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大空头》
[美]迈克尔·刘易斯 著 何正云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5-5
这个十年伊始便黑云笼罩，我们当头挨了一棒。2010年的开端依然没能摆脱两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也怪不得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大空头》一出版便能引起这么大反响。这本书充满黑色幽默，通俗易懂地解释了美国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1%的人如何在这场风暴中大把捞金，大多数人又是如何一败涂地。刘易斯曾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职员，在1989年的作品《说谎者的扑克牌》中辛辣地调侃了傲慢的同事。此后他就开辟了一番新天地，专门给普罗大众解释复杂的经济学问题以及背后各种组织的纵横捭阖，而大家也都认为，这正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
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形同困兽，需要更多信息和专业知识来实现自我解救？这一年里，一大摞非虚构作品的出现让读者的需求昭然若揭。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众病之王》将癌症的发展与机理娓娓道来；伍洁芳（Sheryl Wu Dunn）和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Kristof）的《天空的另一半》齐声控诉了这个世界对女性的种种压迫。
小说也不例外，作家不断突破各种限制。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挑战了婚姻与社会惯例的条条框框，在艾玛·唐纳修（Emma Donoghue）的畅销书《房间》中，乔伊在被囚禁的狭小棚屋中，为儿子创造出一片快乐天地，最后终于逃向了更广阔的世界。2012年珍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则用眼花缭乱的笔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在小说的最后两章中，她大胆地采用了PPT的方式书写故事，时光飞速快进到成书的15年后——掐指一算，和今天倒是相差不远，也许现在重温一遍又会有新的触动。
2011
《人类简史》
[以]尤瓦尔·赫拉利 著 林俊宏
中信出版集团 2017-2
把时针再往前播，一群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专家？我们对他们五花八门的理论是不是太过容忍了呢？就在这时候，一位学者开了个好头。他让人们能够吸收并且理解人类起源错综复杂的历史与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系统。尤瓦尔·赫拉利朴实无华地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地理学提炼融合，用一本《人类简史》撞开了大众市场，读者发现，如此长远的目光和深邃的历史，也不一定味同嚼蜡。《人类简史》最初以希伯来语在2011年出版，2014年英文版面世。这本书拆解了人类的合作与冲突，涉及工业、农业、科学等诸多方面。恰好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关于世界的知识太过多样，看似难以解剖至便于吸收理解的原子层面，而这本书做到了。毫不出奇，《人类简史》也引起了学术界人士的关注，有人批评赫拉利依赖学科综合理论，而不是自己的原始研究——而这正中读者的下怀。
与之相反，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则拒绝“流质食物”——当然，批评家可能说他是不甘朴实无华。他的“我的奋斗”六部曲终于完结了，不过挪威之外的读者可能还得翘首盼望一段时间。克瑙斯高和其他同时代作家虽不是自传体小说这种写作风格的创始人，但就在这个十年的尾巴上，他们无可否认地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文坛香饽饽。自传体小说让作者的身份飘忽不定，他究竟是创作者，还是被构建的人物角色呢？不管如何辩论，我们永远都无法轻信任何一方。
2012
《消失的爱人》
[美]吉莉安·弗琳 著 胡绯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6
精神病患向来不会缺席小说世界。一场犯罪，从始至终的嫌疑人就是真凶的“敌人”。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绝不是第一个如此构想的作家，但她笔下的两位主人公身上有一些特质，狠狠戳中了我们的时代特征——焦虑。一对光鲜亮丽的纽约“完美恩爱夫妻”陷入经济困境，搬到美国中西部，种种细节揭露了表面令人艳羡的婚姻下所掩埋的仇恨与歇斯底里。这时候，如果两个人的叙述一样都不可靠，我们还能听取谁的一面之词？《消失的爱人》娴熟地运用双重视角，和后来遁入《纸牌屋》的大卫·芬奇手法如出一辙。《纽约客》副主编约书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对原著改编的电影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它“一路往深处挖，直通本质，就像大卫·芬奇的《搏击俱乐部》”。
《消失的爱人》横空出世，掀起了一波破裂叙事的高潮，中心人物当属心碎的女性，出版商也纷纷冲到风口，追逐这类心理悬疑小说并将之命名为“控制文学”。然而就在同年，还有一位作家以其特别的角度敲打着“性”这个概念，大量关于性的情节让读者耳目一新。这位作者曾经是一位电视制作人，在小说里则成为了施虐受虐剧的导演。E·J·詹姆斯曾因喜爱斯蒂芬妮·迈耶的“暮光”吸血鬼系列在网上写同人小说，小试牛刀之后便带来了《五十度灰》，凭此书登上《时代周刊》，成为年度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回顾这些风格独具的作品，未来的学者新星也许能受到启发。在这一年，我们看到了《消失的爱人》里一心想复仇的心机妻子和《五十度灰》里顺从的玛丽苏一路高歌，也见证了希拉里·曼特尔任由“克伦威尔三部曲”《提堂》中的安娜·波莱娜接受失宠处决的宿命，转而书写《狼厅》，给自己添上另一枚布克奖——这样一来，曼特尔就成了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得布克奖的女性作家（她的第一部布克奖小说正是《提堂》）。“克伦威尔三部曲”终篇《镜与光》将于2020年3月出版。
也同样是在这一年，意大利作家埃琳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英文版终于出版，《我的天才女友》编织出了两个那不勒斯女性友谊深处的复杂内涵。自此，翻译小说浪潮涌起，费兰特热一发不可收拾。今年，费兰特将携最新小说《成年人的谎言生活》（The Lying Life of Adults）满足读者的期待。
2013
《女孩是半成品》（A Girl is a Half-formed Thing）
艾米尔·麦克布赖德 著
爱尔兰作家安妮·恩莱特（Anne Enright）在《卫报》的评论文章里指出，“艾米尔·麦克布赖德（Eimear McBride）是个老派作家，也是位天才。因为她句句都是真相，行文笔法绝妙动人，从某种程度来讲，可能不太容易读懂。”正是因为“难读”，在她完成了这本关于痛苦童年和青春期的小说之后，花了将近十年才找到愿意将之出版的书商。“女孩故事”的意识流叙事最终战胜了“难懂”，《女孩是半成品》成为了鼓励实验主义的金史密斯文学奖和包罗万象的百利女性小说奖双料得主。
麦克布赖德象征着爱尔兰作家笔下的广度和深度。凯文·巴里（Kevin Barry）、萨拉·鲍莫（Sara Baume）、保罗·莫瑞（Paul Murray）和丽莎·麦金纳尼（Lisa McInerney）一众文人在过去的十年里崭露头角，各自创造着自己的写作风格。这一方面反映了爱尔兰文学的丰富遗产，另一方面，新一代作家也在探索着当代社会的忧虑。
在这一年，理查德·弗拉纳根也出版了布克奖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这位澳大利亚作家从父亲的亲身经历中汲取灵感，讲述了主人公沦为日本战犯的岁月。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唐娜·塔特（Donna Tartt）疯狂的艺术盗窃故事《金翅雀》，喜欢职场故事和女性赋权议题的读者也有福了，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向前一步》来得恰如其分。
2014
《天翻地覆》
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吗？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发生过一点变化吗？如果站在我们对气候危机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的。五年前，你大概无法想象一个女学生横渡大西洋，来到联合国进行演讲，并且写书出版。年仅16岁的格蕾塔·桑伯格做到了，她的作品《没有人太渺小，不能带来不同》（No One Is Too Small to Make a Difference）就在去年走向了读者。不过针对她提出的问题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大众陪审团尚未听到结辩，更不用说提起诉讼了。
相较之下，娜奥米·克莱恩的《天翻地覆》似乎更明朗一些。她在书中集结了《休克主义》以来这些年的思想，抨击了新自由主义，着眼于当前人们面对生态灾难的思路——不寄望于重新评估经济系统，最终导致崩溃无可避免。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年，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根据Ted演讲修改成长文并出版《女性的权利》，她在书中痛心疾首， 呼吁更包容、多领域的女性主义。
阿迪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2015
《阿尔戈英雄》（The Argonauts）
这并不是麦琪·尼尔逊的第一部小说。她曾经写过谋杀阿姨的书，思考过蓝色的意义，还出过几卷诗集。但《阿尔戈英雄》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更多英国读者借此认识了麦琪·尼尔逊。为什么一本步调这么快、结构如此随意的书会引起剧烈反响？也许答案就在于它的开门见山与坦率之中。尼尔逊乘着小说的航船，驶入她与跨性别艺术家哈里·道奇（Harry Dodge）关系的深处。她审视着这一从天而降的意外浪漫与毫无防备的母爱，同时在自由生活与条条框框之间徘徊，拷问社会与艺术的纠葛。
这是一本震撼心灵的书，同时也并没有脱离身体的痛苦诉求。《阿尔戈英雄》是实验性写作的全新典范，受到了美国诗人艾琳·迈尔斯（Eileen Myles）和和克丽丝·克劳斯（Chris Kraus）的启发。在这本作品中，个人挣扎与政治斗争巧妙融合，尘封的年代在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里碰撞回响。
2015年，文坛最重要的大事件少不了哈珀·李的《守望之心》，这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初稿，哈珀·李在50年代把手稿交到出版商手上，迎来的却是退稿的命运以及修改的建议。《守望之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成年的童子军回到阿提克斯探望父亲的景象，以及他对于父亲的种族主义的震惊。因此，这本书冲击了人们对电影中那个温暖又传奇的格利高里·派克的情感。这本书在哈珀·李离世的前一年出版，也让人愈发疑惑，让手稿公之于众是她本人授意的吗？
更加奇怪的巧合是，这一年的布克奖得主是美国黑人作家保罗·比第，他的获奖作品《背叛》讽刺的正是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它在当代美国留下的深刻烙印。
2016
《秋》
[英]阿莉·史密斯 著 王晓英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6
13岁的伊丽莎白的护照申请被拒了，原因是照片中她的脸“尺寸错了”。她回到这一系列繁琐的过程中，如同进入迷宫，没有人会相信她最终能成功。三年后的今天，她卡夫卡式的护照申请落败经历，对于阿莉·史密斯的读者来说，成为了真实的社会代价——英国脱欧。护照申请不仅是一个枯燥恼人的行政手续，还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即你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国家，以及我们如何定义“已处理妥当”。
阿莉·史密斯在《秋》出版后，开始了她“四季四重奏”的写作，每一年雷打不动创作一本小说。她心知肚明，这本书通篇指向分裂、同情心的泯灭、监视与控制。事实证明，这本书很好地预示了接下来这几年的糟糕情势。
2016年，历史在小说主人公们的命运中滚滚流过。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结合事实与幻想，讲述了为奴与逃离的故事。塞巴斯蒂安·巴里的《无尽的岁月》（Days Without End）则刻画了十九世纪的美国，身在他乡的爱尔兰人的战争。弗兰西斯·斯布福德（Francis Spufford）在《金山》（Golden Hill）中讲述了纽约流浪汉的故事，而萨拉·佩里（Sarah Perry）的《埃塞克斯巨蛇》（The Essex Serpent）则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海滨小镇上的哥特气氛。
2017
《我不再和白人谈论种族的原因》
雷妮·埃德-洛奇 著
“我们告诉自己，好人是不会种族歧视的。人们似乎认为，真正的种族主义只存在于恶人的心中。我们告诉自己，种族歧视与道德价值观有关，其实不然，真正的源头是系统性权力结构与生存策略。”尼日利亚裔记者雷妮·埃德-洛奇曾经如此写道。始于回应一条三年前的博文，结果埃德-洛奇开始详细阐释她对结构性种族歧视、其运作机制以及影响，并且综合成一本书，还因此赢得了贾哈拉克（Jhalak）文学奖以及英国的一项非虚构文学奖。就在言论越来越紧张的当口儿，这本作品为想要起步的少数族裔作家创造了一个空间。 她指出，白人的声音和关注点占据绝对中心地位的情况必须画上句号，尤其是在出版业，因为正是这个行业决定了人们能够看到什么书。
英国黑人传记作家尼克什·舒克拉（Nikesh Shukla）编辑的《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就在前一年出版，而历史学家戴维·奥路索加（David Olusoga）的《黑人与英国人：一部被遗忘的历史》（Black and British: A Forgotten History）亦然。阿夫瓦·赫希（Afua Hirsch）的《类似英国人》（Brit（ish））也在2018年问世。因为这些书，人们开始感觉到那些真实的生活与边缘化的历史可以交融并列，共同书写过去与现在，并弥合写作与激进运动二者之间的裂痕。人们蜂拥走进书店，买下这些作品。
同年，布克奖让人吃了一惊。并不是因为乔治·桑德斯一片叫好的小说《林肯在中阴界》得奖，也不是因为这位作者竟然在炼狱中写了个故事，主角是亚伯拉罕·林肯的死去的儿子，而是这本书的多角度叙事。《林肯在中阴界》无疑是这十年里最意外的文学成就之一，其作者桑德斯的声望也水涨船高。
2018
《普通人》（Normal People）
萨莉·鲁尼 著
2018年5月26日，爱尔兰共和国的人们醒来，都柏林宣布，在日前举行的全民公投中，爱尔兰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投票赞成废止宪法“第八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只有在孕妇生命受到威胁或胎儿在出生前已经死亡等极端情况下才能堕胎，否则堕胎就是违法行为），支持堕胎合法化。换句话说，女性有权利终止怀孕了。堕胎合法化运动波及全国，在几代人之间掀起巨大波澜。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可喜的，但感受更深的是一种从创伤中走出的解脱感。作者萨莉·鲁尼的第二本小说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夏天人人必备的读物。对她来说，这个问题不知从何开口。“所有过去的那些苦难都是毫无意义的，”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以前为什么要这样做？三十年了，那些愤怒、那些悲伤，那些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灾难……”鲁尼对爱尔兰生活给出了十分冷静的评价——田园牧歌的终曲，教会主导的社会，以及愈加分层和多样的世界，这些元素都书中一个都柏林年轻人（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学生）的世界里徐徐展开。在《普通人》中， 康奈尔和玛丽安从小镇斯莱戈搬到首都都柏林，故事令人挪不开眼。
然而，这一年的布克奖得主并不是她。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凭《送奶工》拿下这一奖项，用“动乱期”的反乌托邦色彩俘获了读者。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伯恩斯正在与身体顽疾斗争，靠福利补贴度日，却勾画出一幅令人不安又引人入胜的画卷，讲述了冲突中男性的胁迫与女性的反抗。
2019
《女孩，女人，其他》（Girl, Woman, Other）
伯纳德·埃瓦里斯托 著
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是第一位获得布克奖的黑人女性，也是一位将诗歌与戏剧技法融入小说中的作者，十年以来一直坚持如此，作品一直广受评论家与读者的喜爱。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还是2019年的布克奖产生了两位得主，除了埃瓦里斯托，另一位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奖作品是《使女的故事》续篇《遗嘱》。埃瓦里斯托的读者面也因此获奖而扩大，她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得到了认可，掀起了更多人对于她及她的作品的广泛讨论。
埃瓦里斯托的成功不仅带火了她的八本小说，更让她的信念走到台前。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缺席者赋予存在感”，让人们在小说中看到黑人女性的生活，了解她们如何与这个疯狂且不友好的城市共处。 在如此分裂的局面中，谁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小说如何呈现复杂的自我与破碎的社会？谁又能自我定义？这些问题成为了文化议程的重中之重。
在布克奖颁布后的几个星期里，BBC的一位记者如此报道：这个奖项由阿特伍德与“另一名作家”共同摘得——可以说是不经大脑的随口一说了。后来的解释是，这句话带来的愤怒情绪如此平白可感，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改变——甚至是先锋性的改变，而其先锋性终将慢慢消退。
话说回来，过去的这十年，如何对待这些边缘化的声音，文坛已经走上一个转折点，未来的十年效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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