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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当野味带来病毒: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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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当野味带来病毒: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己?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野生动物消费与游戏《瘟疫公司》。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野生动物消费与游戏《瘟疫公司》。

当野味带来病毒: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己?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野生动物消费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17年前,SARS自中国华南地区蔓延至全球27个国家,造成8000余人感染,死亡率高达10%。今日,新型冠状病毒再次袭来,一时间众声哗然,许多人愤而慨叹此次疫情与当年何其相似,原因之一,便是造成这两次疫情的病毒都与人类餐桌上的野味有极大关系。

疫情爆发后,“病毒从哪来”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学界十余年间对SARS病毒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章被再次刊发,意图从科学的角度警示公众人类无止境向自然索取所带来的危害,也为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发声。然而,要在现实中落实保护,许多概念和问题亟需厘清解决。例如,当我们谈论“野生动物”时,到底指的是哪些动物?野生动物的捕猎和养殖,分别有哪些不同的情况,又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在自然与人类利益之间,应当如何去平衡抉择?

“南方周末”在微信公众号上对于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溯源工作进行了梳理。根据至今发表的研究报告,学界普遍认定蝙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不过,本次疫情在冬季爆发,此时蝙蝠处于冬眠状态,直接感染人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应该会另有一个中间宿主,它们被自然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并将病毒传播给了人类。至于这个中间宿主是什么,目前学界众说纷纭,至少已有水貂、蛇、穿山甲三种说法。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是穿山甲,研究人员将穿山甲体内分离出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进行比较,发现相似度高达99%。值得一提的是,穿山甲虽然属于保护动物,但穿山甲的非法贩卖情况非常普遍。

Britta Jaschinski拍摄的走私穿山甲

无独有偶,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也是蝙蝠,而其中间宿主,是人们贩卖、宰杀的果子狸。公众号“一席”日前重新推送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2018年的演讲,她在演讲中追溯了SARS病毒进入人类社会的过程。

“根据前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最早的11个病例大多和野生动物有接触的历史。他们或是野生动物的运输者,或是野生动物的交易人员,或是餐馆的厨师、服务员。”科学家很快在广东野生动物市场找到了病毒的直接传染源——果子狸。“广东省在2004年年初发布了一条禁令,全面捕杀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这个政策对控制SARS后期传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那之后,广东再没有出现SARS新增病例。”

于医学研究而言,确定中间宿主或许是一项重大成果,但对公众来说,更为重要的信息是,疫情的爆发,往往与野生动物的贩卖、食用休憩相关。从公共事务的角度来说,应当被整顿甚至取缔的,是整个非法贩售餐饮市场,而不是只针对某种被证为中间宿主的动物。

近年来,传染病频发。据研究人员统计,70%的新发传染病都来源于动物。然而,石正丽在演讲中强调,病毒“不是冲着人类而来”,肆虐人间、造成疾病的病毒虽来自动物,但人类的野生动物市场和餐馆才是它“发展的舞台”。从中东呼吸综合征、尼帕病毒到埃博拉病毒,人类社会遭遇的每一次新的伤痛,实际上都是长期捕杀野生动物、侵蚀其自然栖息环境的恶果。《血疫》的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在书中谈到,侵袭人体的病毒原本生活在野生环境,是人类破坏了它们的家园,而病毒在人类世界中的传播,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他写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

如果说,疫情的爆发,将一个长期以来在灰色地带运作的野生动物交易链公之于众,那么摄影师Britta Jaschinski则用镜头反思整个人类文明。上周,“一席”刊载了Jaschinski的摄影作品,他的照片展现了“那些因为人类的迷信、娱乐、贪婪,给野生动物带来的苦难”。

在胆汁农场,熊的伤口被金属架固定住,方便工人从胆囊中抽取一瓶瓶胆汁;为了满足人们对于鱼翅的口腹之欲,每年有七千万鲨鱼被残忍地杀掉;穿山甲是一道昂贵的美食,它的鳞片还可以做中药;老虎腿被用来生产虎骨酒……“男人喜欢购买这种酒来增强自己的能力,我也不知道谁会相信这个。”

非法捕猎者正在割取鲨鱼鳍  拍摄:Britta Jaschinski

过去三十年里,Jaschinski奔波在全球各个角落,见证和记录着野生动物的苦难。而人类一次次遭遇的新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也是这些苦难的回声。疫情引发的,不只是人们对餐桌野味的敌意,而是对更广阔的野生动物滥用的反思。

保护野生动物,归还其自然环境,仅仅依靠口号式的倡议,或寄望于人人自觉抵制消费都有些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野生动物的利用到底存在哪些具体问题?现有的法律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野生动物的保护呢?

“澎湃研究所”刊载的文章从业者的来信:如何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提出了一个前提性的但又往往会被疏忽的问题:“什么是野生动物?”作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定义的“野生动物”概念不明,未明确是特指野生环境下的动物,还是人工驯养繁育状态下的野生动物也囊括其中。这是一个困扰着野生保护从业者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和判定,“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进步,我认为是到了该对二者进行科学界定的时候了。”

作者指出,中国一直存在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现象,究其根本,是利益驱使和犯罪成本过低,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或以此谋利的行为。

很多野生动物物种的繁育和利用,是在现行法律和管理框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在一些地区的生计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不能简单无视从业者的利益,进行一刀切的管理。”

公众号“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文章介绍称,学者通常从养殖过程和目的的角度,将人工驯养繁育状态下的野生动物分为保护型养殖、生产型养殖和驯化型养殖。保护型养殖的目标是使从野外救护的动物能够顺利繁殖,扩大种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使其野化。

针对相对安全的生产型养殖,即已经驯化完全而且性状上有别于野外种群的养殖业,比如毛皮养殖业(狐狸、貂、貉),以及一些经常被用于食用的动物例如(鹌鹑、肉鸽、牛蛙等等),其养殖风险相对较低,建立检疫机制、监管也相对容易。但需警惕某些生产型养殖户从野外捕捉个体来改善种群性状,可能使外界病菌感染养殖种群,所以需要特别管控乃至禁止。

另一种则是驯化型养殖,即把原来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动物驯化为能在人工环境生长发育繁殖的。这一类养殖不可避免地在生产中会亲密接触野生动物,加工和交易中也有很多潜在风险。作者建议这一类养殖全部暂停发放新的许可证,进行全面筛查和严格管理,乃至逐步取缔。

果子狸

同时,针对那些明面上打着养殖的牌子,实际上掺着野外盗猎的个体“洗白”行为,监管部门也需要特别注意。因此,作者提出,对于经济价值特别高的一些野生动物,如果能做到DNA个体识别,实现可溯源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对于执法时的判别至关重要。

“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资源亟待保护的今天,以什么样的距离和方式与野生动物相处,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新的议题。”

《瘟疫公司》走红:是人类命运的“预言帝”,还是冷漠的“旁观者”?

1月21日,钟南山院士明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的第二天,游戏《瘟疫公司》登上了中国地区App Store付费游戏榜的榜首,随着疫情的持续,该游戏也已经连续霸榜三周时间。

这款以传染病为题材的策略游戏在2012年由英国独立游戏工作室Ndemic Creations制作推出。《瘟疫公司》此番走红,除了其内容与当下时事遥相呼应,还与一起“预言”事件有关。2015年,Steam平台用户SPolar在游戏工作坊中发布自制冠状病毒模组,并在简介中描述道:“2003年SARS疫情已经过去,然而时间已经过去17年,2020新的冠状病毒变种出现在世界上。”

“冠状病毒”是SPolar为游戏制作的一款Mod

B站的一段游戏录屏视频里,许多弹幕将SPolar称为“大预言家”。这可以看作是对偶然性巧合的惊讶,也可以说是对人类历史相似性的唏嘘。对于此次疫情而言,《瘟疫公司》好似一个警示者,它早已存在于我们中间,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态作出警告,然而,等到事件真正爆发,人们才投去事后的关注,赞其英明。

被捧上“先知”神坛后,《瘟疫公司》成了可供疫情中人参考的行为指导。公众号“娱乐硬糖”在一篇文章里将《瘟疫公司》比作“启示录”。文章认为,《瘟疫公司》中涉及的勤洗手、注意咳嗽礼仪等小细节向玩家科普了一些防传染病的常识,如果多玩玩,了解到野生动物携带病毒的威力,或许能“吓一吓”潜在的野味爱好者。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曾发布文章,称《瘟疫公司》是一款关于公共卫生话题的非传统宣传工具,可以提高公众对流行病学和疾病传播的认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瘟疫公司》从一开局就不断提示玩家:如果这场瘟疫发生在现实中会怎样?除了以卫生习惯作为影响瘟疫传播速度的因素,游戏还将气候危机、贫富差距、排外问题等纳入考量,为玩家绘制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瘟疫图景。

《瘟疫公司》游戏界面

尽管按照游戏的逻辑,玩家作为指挥瘟疫扩散的角色,是全人类的公敌,但游戏本身却对现实生活有着警示作用。它模拟了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灾厄,通过虚拟的情境向人们展示“看起来牢不可摧的现代生活有多脆弱”。《瘟疫公司》在此次疫情中凭借其“警示性”和“预言性”成了一款以关照人类为宗旨的“反人类”游戏。

不过,Ndemic Creations近日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瘟疫公司》的制作虽然特别注重真实性以及信息的丰富性,但它最终“只是一款游戏而不是一个科学模型”。

宏观视角虽然有助于玩家了解、反思疫病的传播,但也是该游戏经常被诟病之处。游戏陀螺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瘟疫公司》作为策略型游戏,为玩家提供的身份不止指挥官与执行者两个,它还创造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玩家可以选择策略,指定基本方针,但病毒的蔓延是由算法自动推进的。所以,到底是人的策略决定了病毒的传播走势,还是算法设计的病毒传播路径引导玩家做出选择呢?

《瘟疫公司》游戏界面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载的评论文章《〈瘟疫公司〉:人类与瘟疫的共生史》进一步指出,“旁观者”的视角设定将玩家陷于矛盾之地。作者认为,《瘟疫公司》从疾病的视角切入虽另辟蹊径,增强了游戏的新鲜感,打破人类“以我为尊”的幻觉,但人在游戏中被过度隐去,沦为一个个跳动的数字,另玩家难有“切肤之痛”。一方面,游戏之外的玩家“我”被游戏设定无限放大,指挥病毒大军攻克地球,从侵略与胜利中获得快感,成为上亿人生命的主宰。但另一方面,“我”终究是人类中的一个,当浩劫来临时,游戏赋予“我”的强大能力只是梦幻泡影,在命运的洪流下,“我”甚至是无力的。

换句话说,《瘟疫公司》的游戏逻辑映照了一个可怖现实。灾难中个体的伤痛、愤怒与恐惧往往淹没在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下。从国家到人类共同体,都要求个人为之付出努力,但“微观的苦难”总是被置于“忽视、抹除或遗忘”的边缘。当数字化的衡量方式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巨大悲怆夷为平地时,又何谈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怀呢?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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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野生动物消费与游戏《瘟疫公司》。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野生动物消费与游戏《瘟疫公司》。

当野味带来病毒:如何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己?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野生动物消费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17年前,SARS自中国华南地区蔓延至全球27个国家,造成8000余人感染,死亡率高达10%。今日,新型冠状病毒再次袭来,一时间众声哗然,许多人愤而慨叹此次疫情与当年何其相似,原因之一,便是造成这两次疫情的病毒都与人类餐桌上的野味有极大关系。

疫情爆发后,“病毒从哪来”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学界十余年间对SARS病毒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章被再次刊发,意图从科学的角度警示公众人类无止境向自然索取所带来的危害,也为野生动物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发声。然而,要在现实中落实保护,许多概念和问题亟需厘清解决。例如,当我们谈论“野生动物”时,到底指的是哪些动物?野生动物的捕猎和养殖,分别有哪些不同的情况,又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在自然与人类利益之间,应当如何去平衡抉择?

“南方周末”在微信公众号上对于引发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溯源工作进行了梳理。根据至今发表的研究报告,学界普遍认定蝙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不过,本次疫情在冬季爆发,此时蝙蝠处于冬眠状态,直接感染人的概率微乎其微,因此,应该会另有一个中间宿主,它们被自然宿主携带的病原体感染,并将病毒传播给了人类。至于这个中间宿主是什么,目前学界众说纷纭,至少已有水貂、蛇、穿山甲三种说法。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是穿山甲,研究人员将穿山甲体内分离出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进行比较,发现相似度高达99%。值得一提的是,穿山甲虽然属于保护动物,但穿山甲的非法贩卖情况非常普遍。

Britta Jaschinski拍摄的走私穿山甲

无独有偶,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也是蝙蝠,而其中间宿主,是人们贩卖、宰杀的果子狸。公众号“一席”日前重新推送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在2018年的演讲,她在演讲中追溯了SARS病毒进入人类社会的过程。

“根据前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最早的11个病例大多和野生动物有接触的历史。他们或是野生动物的运输者,或是野生动物的交易人员,或是餐馆的厨师、服务员。”科学家很快在广东野生动物市场找到了病毒的直接传染源——果子狸。“广东省在2004年年初发布了一条禁令,全面捕杀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这个政策对控制SARS后期传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那之后,广东再没有出现SARS新增病例。”

于医学研究而言,确定中间宿主或许是一项重大成果,但对公众来说,更为重要的信息是,疫情的爆发,往往与野生动物的贩卖、食用休憩相关。从公共事务的角度来说,应当被整顿甚至取缔的,是整个非法贩售餐饮市场,而不是只针对某种被证为中间宿主的动物。

近年来,传染病频发。据研究人员统计,70%的新发传染病都来源于动物。然而,石正丽在演讲中强调,病毒“不是冲着人类而来”,肆虐人间、造成疾病的病毒虽来自动物,但人类的野生动物市场和餐馆才是它“发展的舞台”。从中东呼吸综合征、尼帕病毒到埃博拉病毒,人类社会遭遇的每一次新的伤痛,实际上都是长期捕杀野生动物、侵蚀其自然栖息环境的恶果。《血疫》的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在书中谈到,侵袭人体的病毒原本生活在野生环境,是人类破坏了它们的家园,而病毒在人类世界中的传播,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他写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

如果说,疫情的爆发,将一个长期以来在灰色地带运作的野生动物交易链公之于众,那么摄影师Britta Jaschinski则用镜头反思整个人类文明。上周,“一席”刊载了Jaschinski的摄影作品,他的照片展现了“那些因为人类的迷信、娱乐、贪婪,给野生动物带来的苦难”。

在胆汁农场,熊的伤口被金属架固定住,方便工人从胆囊中抽取一瓶瓶胆汁;为了满足人们对于鱼翅的口腹之欲,每年有七千万鲨鱼被残忍地杀掉;穿山甲是一道昂贵的美食,它的鳞片还可以做中药;老虎腿被用来生产虎骨酒……“男人喜欢购买这种酒来增强自己的能力,我也不知道谁会相信这个。”

非法捕猎者正在割取鲨鱼鳍  拍摄:Britta Jaschinski

过去三十年里,Jaschinski奔波在全球各个角落,见证和记录着野生动物的苦难。而人类一次次遭遇的新的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也是这些苦难的回声。疫情引发的,不只是人们对餐桌野味的敌意,而是对更广阔的野生动物滥用的反思。

保护野生动物,归还其自然环境,仅仅依靠口号式的倡议,或寄望于人人自觉抵制消费都有些不切实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野生动物的利用到底存在哪些具体问题?现有的法律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野生动物的保护呢?

“澎湃研究所”刊载的文章从业者的来信:如何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提出了一个前提性的但又往往会被疏忽的问题:“什么是野生动物?”作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定义的“野生动物”概念不明,未明确是特指野生环境下的动物,还是人工驯养繁育状态下的野生动物也囊括其中。这是一个困扰着野生保护从业者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和判定,“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进步,我认为是到了该对二者进行科学界定的时候了。”

作者指出,中国一直存在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现象,究其根本,是利益驱使和犯罪成本过低,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或以此谋利的行为。

很多野生动物物种的繁育和利用,是在现行法律和管理框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在一些地区的生计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不能简单无视从业者的利益,进行一刀切的管理。”

公众号“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文章介绍称,学者通常从养殖过程和目的的角度,将人工驯养繁育状态下的野生动物分为保护型养殖、生产型养殖和驯化型养殖。保护型养殖的目标是使从野外救护的动物能够顺利繁殖,扩大种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使其野化。

针对相对安全的生产型养殖,即已经驯化完全而且性状上有别于野外种群的养殖业,比如毛皮养殖业(狐狸、貂、貉),以及一些经常被用于食用的动物例如(鹌鹑、肉鸽、牛蛙等等),其养殖风险相对较低,建立检疫机制、监管也相对容易。但需警惕某些生产型养殖户从野外捕捉个体来改善种群性状,可能使外界病菌感染养殖种群,所以需要特别管控乃至禁止。

另一种则是驯化型养殖,即把原来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动物驯化为能在人工环境生长发育繁殖的。这一类养殖不可避免地在生产中会亲密接触野生动物,加工和交易中也有很多潜在风险。作者建议这一类养殖全部暂停发放新的许可证,进行全面筛查和严格管理,乃至逐步取缔。

果子狸

同时,针对那些明面上打着养殖的牌子,实际上掺着野外盗猎的个体“洗白”行为,监管部门也需要特别注意。因此,作者提出,对于经济价值特别高的一些野生动物,如果能做到DNA个体识别,实现可溯源是很必要的,因为这对于执法时的判别至关重要。

“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资源亟待保护的今天,以什么样的距离和方式与野生动物相处,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新的议题。”

《瘟疫公司》走红:是人类命运的“预言帝”,还是冷漠的“旁观者”?

1月21日,钟南山院士明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的第二天,游戏《瘟疫公司》登上了中国地区App Store付费游戏榜的榜首,随着疫情的持续,该游戏也已经连续霸榜三周时间。

这款以传染病为题材的策略游戏在2012年由英国独立游戏工作室Ndemic Creations制作推出。《瘟疫公司》此番走红,除了其内容与当下时事遥相呼应,还与一起“预言”事件有关。2015年,Steam平台用户SPolar在游戏工作坊中发布自制冠状病毒模组,并在简介中描述道:“2003年SARS疫情已经过去,然而时间已经过去17年,2020新的冠状病毒变种出现在世界上。”

“冠状病毒”是SPolar为游戏制作的一款Mod

B站的一段游戏录屏视频里,许多弹幕将SPolar称为“大预言家”。这可以看作是对偶然性巧合的惊讶,也可以说是对人类历史相似性的唏嘘。对于此次疫情而言,《瘟疫公司》好似一个警示者,它早已存在于我们中间,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态作出警告,然而,等到事件真正爆发,人们才投去事后的关注,赞其英明。

被捧上“先知”神坛后,《瘟疫公司》成了可供疫情中人参考的行为指导。公众号“娱乐硬糖”在一篇文章里将《瘟疫公司》比作“启示录”。文章认为,《瘟疫公司》中涉及的勤洗手、注意咳嗽礼仪等小细节向玩家科普了一些防传染病的常识,如果多玩玩,了解到野生动物携带病毒的威力,或许能“吓一吓”潜在的野味爱好者。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曾发布文章,称《瘟疫公司》是一款关于公共卫生话题的非传统宣传工具,可以提高公众对流行病学和疾病传播的认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瘟疫公司》从一开局就不断提示玩家:如果这场瘟疫发生在现实中会怎样?除了以卫生习惯作为影响瘟疫传播速度的因素,游戏还将气候危机、贫富差距、排外问题等纳入考量,为玩家绘制了一幅全球化时代的瘟疫图景。

《瘟疫公司》游戏界面

尽管按照游戏的逻辑,玩家作为指挥瘟疫扩散的角色,是全人类的公敌,但游戏本身却对现实生活有着警示作用。它模拟了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灾厄,通过虚拟的情境向人们展示“看起来牢不可摧的现代生活有多脆弱”。《瘟疫公司》在此次疫情中凭借其“警示性”和“预言性”成了一款以关照人类为宗旨的“反人类”游戏。

不过,Ndemic Creations近日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瘟疫公司》的制作虽然特别注重真实性以及信息的丰富性,但它最终“只是一款游戏而不是一个科学模型”。

宏观视角虽然有助于玩家了解、反思疫病的传播,但也是该游戏经常被诟病之处。游戏陀螺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瘟疫公司》作为策略型游戏,为玩家提供的身份不止指挥官与执行者两个,它还创造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玩家可以选择策略,指定基本方针,但病毒的蔓延是由算法自动推进的。所以,到底是人的策略决定了病毒的传播走势,还是算法设计的病毒传播路径引导玩家做出选择呢?

《瘟疫公司》游戏界面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载的评论文章《〈瘟疫公司〉:人类与瘟疫的共生史》进一步指出,“旁观者”的视角设定将玩家陷于矛盾之地。作者认为,《瘟疫公司》从疾病的视角切入虽另辟蹊径,增强了游戏的新鲜感,打破人类“以我为尊”的幻觉,但人在游戏中被过度隐去,沦为一个个跳动的数字,另玩家难有“切肤之痛”。一方面,游戏之外的玩家“我”被游戏设定无限放大,指挥病毒大军攻克地球,从侵略与胜利中获得快感,成为上亿人生命的主宰。但另一方面,“我”终究是人类中的一个,当浩劫来临时,游戏赋予“我”的强大能力只是梦幻泡影,在命运的洪流下,“我”甚至是无力的。

换句话说,《瘟疫公司》的游戏逻辑映照了一个可怖现实。灾难中个体的伤痛、愤怒与恐惧往往淹没在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下。从国家到人类共同体,都要求个人为之付出努力,但“微观的苦难”总是被置于“忽视、抹除或遗忘”的边缘。当数字化的衡量方式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巨大悲怆夷为平地时,又何谈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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