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林 | 经济观察报书评

在我看来，观察历史历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

一

第一种，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是俯瞰的角度，作为后人可以排除一切历史的迷雾，毫不费力地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这有点像梅特涅谈旅行，这位亲王说他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制高点俯瞰全城，把一切重要的地点——从街道、广场、宫殿到酒馆都烂熟于心。历史的潮流是观察的主线，从古至今渐渐伸向未来。

我们循着历史潮流，从空中俯冲而下。打量自然环境、地质构造，估算农业、采矿、冶金，进而从中判断出一个时代的人口规模、城市化程度。通过建筑技术、建筑风格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城市面貌，依据生活习惯、医疗水平判断一个古人的大致寿命。凭借档案、地图、统计报表看清历史为一个生活在过往岁月里的人划定的边界，描绘他的人生轨迹，从而大致还原他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然后再寻找若干典型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自己把握住了历史。

在我们这个时代，采用这种视角是历史作品的主流。从这个视角去观察历史时，始终能够保持清醒、且站在异常有利的位置上，知道每一个人生赌徒的底牌，因为他们的命运只不过是细化到个体之上的历史规律。作为后来人必然可以给历史找到一个颠扑不破的发展方向，既往的一切历史都会随着观察变成一条奔涌向前的江河，这条江河如果细分就会变成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热衷于宏大主题，关注事件的影响和意义，把历史当事人视为历史的点缀和陪衬，关注“性质”、“影响”、“意义”而不重视作为个体的一个又一个的“人”。

但事实上这条江河真在奔涌向前么？其实历史和未来之间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点，那就是我们自己。与其说历史奔向未来，不如说它们涌向我们。因为书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结局。他们自己早已没有未来，只有背后回荡着涛声的我们还需要面向未来。而未来，始终意味着未定之数。所以人们能够观察到的潮流，真的那么确凿不移吗？

二

如果对这种俯瞰历史的视角感到怀疑，那么另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仰望的视角。

以这种视角撰写的作品，出发点不再是确定的历史潮流，不是翱翔在天空中，也不存在一个制高点。人人都是广袤而孤独世界的芸芸众生，走在熟悉或陌生的道路上，觅食求生，寻找一点安宁和幸福。命运在我们的头顶交汇，在天空中的某一个地方汇聚成历史的激流，涌向一个不可见的未来。有的时候人们能听见它的涛声，扬起头想要辨清它的流向，但看不清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人们就不再仰望了。少数时候，比如某个温暖的冬天或凉爽的夏夜，点亮台灯，打开一本历史书。既然看不清自己的命运，那不如去翻翻别人的底牌。看到他人的喜怒哀愁、彷徨无助，面对世界时的绝望和茫然，更多和他一样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社会，改变了地图、改变了统计数据和报表，普通人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时代。

近年来涌现了若干这样“仰望历史”的作品。比如《1913：世纪之夏》，又比如《美丽与哀愁》。后者把二十三个世界大战亲历者的书信、传记、回忆录以及其他资料中的细节剪辑在一起，重新排列组成了一本书，再现了一个世界。那个一百年前已经远去了的世界，不是作为地图上用颜色代表的国家，不是条约上的签字和火漆印章，也不是旗帜、统计数字、部队番号或条约上的文字条款，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三

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的《彗星年代》的主题紧跟在《美丽与哀愁》后边。这也是一部典型的仰望历史的作品。在这本书里作者用独特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并在这个过程中探讨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问题。那就是当你的世界终结，而一个新的世界缓缓降临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的所见所感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之所以充满诱惑力，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抑制不住的想要“用历史照亮现实”，从纷繁复杂的因素中依靠历史经验去预见未来。要研究这个问题，没有哪个时刻比1918年11月11日更合适的了。这是一个被人为选定的时刻，协约国联军统帅福煦元帅不但选择了德国求和代表团的路线，也认真选择了停战的日期甚至明确到时刻，1918年11月11日11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的时间。德国代表团没有选择的余地，霍亨索伦王朝必须在这个时刻以前终结，虽然这一点不是福煦元帅计划的。

随着战争的落幕，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终结，与此同时持续了将近两百年的普鲁士君主国和持续了将近一千年的哈布斯堡君主国也走到了终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近代历史上恐怕找不到另一个更加富于戏剧色彩的时刻。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他生活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在1918年冬天这个在后人眼中充满了历史的庄严的时刻里，他们在做些什么？

有很多人都想要告诉后人这一点，最为人熟知的大概是茨威格。但《彗星年代》没有选择他，因为1918年的茨威格事业如日中天，靠剧本的走红在萨尔茨堡买了城堡。《彗星年代》选择了几个不同意义上的“普通人”，比如威廉港军舰上服役的水兵，柏林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女画家，还有靠发疯或者装疯躲过兵役的画家。他们作为当事人在不同位置体验到了一个世界的终结。

在威廉港战舰上的水兵看到划破夜空的几百颗颜色各异的信号弹。那不是敌人来袭的警告也不是舰队出击的信号，那是革命的标志。信号告诉他原计划的海上决战取消了，革命救了他的命，为此他松了一口气。但之后他发现这场革命也摧毁了他的帝国，他心目中的德意志祖国，这又让他陷入绝望和愤怒。革命在柏林摧毁了他的帝国。老太太抱着她的猫一起逃亡，她抱怨过多的枪声既吓坏了她也吓坏了她的猫，所以她们要一起逃去更安全的乡下。也是在柏林，人们远远的看到一个严肃的人钻出议会大厦的窗口，人们从口耳相传的消息中得知“德意志共和国建立了！”

这个消息把目光带到斯帕，跟着普鲁士王储穿过深秋的比利时来到这个温泉胜地，那时候还没人知道这里的水疗会风靡世界。威廉王储是一个大人物，但他作为大人物的历史即将终结，在黄叶遍地的别墅花园里，皇帝、皇储、总参谋长和军需总监四个人决定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命运。每一个曾经充满实际意义的词汇都以飞快的速度变得虚幻。权力、秩序、身份和地位都在失去意义，皇帝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总参谋长兴登堡身上，而兴登堡已经放弃了他。王储在短暂挣扎后也明白到一切都完了。

一个可怕的需要煤气取暖的冬天，煤气炉需要投币。窗外是会吓坏老人和猫的枪声。一个心怀不满的水兵看到色彩缤纷的信号弹焰火秀。一个站在窗口喊话的老人和一群征用火车回家的士兵，这就是1918年11月的革命，这就是中欧君主国的落幕，这当中没有什么历史的庄严感！

四

与一个世界的落幕相伴随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降临。曾有一本书以上帝视角描写这个新世界，那就是就是罗伯特-格瓦特的《战败者：两次大战之间的革命与暴力》。《彗星年代》和《战败者》犹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彗星年代》的后记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战败者》，舍恩普夫卢格熟悉《战败者》，也不反对战败者的观点，他用自己的手法表现了《战败者》的主题。

《战败者》的最大主题就是“战后时期”这个概念。传统观念中有一个逻辑链条，认为一战后复苏的欧洲被大萧条推向法西斯运动，而法西斯运动则把世界拖进战争。只要没有一场新的大萧条，法西斯运动就无从谈起。而罗伯特-格瓦特指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连续性。在他看来1918到1923年之间的战后时期的所有革命、内战与暴力都是基于一个相同的原因那就是战败。这些战败者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俄国和罗马尼亚是1918年年初向中欧盟国求和的战败者。而整个中欧盟国则是1918年底向协约国求和的战败者。在这两类典型的战败者之外，意大利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者。希腊虽然在巴黎和会上赢得了《塞弗尔条约》，却在之后的战争中成为凯末尔的手下败将。

协约国眼中亚洲和欧洲的不对等还造就了最后一批战败者，那就是对巴黎和会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心存向往的殖民地人。这种战败者甚至包括自视为“列强”的日本，还有已经成为国联成员国的“印度帝国”。觉得自己距离大叙利亚国家只有一步之遥的费萨尔，刚刚从伦敦来到巴黎的越南爱国者阮爱国，更是对巴黎和会失望透顶。他们的失望、愤怒和怨恨最终都要发泄出来。只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发泄出来的方式，1923年战胜了希腊的土耳其和协约国在瑞士的洛桑签署了《洛桑和约》。《洛桑和约》推翻了《塞弗尔条约》，让《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条款第一次被人推翻。于是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大部分心怀不满的人都意识到了自己该做什么。就这样，《战败者》有力地证成了自己提出的“战后时期”概念。

《彗星年代》用另一种手法表现了《战败者》的主题。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格瓦特通过政治事实、统计数据和地图分析看到的东西。比如在东欧和中欧所爆发的革命，正是这些革命结束了战争。比如新生的捷克共和国翘首以待的捷克军团，就在俄国的革命和内战里艰难地穿越西伯利亚的冰原，他们的火车上还有一个受伤的女哥萨克。

随着革命和内战的爆发，和平以相同的形式降临在西线无人区两侧的士兵头上。首先是炮击的停止，年轻的美国军官杜鲁门在整个1918年都忙着向德国人头上倾泻炮弹，现在他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里抱怨了两件事，第一是他还没来得及剥德国人的头皮，第二是停战几个月来他胖了几十磅。然后是回家，德国士兵争先恐后用一切手段离开战线。而美国黑人士兵最初跟在他们身后争夺最先挺进到莱茵河的殊荣，这时也离开了战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早点回家。

之后和平展现出了两幅不同的面孔。在英国的维吉尼亚-伍尔夫看来和平就意味着糖霜蛋糕的归来。战争中消失的小点心，现在又能买到了。在法国的路易斯-韦斯看来和平意味着崇高理想的实现。她关注着威尔逊的许诺和巴黎和会的进程。无论是关注内心的作家还是关注世界的记者，她们的感受都带有某种不真实的色彩，这是一种胜利者的飘飘然。

与之相对应的是失败者的狂热。这种狂热分两种，一种是进步的狂热，表现在投身革命的布拉格诗人弗朗茨·魏菲尔身上。他的情人阿尔玛·申德勒对此怒不可遏，把他和他的革命同志一起赶出了门。对阿尔玛来说1918年的冬天她有比革命更现实的事要办，那就是解决和她和第二任丈夫格罗皮乌斯的婚姻。而格罗皮乌斯其实也和魏菲尔一样，对未来有着一种狂热的期待。战争把他变成陆军少尉，和平又剥夺了他的军饷。现在他要面对一个不可预见的未来，他对此的回应是“未来城市！”

另一种狂热则是保守的狂热。1918年11月德军依然站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停战拯救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但他们却觉得自己的名誉受损。必须有人为战败承担责任，而且肯定不能是他们自己。于是随着和平的降临新的愤怒从口耳相传变成摇旗呐喊。犹太人成了战败的替罪羊，对此阿诺德·勋伯格怒不可遏。但相比被人用开枪射杀的埃茨贝格尔，勋伯格只是被赶出了独家别墅，运气真的要好多了。

《战败者》的所有主题在在《彗星年代》里都找到了自己的化身。费萨尔没有出场，但他的好朋友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了。阮爱国在1919年向和会递交倡议书，甘地在思考印度的未来。每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都体现在这些问题的当事人身上。所有格瓦特带着我们俯瞰过的主题，在《彗星年代》里都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物。

打开这本书，就踏上了战后时期的世界。贯穿在《战败者》中的历史大潮写在《彗星年代》每一页的留白里，得好好体会才能感受到，因为每一个人的结局都不在正文而在附录里，需要思考才能辨认出方向，因为舍恩普夫卢夫并不愿意直接展示战后时期的历史潮流，他展示的是同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的生命轨迹及彼此的交汇，那条发光的历史长河照亮了我们的头顶，仰望星空再面对未来似乎也更多了一份笃定从容——或许这就是历史对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