利的英语,如果海外媒体没有关注伊藤事件,日本会有人对她伸出援手吗?”无独有偶,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伊藤诗织同样提及,在她反抗山口的侵犯时,她“不知道该选用怎样的语言”,当她在用日语向山口表示明确的拒绝时,却会被山口以为这只是一种欲拒还迎的默许。

在法律因素之外,用来表达反抗的语言却被男性习惯性理解为是表达顺从,这一语言内部的反讽,折射的其实是某种日本文化中对识别性骚扰的集体性迟钝。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提及,一位从法国回到日本的女媒体人认为,相较于这些欧洲国家,日本最不幸的是几乎没有抵抗的文化,对于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来说,“学会忍耐”是她们自小被灌输的观念,以至于反性侵运动在日本应者寥寥,当伊藤诗织当初决定向社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连她的妹妹也对她说:“为什么你非这样做不可?”

与此前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少女林奕含遭遇性侵事件类似,东亚文化圈中盛行的耻感文化,作为父权制社会里种种性别欺凌沉默的帮凶,也始终笼罩着伊藤诗织的整个上诉之路。伊藤诗织将自己有关这件案子的调查与思考写成《黑箱:日本之耻》一书出版,立即遭到日本社会的舆论攻击,有人套用她的书名讽刺她让日本在国际舆论中蒙羞,认为她才是“日本之耻”。日本自民党女国会议员山田美绪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被强奸这件事她自己也有责任”。当伊藤诗织实名举报、曝光自己的名字和长相后,她被舆论贴上了“北朝鲜间谍”、“卖春妇”等标签。她甚至因为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被警告说如果她继续上诉,就无法在日本继续当记者,也多次收到死亡威胁……

伊藤诗织的经历并不是特例,对于大多数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来说,她们会选择沉默,正是因为明明身为受害者,却会因为害怕受到大众的猜忌而羞于说出自己的经历。伊藤诗织在调查过程中搜集了相关的统计数据: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指控数,以每100万人为单位,英国是510件,而日本仅有10件——英国是日本的50倍。根据2013年关于强奸案件的数据,以每10万人为单位,美国是35.9件,英国是36.4件,日本是1.1件——这意味着日本女性更加安全吗?在这个统计中印度的数据是2.6件,看起来和日本一样“安全”……“三联生活周刊”援引了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另一个统计显示:日本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中,仅有4%人的选择报警,而有75%选择不向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伊藤诗织凭借过人的勇气站了出来,但这并不是日本社会的常态。

伊藤诗织曾多次将自己上诉的艰难坎坷指向社会的深层权力结构,在她看来,性暴力归根到底是一个权力问题。新京报书评周刊曾撰文指出,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女性来说,她们遭受的性侵害往往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正常的上诉渠道并不管用。例如一时间引发舆论热议的好莱坞制片人韦恩斯坦三十年来的性丑闻直到近年才被曝光,依托的就不是司法的力量,而是舆论的力量。而随着反性侵运动的进展,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对性犯罪的舆论指控是否存在泛化而导致误伤的风险。而一些女权运动者如卡洛琳·哈斯则认为,引诱与骚扰并不存在一条界线,骚扰就是暴力。

反抗性侵犯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当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站出来,公众才会去反思我们可能认为习以为常的观念,那些社会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得以被撬动。

伊藤诗织在中国

2019年7月22日,在伊藤诗织新书中国分享会成都站现场,南风窗得知,一位名叫程乐的女孩准备举手说出自己被强奸的故事。这个女孩特地向公司请了两天假,坐高铁来到成都,为了把自己的故事亲口告诉伊藤诗织。最终,因为她的大学同学也来到了现场,她退缩了,她最后选择将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随着伊藤诗织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她在各个国家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听她们讲述过自己的故事。这些女孩大多数也曾经遭遇过被性侵的经历,她们“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实中维权无望,但又无法忘记‘曾经的屈辱’”,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伊藤诗织共享着同一种经验和痛苦,她们快速地取得共情,认为只有彼此,才是对方的真正理解者”。

伊藤诗织也在多次采访中表示,正是由于人们的分享与鼓励,正是由于每一位支持者所说的“不是你的错”,自己才一直坚持了下来,“记者以传播真实为业,我无法忍受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这样被掩盖了。”这起民事案件最终以伊藤诗织胜诉而告一段落,山口敬之需向其赔偿330万日元,事实上,如果这起案件败诉,山口向伊藤索要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损失的赔偿金是1亿3000万日元,这是伊藤无法承受的巨大金额。

“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啊”,在法院门口,面对那些专程赶来支持她的人,伊藤一边笑着一边流泪,她表示自己接下来还要努力推动明年的刑法修改:“我现在看见的景色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这个判决虽然是一个里程碑,但如果不认真改变现有的刑法的话,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

伊藤诗织胜诉

《被光抓走的人》:如果真爱没有标准,我们该如何去爱?

12月13日,由黄渤、王珞丹、谭卓等人主演的科幻爱情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上映,该片由黄渤的“HB+U”计划扶持的青年导演董润年执导,在首映结束后,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激动地表示,这部电影通过一个单纯的科幻设定,把它对社会的影响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现了出来,为科幻电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影片的设定“脑洞”大开:某日,一道白光突然降临,大批市民凭空消失,经过各国科学家讨论,发现人们似乎都是“成对消失”,于是大家推测,只有彼此真心相爱的人,才会一起被白光带走。然而,“科幻”的部分到此其实戛然而止了。“被光抓走的人”并不是影片的主角,留下来的人才是,他们该如何面对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人“并不是真爱”这个事实?

黄渤饰演的语文教师武文学在影片中奉献了一句逻辑满分的名言:“都说被光抓走的是真爱,可是这也不能证明,留下来的就不是真爱啊!”于是他伪造白光降临那天妻子不在城内的证据,竭尽所能“证明”和妻子之间还存在真爱,却总在夜深人静时感到婚姻步入中年的百无聊赖,也无法阻挡面对年轻的小韩老师时心中涌动的爱慕。小混混筷子正处于一段恋情中,他的发小秦山与人打斗时在光照中消失,留下满墙的血迹。筷子拼命催促警方查明真相,只是希望证明秦山是在“被杀害后消失的”。面对女友“你是不是喜欢秦山”的拷问,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内心深处对秦山的别样感情。

正如澎湃有戏撰文称,这道白光撕开了我们所有人的虚伪假面,倘若不是这道光出现,这个小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还相爱,或者,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相爱了?人们不去深究,是因为害怕承受得知真相的代价,所以大多选择了戴上面具、自我蒙骗,直到那道光的出现。在这道白光的逼问下,每一个人不得不走出自我欺骗的庸常,直面这些内心的阴暗面,也慢慢地接近真正“真诚的自己”。

当然,这个拷问真实自我的过程是极其残酷和痛苦的,如果答案是“我和伴侣没有真爱”该怎么办呢?武文学因此而动摇,他接受了小韩老师向自己表达的爱意,却在宾馆等待时坐立不安,最终抽身离去返回家中。他纠结的心理活动,也恰恰映射出“真爱”概念的荒诞和虚无。澎湃有戏的另一篇文章认为,所谓“真爱”从来没有一个所谓外在的唯一标准。人们总是生造出许多并不存在的“真爱标准”,再去拼命迎合,到头来只是弄巧成拙。武文学伪造的证据不仅没有让他心底踏实,反倒让夫妻关系彻底跌入冰点。年轻的男孩王扬为了证明他爱刘佳一爱到“可以为她去死”,从楼上一跃而下摔至重伤,令人唏嘘。

心理学公众号Knowyourself指出,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世界上存在一个Mr./Mrs.Right”这种想法是一个影响广泛的“迷思”,许多人会认为“对的人”是“完美契合的人”,但“双方契不契合很可能是一种流动状态”。还有的人会认为,“对的人”一定是“遇见的”,且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其实更多情况下,“Mr.Right”和“Mrs.Right”是彼此塑造的。“在爱情中,相比于‘想要什么’,‘绝对不要’的东西,对人们而言才是真正应该执着的、不可触碰的底线和原则。”影片中,在男友用自我伤害的畸形方式去证明“真爱”之后,刘佳一在悲痛中明白:我们之间都能为彼此去死,这就是爱,真爱是或不是,凭什么要交给一道光来决定。这是导演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的一条存在主义的出路——不用去执着于那个虚妄的答案,真爱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和自己的爱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影片中的每一位角色,最终都寻找到了一种定义爱的方式。黄觉饰演的赵峰和妻子早已在外面各有新欢,他们在白光降临之后选择坦诚,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依旧相互扶持,却也不干涉伴侣的开放式关系。许多观众认为,这体现了这部影片对某些“道德瑕疵的宽容”。到底有没有一些定义爱的方式是应该被批评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董润年表达了一些无奈:“面对这些批评,我很害怕。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展现。现在的世界对讽刺好像越来越不宽容。当你去真实展现社会里有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感觉自己被冒犯,会去指责你不符合“政治正确”这件事。我觉得这对艺术创作是一个挑战。展现一些真实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就是赞同,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不赞同,才需要去展现和反思,我们来跟观众共同思考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我们将来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首先得承认世界上有这些不好的东西。”

董润年的“无奈”是一直以来有关电影艺术“道德性”争论的一部分。在电影《小丑》热映时,界面文化就曾撰文梳理过许多影评人对这部作品的担忧,许多人认为《小丑》是在堂而皇之地美化暴力,但文中最后提到,“批评的浪潮只会证明《小丑》在艺术上的成就,为它带来更多观众,我们应该紧张的不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而是它展现了怎样的现实。”作为“第七艺术”,电影在很多时候就像一个“思想实验室”,通过营造一个迥异于寻常世界的极端情境,去讨论复杂的人性、暧昧的伦理,去倒逼我们反躬自省。道德的界限在艺术中越模糊,我们面对真实世界中的自己,可能才会越清醒。

正如光明网撰文所言,每个人生活的轨道中暗含的合理性和舒适性其实都是相对和脆弱的,就像电影里的光照一样。生活的假定性和科幻故事的假定性,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科幻制造的奇观就是用一种以假定性为基础的外部力量,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以此让我们接近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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