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27日，北京市民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很多画挂在铁栅栏上，有些挂在树上，还有一些木雕就放在地上。参展的画家们站在自己作品的面前，接受来自观众的提问。其中一件叫 《沉默》的木雕后来被美术评论家当作这场展览的标志性作品。作品表现了一个人的痛苦——眼被遮挡，嘴被封住，不能自由看，也不能自由言说。这个作品的作者王克平，连法国著名画家马蒂斯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这场民间美术展览发生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重大事件一个一个地到来：1976年，“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西单出现民主墙，芒克、黄锐等人脚蹬三轮车到各大学张贴他们创办的文学刊物；1979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上海的“十二人画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最早举行的“非官方”展览之一……在时代发生巨变的时候，这群年轻人也参与其中，争取表达的机会，他们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以及不同寻常的公众展示方式，让这场展览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艺术事件之一。
这是一帮大多没有受过学院美术教育的业余文艺青年。但是，业余也有业余的好处。官方认可的艺术家有自己的任务——当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苏联式写实主义受到推崇，在毕业前，美院的学术都要完成一幅领袖标准像。当时的画坛还深受“文革”时期“红光亮”要求的影响：“红”是描绘领袖、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要健康强壮、红光满面；“光”是绘画要写实、光滑、逼真；“亮”是指画面要鲜艳、漂亮，并且要格调高昂，突出正面主题。而这些业余的画家则在展览“前言”写道：“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展览被取名为“星星”，一开始可能是顺口，后来，成员们对它有了新的诠释——“白天是看不到星星的。”卡夫卡的这句话被借用过来，并有了具体的内涵：以前只能有一个“太阳”，不能有星星，太阳落了，星星才能够被看到；星星是独立的发光体，不需要反射太阳的光。
据王克平后来回忆，那时一般的展览，美院的老师学生都不太会去看，可是，“星星”他们却是一看再看，直到后来，几乎美术界的知名人士都去了。在展览的留言本上，有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观众写道：今天参展的人们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你们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但是明天，在未来，在新的文化出生以后，人们都会想到这个时候。
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策展人、批评家巫鸿认为“星星”宣告了“文革”后中国前卫艺术的浮现。汪民安、宋晓萍所著的《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作者也指出，“星星美展”是“文革”后第一个前卫艺术运动。“在之前的几十年间，艺术家被权力和真理所降服，唯唯诺诺、泯然众人，他们被称为艺术工作者，可以被评为劳模，称为众人的道德模范。而‘星星’则将艺术家定位于少数派，定位于不合时宜的人。”从“星星”开始，体制外艺术和艺术家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成长起来。
北京OCAT研究中心举办的展览“星星1979”首次对“星星美展”进行系统梳理，再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这一开创性事件。此次展览由巫鸿及容思玉（Holly Roussell）策展，展出了150余份原始文献、纪实照片、出版物及影片，并还原了展览的起源和经过，重构其原境。
原境，是已经消失了的东西。原境包括艺术品原来的实体形态，艺术创作过程、存在空间，以及其所处的物质、社会、政治、宗教在当时的真实状况等。“我们不可能把过去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巫鸿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只有墓葬可能接近这个状态，但是墓葬发掘出来以后，很多当时存在但是易腐的东西都消失了，人们在此进行的礼仪活动也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墓葬中的物品一旦被发掘出来，被打开，放到博物馆去，就进一步脱离了原境。
原境因此和重构相连，重构就是要重新构建起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原境。这次展览通过发掘原始档案资料，对首届“星星美展”和它的原境进行了重构和反思。展览展现了1979年前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展示出“星星”与当时的文学群体“今天”的互动，还有首届“星星美展”的内容和形式，并且给出当时的观众及“星星”成员对该展的反馈。“我们会展示出‘星星美展’的前因后果，”巫鸿表示，“当时的环境、准备，进行场地重现，并且展示出当时的组织者、艺术家、观众……展出一个活生生的、1979年的‘星星’。”
部分展品导览
1979年“星星美展”中，作品挂在栅栏上，艺术家则面对观众介绍自己的作品，并且回答读者的提问。这次展览也重构了当时的现场。在展览开幕当天，当年参加“星星美展”的艺术家何宝森、曲磊磊、薄云、张世琪、李爽等站在自己的画作面前，向观众介绍自己的作品。
何宝森：我发现美术馆小树林的铁栅栏可以挂上这些画
我这些作品都是当年文化宫的年轻工人形象。我在北京市总工会的部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办了一个北京市工人美术培训班。当时在1970年代初期，美术学院、画院都关门了，不招生，青年人没有地方学美术，就在我们培训班培训。黄锐、曲磊磊、李爽都是培训班的学生，在这个培训班里，就出现了我们星星画展。当时，黄锐发现贵州五青年在西单民主墙做了画展，说，何老师我们也搞一个吧。我说，大家就画吧，但是要超过五青年。他们想去民主墙（办这个画展），我不同意，民主墙是搞政治的，我们是搞艺术的，不应该在一起。我开始想在文化宫做，可是画收集上来以后，领导一看，说我们文化宫做的是工人美术，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你们的画怎么能在这儿展览呢？这就找不到地方了。当时我上班经常经过美术馆，我发现美术馆小树林的铁栅栏可以挂上这些画。正好那个时候1979年全国美展要在美术馆展览，那里展示的都是正统的、红光亮的作品，我们这些业余美术是工人作品。而且很巧，就在全国美展开展那天，我们就提前展了。这一下就引起大家重视，大家一看确实很新鲜。这一下，没想到四十年就过来了。
曲磊磊：我拼命画了很多世界著名科学家
当年（我）展览的都是小画、黑白画，大部分都是1976年画的。在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一下子就眼界大开了，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事情，当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我）思考中国怎么发展、中国往哪儿去，感受特别强烈，就是要发展科学和技术。我就拼命画了很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差不多每画一个人都要看一本书。
（我的画作）另外一部分主要是自我表现，个人心理的活动。中国艺术两大段，一大段都是政治，一大段都是市场，但是艺术本质是内心的体现。于是我就画了很多向往自由的思绪，回忆啊，青春啊，画了很多。像“思绪”这一组画，后来《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的作曲家王燕樵跑来找我，说能不能根据你的画做一个组曲，我很荣幸。再比如《风》，风是不定向的，但是我给风画了一个眼睛。后来《小花》的导演黄健中找我说，就是从这张画找到启发，写了一个音乐家向往自由的剧本。
薄云：我就想画梦里的世界
我的水墨画和传统的不大一样，传统的水墨画里要留白，表现空间。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西洋画，但我觉得我吸收了中国画的因素，中国画是散点透视，其实就是没有透视，可以随意处理对象。我就把画里的地平线抬高了。因为是要做星星美展，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画，不为任何政治、中心任务服务了。我就想画梦里的世界，没有人的、安静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阶级斗争、没有人整人、没有烦恼。到今天，我的画虽然画面很不同了，但意境也还是这样。
张世琪：我需要冲破这个空间
每一件作品是带有思想的，有灵魂，不是为了画而画。我在河南（经历）知识分子劳动改造以后，当时思想在开放，我想自己在从事艺术道路上能不能有所突破，大胆地去画，把思想表达出来。我之前也一直在追求自己的艺术，可是那个空间里不能画画，所以我从干校回来之后，就和黄锐等人成为了朋友。这幅画周围都是森林，前面一个野猪，说明我需要冲破这个空间，在更大的空间展示我自己，释放我的艺术思想。我就把这个思维和我在生活里看到的景观融为一体。从绘画技巧来说，我认为中国画有很大潜力，把水墨画和西洋风格结合起来，所以画面里只留了一点空白，表达了我中国画的思想。当时觉得还行，就毫无顾忌地拿去展览了。那时候，大家的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要冲破禁锢。
李爽：当时敢于谈自己的爱情已经很前卫了
当年我们也是这样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回答陌生人的问题。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拍照很奢侈。今天展出的《情听雨语》这个作品是原作，我画的时候19岁，里面是一张油画纸。我们当时的作品都是这样，所有作品不是画在鞋盒子上，就是画在报纸上，使用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材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正在恋爱，没有参照物，不知道世界上艺术发生了什么，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是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当时敢于谈自己的爱情已经很前卫了，这是大胆的表述。
“星星”的力量在于艺术家说了我们要艺术，我们要美，我们要自由，自由地表现我们的心。这种愿望不就是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吗？因此星星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是鲜活和前卫的。
星星1979
展期：2019.12.20- 2020.04.12
策展人：巫鸿、容思玉
地点：OCAT研究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金蝉西路 地铁7号线欢乐谷景区站B出口向北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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