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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施展:未来20年之内,中国依然是制造业的中心

施展认为当前工厂向越南的转移趋势,实际是一种“溢出”,这种转移只会让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嵌合进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接受采访中 摄影/匡达

持续了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但使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扑朔迷离,也让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开始反思自己所建构的庞大理论体系,它似乎正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两年前,施展厚达七百页的学术著作《枢纽》取得了热烈反响,一年内加印多次,销量超过三十万册。他以全球史视野分析中国历史,试图打破“中原史观”的桎梏,探索“大中国”内部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各个亚区域的多元互构关系,透过庞大而繁复的理论建构,试图回应当下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未来走向是什么?他在书中称,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与供应链网络的优势,“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中国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制造业工厂纷纷向东南亚转移,中国的“枢纽”位置似乎岌岌可危,施展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分析框架也有坍塌的危险。他决定前往越南与珠三角实地考察,验证自己的论点是否依然正确。这正是他的新书《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的起源。

在施展看来,《溢出》是《枢纽》下篇中关于中国经济的解释框架的迭代升级。虽然看起来两本书与他过去对欧洲历史的研究毫不相关,但背后其实始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何谓中国?中国未来发展应该是什么样?

施展不仅认为未来20年内,中国仍然是制造业的中心,而且还认为当前工厂向越南的转移趋势,与我们传统认知的产业转移完全不同,它毋宁是一种“溢出”,即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而这种转移只会让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嵌合进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带来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向海外的延伸。

在这次调研中,施展也注意到,是中国普通个体应对制造业变迁的努力,而不是国家干预的力量,才是“溢出”过程的动力来源。民间力量的强大活力,是他在《溢出》中的一个核心关注。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施展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月24日

“现在的历史叙事有问题,会导致一系列的精神撕裂”

界面文化:读你的书时,我首先注意到你的学术背景很有趣。

施展:你查我背景,会发现很奇怪,我写的书全都不挨着。

界面文化:你在北大历史系读的博士,博士论文做的是法国思想家的思想史。后来你还研究18世纪中国思想对法国的影响。这些和《枢纽》《溢出》两本书好像完全不挨着,能谈谈你的学术历程吗?

施展:光看这两本书的主题,它似乎和之前的研究不挨着,而且《枢纽》和《溢出》这两本书本身好像也不挨着。但其实我所有的研究背后有一个统一、连贯的问题意识——什么是中国?中国未来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我无论研究中国还是研究西方,都是为了理解究竟何为中国。

我本科是在北航学工科的,那时候一直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够进一步构想未来。北航这个“又红又专”的学校能够教给我的理解世界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所以我当时的理解是,因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所以中国是今天这个样子。

于是我就想搞清楚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去看,我硕士学的是英国史。读了三年之后,我意识到,用资本主义解释中国,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是完全不够的,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革命。所以我想,我应该再搞清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而革命的大本营是法国,所以我博士就去了北大研究法国革命史。

我做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思维习惯,就是要先搞清楚研究对象的边界。革命的边界,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想搞清楚反革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思想家Joseph de Maistre(约瑟夫·德·迈斯特)。

约瑟夫·德·迈斯特,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

我研究西方的历史都是为了理解中国,这段经历从两个意义上对我有帮助:第一,我习得了比较好的方法论,因为我们传统史学的方法论都是很可疑的,我需要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去理解中国,把握、分析中国的问题。再一个是我思考问题喜欢先从它的外围开始,把它的边界先搞清楚,而西方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的边界和约束条件。

界面文化:经过哪一个转折点,你转向《枢纽》和《溢出》两部作品的研究领域?

施展:我一直通过西方的角度理解中国,当时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方法论,可以开始研究、思考中国了。2009年,因为一些特殊事件的刺激,促使我去关注草原史、边疆史,这一下子让我打开了视野,也让我之前对于中国的理解全都坍塌掉了。

我意识到,过去我接受的中原中心论的史观教育,存在多大的问题。它把中国史压缩成中原史,把中国人压缩成汉族人,这是个巨大的误区。实际上,中原仅仅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而已,有一个超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更大概念,那才是中国。

那段思考给我的冲击巨大,那之后我就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何谓中国?如果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对中国其他一切的解释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意味着我之前思考的所有那些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理论,全都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没有识别出研究对象是谁。

我从这时候开始构思《枢纽》的内容,首先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会陷入“中原正统性”的观念里?反思到最后,我意识到本质问题在于史观,中国的史观出问题了,才导致这一系列的困境。那么史观问题出在哪?我在《枢纽》的导言里面就谈到了几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史被等同于中原史,边疆少数民族从来不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面,出现的时候也往往不是好人,这意味着在古代,你根本就不认人家是中国人。所以古代的中国史不能等同于中原史,但如果不能等同,另一个选项是什么?

现在很多学者在做内亚叙事……

界面文化:包括新清史。

施展:新清史是外国学者提出的,他们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对他们不做任何动机论的判断。现在国内大量对新清史的批判还是质疑研究者动机,这种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但只从他们的问题意识角度来讲,他们并不像咱们一样关心中国是什么。大陆像罗新、姚大力这些学者,他们从草原的角度做了很多研究,给我非常多启发。也有不少台湾地区学者,比如王明珂,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棒的研究。

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草原史说清楚了,然后把它跟中原史并列一下,还不能说这就是完整的中国史了。现在分离主义的一个基本诉求就是:既然是多元,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一体?这是我读了姚大力、罗新等学者的理论之后觉得仍然可以继续往前推进的地方。

于是我就继续追问,最终在我的书里把中国史还原为“体系史”。所谓体系史,就是多元彼此之间不断互构,以至于脱离其中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中原、草原、西域、高原这几个板块都是互相构造、互相生成的,脱离了其中任何一方,都解释不了另外几方。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程度,那么中国史作为体系史它就成立了。所谓多元一体首先它是多元,其次是它是一体,但这个“一体”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体系。

中国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这个体系最终在这种多元互构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聚合成大清那样的多元帝国。一旦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在整个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满、蒙、回、藏每个地方都会有其他地方起不到的独特功能,参与到整个中华帝国的建构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独特的边疆地区都有它的主体性。

实际上我们在面对分离主义的时候,逆向地追溯他整个历史演化的逻辑,就发现今天他之所以以这种身份在跟我们讨论事情,就因为是这个体系的一员,否则在身份意义上,他根本不是今天的自己。这样一种叙述逻辑,就形成了一种可以内在克服分离倾向的、对于中国内部各个空间板块的主体性的承认。中国史被等同于中原史,这是古代史的一大困境,也是今天边疆问题的根源。

施展接受采访中  摄影记者/匡达 

近代史的史观又面临另一个困境:中国近代史基本上被等同于屈辱史、悲情史。国家通过历史叙述,确认当下身份。当你把自己的过去叙述为从屈辱中站起来的悲情史,就意味着你必须得跟外部世界对抗,才能获得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我们的近代史叙事决定了我们会从某种角度理解今天我们的身份,而这个理解本身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近代史当然有很多屈辱和悲情,但是更多的部分,是无法用屈辱和悲情覆盖的,但那部分被遮蔽了。如果你把那部分全都打开,整个近代史的意义也会全都不一样了,你才能意识到中国跟世界之间的互动、如何让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获得往前发展的可能性。

再一个是革命史的困境。现在国内网上的争论,左派认为革命就是对、是好,右派认为革命就是错、是不应该。这两个都有问题。如果革命是好,为什么代价如此巨大?如果革命是错,当年给出的所有自由主义方案却没一个成功。革命是对还是错?做这种简单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深入到整个历史脉络中,看到革命的历史演化,一个是内部的历史演化机制,一个是它和世界互动的历史演化机制,然后反向寻找中国革命史的判断基准。

对于当下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我们也需要解释。左派说因为中国模式很好,所以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模式好,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环境问题?如果你说这是发展中必要的代价,等哪一天这个代价轮到你头上了,看你还能这么说不?右派说,这么多问题证明了发展不可持续,可是右派说要崩溃有20年了,中国却一直以惊人的高速在发展。

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史观全都需要重新解释,如果不能重新解释,会造成一系列的撕裂。革命史和当代经济成长史的解释,会导致左派和右派的撕裂,近代史的解释会导致鸽派和鹰派的撕裂,古代史的解释会导致内地和边疆的撕裂。这一系列的精神撕裂,都和有问题的历史叙述直接关联。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它的凝聚力的精神内核是什么?这是要通过一种历史叙事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重建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与当代史的解释框架,同时这四段历史的解释框架必须打通,成为统一连贯的框架,否则撕裂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这些是我在《枢纽》里想要做的工作。

《枢纽——3000年的中国》
施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1日

“中国与美国的行动定义着边界,其他国家是在边界内部活动”

界面文化:在《溢出》这本书中,你的写作目的跟思路又是什么?

施展:《溢出》是《枢纽》的衍生品。因为我最终的写作目的是解释当下:中国究竟是什么,它未来的发展路径可能是什么样的?之前提到的四段历史是环环相扣的,那意味着其中有一环断掉的话,我的解释框架本身会出问题。

我回应当下的部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似乎可能会出现断环:网上有大量言论指出中国制造业大量地往越南转移,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即将不保。基于《枢纽》的一系列理论分析,我直觉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转出去的肯定只是一些终端环节,上游的是转不出去的,但这只是理论推导,我必须实地考察一下制造业转移是怎么回事。只有验证这个推导,《枢纽》里面的一系列分析才仍然是成立的。这是为什么我要去越南、珠三角做调研的原因。

调研的结果是,制造业根本不是转移,而是“溢出”——这也是书名的来源。溢出的原因在于中国供应链的规模优势。我们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一个误区,认为任何国家都面对外部环境,国家内部的演化与外部环境一直有互动。误区在于我们把中国当成一个普通国家看待。中国与美国是两个很特殊的国家,只有它们两个有资格成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其他国家都是因变量。作为因变量,意味着你的外部环境是给定的。作为自变量,你就是环境本身,你的一举一动影响了环境演化的路径。中国与美国的行动定义着边界,其他国家是在它们定义出来的边界内部活动。所以,讨论这种能定义边界的国家,跟讨论被边界所定义的国家,所用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中国是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在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的供应链兼具弹性与效率,这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做到的。

界面文化:你认为中国占领中低端制造业已经成为所谓的“终局”了。这种“终局”跟现在经常讨论的产业转型升级有什么关系?产业转型升级会不会导致中低端制造业衰落或者说外流?

施展:目前看是没有的,有一系列现成的案例佐证。我在书里面提到的那些牛气冲天的小镇产业全都是低端制造业,他们的成本控制能力无与伦比,那是其它国家无法匹敌的,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供应链。

过去之所以我们认为低端制造业会转移出去,是基于日本的“雁阵”模式形成的观念,“雁阵”模式就是把中端产业往“亚洲四小龙”转移,低端产业往东南亚转移,它自己保留高端产业。但是我们要看到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70%是制成品,到了2018年,只有30%是制成品,70%都是零部件、半成品。那意味着什么?各个国家之间已经在工序层面进行跨国分工,而不是在产品层面。一旦形成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低端、中端与高端的定义全都变了,现在是以环节的高中低端来定义。

苹果手机的相当部分是在富士康生产,它当然可能转移到越南,但问题是,哪个环节转移到了越南?今天我们讨论高中低端,应该从环节的角度,或者说从工序的角度来讨论。高端产业也有低端环节,转移出去的都是低端环节,低端环节也不是都能转移出去,还要考虑这些环节对供应链的依赖度以及它的人工成本占比。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次的“溢出",跟日本当年“雁阵”模式的产业转移有一个很大区别:在日本“雁阵”模式中,中低端产业是往外转移的。而在中国往外“溢出”的时候,高中低端产业都还在中国,哪个产业都没有转出去,只是其中某些环节转移出去了。

界面文化:现在随着相关政府法规的出台与经济的腾飞,中国的人力与资源成本也逐渐升高,你觉得这会对中国的供应链能力产生影响吗?

施展:供应链的高效率导致它对人工成本的需求不再那么高,人工成本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的效率依赖于物流效率,所以它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是供应链的规模,第二是基础设施的能力,中国的基础设施能力以及供应链的规模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使得供应链的效率不会因为人工、资源与环境成本的上升而下降,恰恰相反,一旦这些成本上升,意味着社会购买力变大,消费市场扩大,就会为国家带来新的增长源。

界面文化: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不会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你在越南观察到什么,让你有信心下这样的结论?

施展:我到越南访谈企业的时候,都会仔细问他们:你们哪些生产环节能在本地完成?哪些环节是本地做不了,必须得跟中国购买的?那些无法完成的环节,未来是否可能本地化?在所有的访谈里,他们的回答都是:如果零部件只需要简单处理,都可以本地化完成。但凡要对零部件做比较复杂的处理,越南本地根本做不了。

越南深越工业园区入口

那么,未来越南工业是否有可能逐渐提升这些能力呢?这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越南没有重化工业,很多原材料无法生产。第二,越南的规模不够大,规模决定了分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有一个很经典的核心论述:市场的规模决定了分工的深度。市场规模只有那么大的话,有些深度的分工是出现不了的。中国的市场规模决定了任何分工都能出现,分工变得非常细化,分工越深效率越高,这就导致越南企业从中国采购仍然比从本地采购更划算。所以越南无法替代中国的地位,它只能嵌合在中国的生产体系中。

为什么越南出现不了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有这几个特征:高资本、低利润、慢回报、低就业,而后发国家的特征是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裕,与重化工业发展要求是相反的。所以纯粹按市场逻辑,在后发国家是无法出现重化工业的。除非靠国家意志强行推动重化工业发展。而这会带来国民福利的损失,也会扭曲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

国家意志为什么要强行推动?这与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紧密相关。越南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什么样的?对越南来说,中国始终构成它潜意识里的安全焦虑,因为中国的体量是碾压性的,中国哪怕并不想去对付它,它仍然觉得中国是可怕的。实际上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也普遍是这样,为了化解安全焦虑,它必须依靠美国。

但今天的美国与冷战时代不一样,在冷战时代,你想倒向美国,前提是你的意识形态取向。今天你要倒向美国,你必须是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是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在美国看来你是一个“坏国家”。对越南来说,它希望加入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但加入贸易体系的前提是必须实行自由市场经济,那越南就无法发展出重工业。而没法发展出重化工业,越南就只能依托于有重化工业的国家。有重化工业,跟越南又能够形成紧密联结的供应链关系的只有中国。

“很多学者对我的批评基于价值立场,这让我很失望”

界面文化:对《枢纽》一书,有学者就历史史料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而到《溢出》,你的研究材料也跟一般的宏观研究对数据的重视不太一样,依赖的主要是个人访谈,这会不会招致批评?

施展:这是今天我很不满意学术界的地方。对《枢纽》的批评很多,但是其中只有极少部分在我看来是真正有价值、有启发的。一种是基于价值立场的批评,我很意外地看到很多学者居然没有去区分我在书里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以为我做的事实分析就等于我的价值判断,这让我很失望。

另一种批评就是刚才你说的史料不足,这些方面存在疏漏,我完全承认,但问题是把史料挖掘得再多,我在前面说的那些史观困境所带来的问题就解决了吗?那些问题不是挖掘出更多史料才能回应的,而是需要一个新的史观。

我在书里打了个比方,我们把历史理解为大厦,那么史料只是砖头,大厦当然必须有砖头,但没有蓝图,砖头再多也就是一堆砖头。现在的史观有问题,也就是蓝图本身画错了,你往上面堆再多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指责我史料不足的人,都是在说我的砖头放得不够多,但很少看到有人在蓝图的层面上进行讨论。

界面文化:你好像认为自己有一种正确的蓝图?

施展:那是你的误读,我并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史观。如果真的存在,我们也要确认正确的标准是什么。读我的书,你会意识到我的哲学背景是黑格尔式的。现代有一个著名的黑格尔哲学传人克罗齐,他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史观是用来回应我们当下生存困境的:究竟我们是谁?我们和自身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的史观?如果你说的正确是指“一直正确”,我认为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但如果非得说有正确与否,那判断标准就是你的史观是否能够回应当下的真问题。当下的真问题就是:共同体的精神内核是如何表达出来的?

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包括刚才你说的数据不足的问题都是同样的:你对问题本身的提炼,对问题的识别,实际上取决于你的史观,如果你的史观有问题,你一开始的问题提炼都是错的,给出太多的史料没意义。对经济学来说也是一样。今天经济学如此强调数据,是跟现代经济学计量化的趋势有关联的。但计量本身是工具,并不直接指向问题本身。你得在计量以外去寻找提炼问题的的方法。

有更多的数据当然更好,在《溢出》的研究里,因为时间所限,我没有时间搞出更细致的数据,但一些基本性、门槛性的数据是具备的,基于这些数据,我可以开始提问题了。怎么样进一步细致地处理这些问题,是需要更多数据的,但是没有那些数据,并不妨碍我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施展  摄影记者/匡达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了商人自治的“新汉萨同盟”的方案,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设想?你觉得它能解决目前困扰世界的哪些问题?

施展:首先是因为目前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日益分离,例如Facebook这种跨国企业,全方位穿透国界,它可以把钱存在别的国家,美国政府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层面上,政治空间已经完全被经济空间穿透了。

从生产的层面来看,各国之间在生产上达成工序层面的分工了,如果把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所经历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的话,你会发现经济空间已经高度穿透国界了。一方面它穿透国界,另一方面,在国家内部某些地方它却很难穿过去,比如工厂可以往越南或菲律宾转移,但很难往大西北转移,这就意味着经济空间的运行逻辑跟政治空间已经相当不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越是试图去控制民间经济,后者就会试图自救,甚至往外跑。

但是他们会发现,想要完成生产,越往外跑,就越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供应链获得了一个海外出口,不断往外扩散,而扩散的底层动力来自民间,跟政府没有关系,这就是供应链“溢出”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在今天,政治确实影响经济,但是无论是干预的逻辑还是结果,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经济空间需要治理,但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已经无法实现,那治理主体从哪里来?我们“大观”学术小组回看历史,发现曾经有过商人自主的治理,于是在内部讨论时大开“脑洞”,认为也许到了商人秩序再度回到历史前台的一个时刻了。

对商人来说,组建、参与商人自治的“新汉萨同盟”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它能够让商人的利润落袋为安;第二,它可以进一步便利商业发展与贸易来往。而同盟本身提供的是一个真正的中立的仲裁机制,它不仅应该中立于各个国家、组织,甚至应该中立于商人的逐利本性,可以对企业破坏环境、偷税漏税等问题作出公正的仲裁。这种真正的中立性,才能让同盟获得道德的正当性。

如果商人不认可同盟的仲裁——当然他们完全可以不认可,同盟没有强制力——同盟可以把你踢出去,你之前获得的一系列便利就不存在了,便利可能包括同盟内部的融资便利以及彼此的信任关系,而且作为同盟的成员,本身就是品质的象征。反过来,商人就会有动力遵守同盟的一系列仲裁,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破坏、避税、劳工问题有可能都会逐渐被解决。

界面文化:从《枢纽》到《溢出》,你对中国的未来似乎非常乐观。基于这两本书的理论分析,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刚刚签署的今天,你觉得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是怎样?中国有机会打破你提出的美国主导资本与科技的“双层循环”吗?

施展:在技术条件不出现实质性变迁的前提下,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未来20年之内,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的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依然是制造业的中心。

但是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秩序,中国打破不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不是全球的资本中心。形成全球资本中心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个普通法国家。普通法对于中小投资人的权益保障,远远好于成文法。成文法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它无法因应具体的状况;普通法是案例累积出来的,所有案例都是具体行动里面出现的。成文法是一种父爱式的法律逻辑:我想给你什么?而普通法的法律逻辑是:我需要什么?这两种法律逻辑对中小投资人的权益保障是不一样的。当私人资本流动的时候,它会优先往普通法地区流动,你会发现全球的资本中心、金融中心都在普通法地区: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成文法地区都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这不是因为中国没有美国强大,没有美国有钱,而是不同法律逻辑导致的。只要全球资本中心在美国,全球资本秩序就还是由美国主导。

科技创新的中心也仍然在美国,因为创新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不可预期,而不可预期的东西,多半都会失败,只有在非计划的情况下,才会允许这些失败出现。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从一迅速做到一百,但是如何从零到一,举国体制很难做到。一方面,美国的自由环境使它的创新效率最高;另一方面,也可能创造出一些过去闻所未闻的的权利,普通法的案例累积的逻辑也有利于保护这些崭新的权利。

界面文化:能向读者透露你未来的写作计划吗?

施展:这两年,我同时还在做一个比较深、比较细的研究,就是研究中国的“走廊地带”。什么是“走廊地带”?我在《枢纽》那本书提到,中国的体系内部,有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几大板块,每个板块与其他板块接触、结合的界面,就是“走廊地带”,例如辽西走廊、河西走廊、长城、阴山等。

过去我们解读中国史,基本上都是以长安或者洛阳作为中心视角,这仍然是中原中心论的史观。我目前的研究是以“走廊地带”作为中心视角,那么往两边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板块。以这种视角写出的中国史,而是远超于中原史之上的大中国史。未来几年我的主要精力就会放在从走廊地带作为中心切入点,重写中国史上面。当然,这不是说要写一部新的编年史,核心是想把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框架搭建起来。我很期待能有更多的学界朋友一起加入到对这种新史观的搭建中来,这会从理论层面上给今天的很多困境带来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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