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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一方面喜剧演员逐渐更替，陈佩斯与朱时茂、赵丽蓉与巩汉林、宋丹丹与黄宏等老搭档渐次告别舞台；另一方面，喜剧的主题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从独生子女政策背景下的“超生游击队”、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如此包装”，到今天的手机直播、飞机高铁改变下的生活。小品与相声的场景在更迭，我们每个人发笑的对象也在改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从今年春节期间央视及各卫视晚会的喜剧类节目入手，一边分析当下语言类节目的主题、套路与问题，一边讨论它们如何影响了我们今日的笑声。
婆媳、怀孕与“私性文化”
在近些年的春晚舞台上，不少小品的场景都设置在家庭中间，家是集中体现新生活与旧生活冲突的场面，比如东方卫视的《通讯已中断》（2020年）就从子女离不开手机与老爸要切断手机的矛盾入手，《一年又一年》（2017年）展示的也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单身女性回东北老家、在亲戚夹击之下陷入困窘的片段。家庭冲突多集中代际层面，包括农村家庭不了解城市生活、老一辈不理解年轻人生活方式等具体叙事。
在舞台搭建的“家”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与不和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笑料。2020年央视春晚贾玲和张小斐的小品《婆婆妈妈》聚焦于“恒久远”的婆媳矛盾，展现出了一个男人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是如何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婆婆与媳妇因家务活要不要请保姆而发生争执（有意思的是，家庭成员不管站在哪一阵营，似乎都默认婆婆应当干活），又牵扯出二人生活习惯的不同——婆婆在客厅种葱蒜还施肥，媳妇乱扔衣物而且花钱无方，但整个小品的重点和笑点放在“婆婆总看媳妇不顺眼”上，饰演婆婆的贾玲甚至还向上追溯了她与自己婆婆之间的激烈冲突。
儿子带领科长进家、打断了两人的争执，儿子需要安慰深受婆媳矛盾困扰的科长，应此要求婆媳在科长面前演一出戏，婆媳冲突的高潮也借戏爆发：婆婆撕衣服毁口红，媳妇拔大蒜毁葱苗；以演戏给科长看的名义，她们实实在在激烈地向对方展开报复。儿子劝解科长“得看开点，家家都一样”，又一次愉快地默认了婆媳矛盾代代相传、普世存在。
家庭成员之间难免生活习惯不同、追求趣味迥异、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但只是这对婆媳冲突的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大概是对作为“核心资源”的丈夫/儿子的争夺。这种紧张感不会因为角色的夸张表现和戏谑打趣而减弱，也不会因为舞台的新潮场景而增添些许新鲜感。婆婆撕媳妇衣服、与媳妇互骂猥琐龌龊的凶恶场面，反而令人想起相声里婆婆要剜媳妇的大腿肉当药引子的段落。（郭德纲相声《跳大神》侯宝林/郭启儒《一贯道》）2019年春晚小品《站台》也涉及到了争夺儿子/老公的主题，小品中丈夫对妻子年年都要回娘家过年心存怨言，还被路人嘲笑——“年年回媳妇家过年去”、让街坊邻居知道了笑话死你”，看似是过年回家的叙事，核心还是重复着婆媳冲突的老桥段。
在《婆婆妈妈》结尾，二人似乎领悟了家人相处的真谛，齐呼“一家人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但本质上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只是觉得吵完一架“舒服很多”。总的来说，这是一出陈旧的婆媳戏，这个草率虚无的大团圆结局也不过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矛盾仍将继续支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没有人去追究她们相处一室如此不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是觉得她们看不惯彼此的样子很好笑。
“怀孕”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要点。2020年春晚中共有8个语言类节目，其中3个——《走过场》《风雪饺子情》和《快乐其实很简单》——都提到了“怀孕”，虽然其场景都在家庭之外。开心麻花小品《走过场》中的马主任怀孕了，领导批评她时也注意了尺度（这当然是因为演员本人怀孕了）。贾冰小品《风雪饺子情》里的“怀孕”元素是一个重要的戏剧推动：饺子馆的老板娘怀孕了仍坚持工作，客人愿意装怀孕来骗饺子。在孙涛闫妮的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里，“怀孕”是一个男性角度的玩笑，男洗车工提到自己愿意为钱做任何事，甚至是“怀孕”。
在家庭之外的场景中频繁提及“怀孕”，这一点非常有趣，似乎一方面是将怀孕作为社会交往中有利于自己的砝码，另一方面又将私人的生育之事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默认了怀孕并不只是家庭私事。 将“怀孕”搬到舞台之上大说细说的“典范之作”是小品《催孕》（山东卫视2018年春晚），年过五十的男主人公不仅催下一代赶紧怀孕，还催老婆再给自己生个孩子，对生育的热情令人印象深刻。
在观察更多喜剧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婆媳失和、怀孕催生都只是喜剧节目聚焦家庭的体现，很多喜剧对家庭的描摹局限于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掏空了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婆媳矛盾、婚姻危机、老年孤独、孩子淘气（不做作业），即使某些小品看起来充满时代气息——《婆婆妈妈》里媳妇爱买口红是近年流行的梗，《催孕》里男主人公的健身器材都是语音智能的——然而在本质上，这些故事发生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它们都遵循着这样一套叙事：将家庭关系孤立于社会空间之中，对着家庭内部无限放大，让家人陷于对彼此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最后经过一番挣扎得出“这就是爱”“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这类结论，如同一幕幕“私性文化”的狂欢。（王汎森说私性文化：“虽然有灿烂的逸乐、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但根本性质却是私性的……不想触及更高层次的反思。”）
早年间，家庭喜剧的社会感与时代感更为明确。以1992年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姐夫与小舅子》为例，小品既包含了姐夫与小舅子的关系，也指向了二人警察与混混的身份，正是这种角色的叠加，制造出了公与私之间的戏剧冲突。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也发生于夫妻两个人之间，但假定的外部的“危险”环境与他们在逃的身份使其叙事远远超出了家庭故事本身。
弱势打工者的“智者”光环
赵丽蓉与巩汉林的小品《打工奇遇》（1996央视春晚）和《如此包装》（1995年央视春晚）曾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老太太来打工的主题令人忍俊不禁。事实上，打工者与老板的冲突也是春晚小品的一个固定主题，除了“老太太”打工者，我们还看到了打气工（黄宏《打气》，1999年央视春晚）、砸墙工（黄宏《装修》，2005年央视春晚）、保安（孙涛《你摊上事儿了》，2013年央视春晚）等等。
打工者/老板的冲突场景也未缺席今年春晚。在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里，洗车工与女老板面对面，一如既往以二者地位、财富差异制造出戏剧冲突。这类打工者/老板主题的喜剧有一个共同点：打工者虽然是地位较低、需要表现服从的乙方，但往往展示出了朴素智者的形象，为那些处境优越却没事找事的老板排忧解闷、指导人生。孙涛扮演的洗车工为闫妮扮演的大老板开解，“活得就是个心态嘛”，“人不能光想着自己，要回馈社会，做公益”，“人的一生活得简单点，简单点，你就快乐了”，此外还给她推荐旅游、找老伴儿、看短视频等排遣方式。在这里，打工者的尊严并没有因为提供额外的服务（比如陪聊）而有所贬低，相反，他正是通过陪聊体现出了自己的朴素智慧远在这位老板之上。老板幻想功成身退后在乡下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一出生就实现了。
近些年的语言类节目呼应时代变化，为我们展现了一些新生工种，比如代驾员和快递员，但“朴素智者”的核心始终不变，他们都是比雇主更明白事理的人，仿佛都是黄宏饰演的打气工的转世投胎。在娄艺潇宋小宝的《代驾光临》（2019年东方卫视春晚）中，女代驾司机先是扮演被误会的“第三者”，后来又扮演起调解方，一边告诉妻子体谅丈夫的难处，一边忠告丈夫钱买不来爱；小品《幸福快递》（2017年北京春晚）的结构几乎和前者一模一样，杨树林饰演的快递员也在一对夫妻之间来回调解、劝慰双方，“知足吧，有人跟你吵那是幸福”，“你们这帮人怎么了，生活好了，把日子过坏了，怎么就不知足呢？”
打工者开解老板，老板认打工者为大哥，这种结局设定似乎令大多数观众感到宽慰，宽慰到似乎可以忽略交心开解前的误会和冲突，以及冲突之中打工者的弱势与无助。在小品《看车》中，蔡明扮演的看车人（2017辽宁卫视春晚）买了一瓶价值700元的酒作为老伴的生日礼物，却被一位车主误会为从自己车中偷窃所得，蔡明拦在车前试图自证清白，这一举动又被嘲讽为“碰瓷”。“一瓶酒700元”这句台词反复出现，没有人相信一位老年女性看车工愿意花700元买一瓶酒，更令人心酸的是，她说，这瓶酒花了她半个月的工资。在误会被澄清、冲突被解决之前，打工者面对的处境其实没有他们表现得那般乐观，看车工被奚落买不起酒，孙涛扮演的保安（2013年央视春晚《你摊上事儿了》）被经理骂“死心眼”，并屡屡以“你摊上事儿了”表示恐吓，以“不就是个看门儿的吗”表示不屑——在“智者”的光环之下，打工者依然弱势。
这一类小品的惯常叙事套路是，出场时，打工者与老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在工作过程中超越工作的界限，为雇主排解烦忧，最后借由雇主的好心与觉悟获得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对话权以及似乎完满的结局——比如车主邀请看车人蔡明（和她老伴）一起过生日、一起消费昂贵的白酒，比如闫妮饰演的老板大方地认洗车工为“大哥”，这位“大哥”也赢得了老板下属的服从（拍马）。这些结局如此完满，似乎将打工者先前受到的鄙夷和误会一笔勾销。明明设置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之中，这样的认亲结局却如同童话一般。这样的人情味真的符合现实吗？一定要用攀亲戚来确保雇主与打工者一团和气吗？一定要依靠雇主的觉醒与好心来维护打工者的尊严吗？对比早年的《打工奇遇》，到故事的最后，赵丽蓉饰演的打工者也没有与巩汉林饰演的老板论上亲戚，还是各自回到各自的位置。
从这一类主题的语言类节目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以情感解决不和几乎成了喜剧节目最常用的技巧之一，可是，情感真的可以解决真实的矛盾吗？喜剧肩负着确保矛盾解决的任务吗？
还没招人笑，就要招人哭？
现在的喜剧节目还好笑吗？无论是《欢乐喜剧人》还是晚会上的语言类节目，都曾招来观众对于落入套路、过度煽情的批评——没有让人乐呢，就招人哭了。
具体来说，很多与老年生活有关的小品会套用健忘、患阿尔兹海默的桥段，2019年央视春晚小品《车站》里一个老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不记得妻子的名字，2019年东方卫视春晚《爱回家》里的妈妈也得了阿尔兹海默，2020年央视春晚《机场姐妹花》结尾处也引出了患有阿尔兹海默的姥姥，2020北京春晚小品《家有儿女》也沿用了苏大强的阿尔兹海默……唤起全社会对阿尔兹海默患者群体的关怀当然值得肯定，但是这一病症在喜剧中运用过多，是否也体现出了创作上的某种路径依赖，比如只会用老人健忘制造笑点、用亲情感动观众呢？
“笑中带泪”的套路不仅在老年题材中运用广泛，在其他喜剧主题下也并不罕见。这一套路往往体现为结局的无由来煽情，比如婆媳荒唐大闹一场后牵手表态“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2020春晚《婆婆妈妈》），比如闹着要离婚的小夫妻因一个电话而相拥领悟“只要儿女开心，父母就放心了”（2019春晚《站台》） 。
反复在喜剧中以情动人，究竟是希望观众受到教育，还是弥补笑声的不足、以讨巧的方式收尾呢？ 昔日的经典晚会小品并没有这样“笑中带泪”的尾巴，争执的双方也不必到最后握手言和——《卖拐》（2001央视春晚）没有让“大忽悠”与被骗者达成和解；《超生游击队》里的夫妻最终认识到超生游击不值得仍是从自身处境出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要抓住，不就麻烦了吗？” ——而没有上升到人生顿悟的层面。
喜剧不招人笑，反而要感动人、教育人，这也并非一桩新鲜事。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相声改革的作家老舍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对新相声宣传内容过多而不招笑表示不满：
“这些段子的缺点大概是颇愿提高相声的思想性，可是在言语上不敢放胆创造。……包袱勉强，失去相声应有的效果。当然老段子只顾招笑、不管其他， 是不好的，但是新段子又只顾宣传，忘了招笑。比如说你写的是悲剧，可是叫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就分明是人家否定了你的悲剧形式，看不下去了，还怎么接受其中的思想教育呢？”
新生活与旧讽刺
直播带货、主播诈骗等等新事物新问题纷纷在今年各大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中亮相。在《主播行动队》（2020年江苏卫视春晚）里，直播变成了揭穿诈骗的好工具，但整个小品只在头尾用到了直播；《春天养老院》（2020年北京卫视春晚）以老年人热衷直播为背景，但直播在其中的用途仅仅是串联才艺展示；《确认过眼神》（2020山东卫视春晚）以直播诈骗为题材，大体上仍是美女一波三折的相亲故事。不得不说，这些喜剧中的直播元素更接近于串联工具，直播影响之下的人与生活的样貌并没有成为其描绘与分析的重点。
与之相比，小品《OH买尬》（2020年东方卫视春晚）走进直播间，再现了两位业绩不佳的主播充满明争暗斗的工作过程，还对直播卖货进行了分析——主播应当学会讲故事的营销策略，并且应当提前试用产品。喜剧拥抱新生活、新题材，也仍需要更真实的处理、更细致的打磨。
2020年央视春晚小品《走过场》的表现令人惊喜，以领导探望病员走过场的段落，批评了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小品中躺在病床上的工人是因为给青山刷绿漆而受伤的，这一背景也取材自为应付上级检查一些地区给荒山刷绿漆的真实事件。如此讽刺力度在近年来的晚会喜剧中实属罕见。而事实上，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嘲讽可以说是中国喜剧的老题材了。
上世纪50年代，由何迟创作、马三立演出的《开会迷》对于官僚主义严重、迷恋开会作报告的风气进行了讽刺。相声讲述了一个一天到晚开会的厂子，会议讨论的都是些与正经业务无关的荒诞主题，不是“工人夜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就是“工人下班以后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与这个相声同时期同主题的，还有段继棠创作的《改日再说》，某个发明创造需要一次次开会、一轮轮讨论，最后落了个“改日再说”的结果。在马季、唐杰忠的作品《多层饭店》里，住店的人想吃一碗面条，还得辗转多个部门、层层上报批条子、等领导批准，其荒唐可笑可谓以小见大。梁左编剧、冯巩牛群表演的《小偷公司》为观众展现了一个专业的小偷公司，这个公司的特点就是组织繁杂、冗官冗员，连管计划生育的部门都有，就是没有干活的人。
对比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将喜剧的视线从家庭私域转向社会话题与公共空间，诸如工厂、饭店、公司、医院及官场等等，人们能够发笑的对象将远远不止婆媳矛盾、老来得子或者频繁出现的“阿尔兹海默症”，我们或许有机会通过喜剧认识、言说、再现、讽刺那些更加切实存在的、更加影响广泛的、更加意义重大的真问题，而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笑声之广大、之真挚、之复杂，大概也与婆媳互骂的逗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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