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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沉醉:“小确幸”、后现代社会与全球化 | 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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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沉醉:“小确幸”、后现代社会与全球化 | 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访谈录

我最认同的当代隐喻就是石质丛林中的城市部落。我们则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现代的部落人群。

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

米歇尔·玛菲索利 | 法国社会学家、巴黎第五大学教授

特约记者 王赟 |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

 

急剧变化的后现代的日常生活

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消费主义、风险……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都试图从自己的知识体系出发,来描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剧烈演变的社会。毋庸置疑,当代社会生活在具体的独特情境之外总是表现出某些共性,例如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还有商品经济——无论我们对其是支持还是批判——成为联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方面。然而,这个容纳了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当代社会也时常使我们感到陌生:一方面,如从“养生”到“共享”观念的流行,从“黑”科技到“饭圈”文化的出现,我们仿佛总是被动接受一个个的新概念、新观念。我们在依附这些新元素的同时,还多少会感到一些无所适从和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放弃人们眼中的“成功”,去主动寻求一种“隐居”生活,我们在公开表示羡慕的同时,也会暗暗自问“换做是我会同样做吗?”

无论如何,当我们将当代社会与一百年前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的那个被称为现代化的社会演变样态相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如此之多的新特征、新要素诞生在这个同样被我们评价为“现代”的当代社会中;这些新特征、新要素使得今天与一百年前的现代社会明显不同。如何理解这些新的社会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当代社会处在“解离”(dissociation)的边缘,而我们的生活就此成为“碎片化”现代性的牺牲品?我们是否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局面?广被接受的全球化是否是一条出路?这一路径是否又会导致千篇一律的同质性进而反过来消解本土文化?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对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Michel Maffesoli)进行了专访。专访内容按照“从学术到当代问题”的路径展开,分成理论基础、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四个部分,试图“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解析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后现代的日常生活。玛菲索利教授本人精彩的解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思考诸如“小确幸”、新科技与生活、暴力等最新的社会课题,这同时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严肃反思。

后现代性:石质丛林里的城市部落

从后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入手,有助于学界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玛菲索利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根本概念。如果说他持续地关注构成后现代“想象”中那些不变的元素,那么这种理论独特性事实上也为调和更关注整体性课题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和更关注个人内在世界的德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努力。这种努力区别于帕森斯式的符号化了的整体理论,是立足于在社会生活开始之处来解释它。简单解释的话,国别差异或许可以简化地描述不同社会学传统的显著差异,却从来不能成为解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在当今,各国原有的社会学传统也表现出越来越融合的态势。社会学理论的真正问题是不同范式之间的争鸣和交流,而玛菲索利的后现代理论一方面直接植根于现象土壤中,另一方面又往往将日常观察之物凝练成有效的社会学观念,这使得社会现象被敏感地捕获和细致地思考着。

社会学家 帕森斯

王赟:玛菲索利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这次专访。我们知道您在法国甚至欧洲非常有名,但是中国的许多读者尚不熟悉您和您的后现代性社会学思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两个核心的概念来把握您的思想,比如部落主义?

玛菲索利:我的著作《部落时代,大众社会中个体主义的衰落》于1988年同时在巴西和法国出版面世。它后来被翻译成超过15种语言,第四版也于2019年4月在法国出版了。我在这本书中研究了我们称为“后现代”的当代社会中,与社会联系(lien social)相关的那些新的存在形式,所谓后现代就是指继18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社会而出现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做过社群和法理社会的区别。比如说,法理社会就是有关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经济体的综合。而社群相反较小,它是基于它的成员之间的近邻、基于对空间(如一个街区或村庄)的共享而形成的联系、一种信仰(宗教)、一种激情或品味(音乐的、体育的、文化活动的)等。

前现代的各种各样的同业行会、社团或其他群体,构成了我们常说的原初社会中的部落。个体在其中不是“自成的”,也就是说个体不根据自身的法则行事,而是满足于遵从“社群的秩序和仪式”。现代性下的个体是自由的,这当然是指,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他能自我决定其行为,他遵从于自己的信仰而行事,以自成的方式适应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他通过狭义理性和法理关系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这种方式所确立的社会契约定义了律法,并且决定了对于每个人来说,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

然而,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则是,有一个对于社群脉冲的回归,不同的主题以不同需求的方式让人投身于一个或几个群组;我们观察到,信仰、仪式、社会行动甚至消费都不再由每个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决定,而是由他属于哪个群组而决定。我将这种现象称为部落,我不是要在民族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是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这些群组不是传统的由宗教、社会阶级、职业范围所定义的社群;这些社群也不是政治团体,他们不像原初社群那样服务于占据或防卫某一片领土。

我所说的部落是那些要活跃得多的、多样多元的、有时甚至短暂出现的表象群体,它们不是建立在某种决定论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参与着的亲和力上。这类的部落围绕着一个电影明星、音乐家、体育明星等而聚集,使人们联系起来的则是一种共享的激情或者品味。当然,这个意义上的部落也能按照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历史甚至共同的目的而构建。

这种后现代部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排他的:每个人都按照日常中的不同时刻而分属于几个不同的部落,他因此就在生活中不停地转变所谓“身份”。这就是我曾经说到过的人的多样的身份化过程,它区别于现代性下个体所具有的单一身份。

如果要把这个比喻进行到底的话,我最认同的当代隐喻就是石质丛林中的城市部落。我们则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现代的部落人群。我必须说的是,部落这个提法非常强烈地让我们立刻就可以联想到众多的产品和品牌(电话、作为消费品的酒等),我们借用这个词所要表达的则是新的消费方式:消费品既由给定的“部落”所限定,又可以表征这个部落。插一句话,市场学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按照我的分析,将这种现象称为“部落化市场”。 

王赟:您在2014年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的主席演讲中曾提到过“后现代的镶嵌画”这个概念,那么部落主义与后现代镶嵌画有什么关系呢?是否可以认为后现代镶嵌画是一种关于部落主义的图景,或者用您另一个核心概念表示:想象?

玛菲索利:我认为,处于巨大转变的时代,非常必要的事情是找到能够尽可能刻画发生了什么的话语(discours)。人类需要叙述和表现,那么给正在进行的变化和新出现的价值赋予合适的话语就是很重要的。这要基于对世界的表现的综合,以及这个综合在世界中的地位,基于那些想象、梦想、幻景、感受和情绪,那些构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物。当然,转变时期一开始总是相对模糊不清的,我们不能只限于用那些抽象的概念去描述它。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比喻的原因,它可以让我们通过参考过去的传统来描述当下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

后现代社会,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就由多样的部落的发展所表征,不再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方式。如我所说,每个人从属于好几个部落并且在它们之间游走。社会不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同质的;道德也不再是普世的。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数段配偶关系,会有多个职业角色,处于不同的地方,等等。这还没有包括不断演进的品味、信仰、爱好。我将这些称为“游牧主义”。我必须强调,我很早以前就对我们今天所熟知和流行的一些现象做出了观察:关于财富、人、感受、观念的流转越来越得到强化(《游牧主义》,1997年)。

法国基本上是建立在“单元”(l’unité )这个观念之上的:共和国是唯一的且不可或缺的“单元”,中央政府体现了民族认同:教育是国家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化的,整个交通网络都是指向首都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我认为我们今天不能再仅仅谈论这种“单元”,而是要谈论独特性(l’unicité)了。同样,仅仅是同质的、相似的公民之和是不够的,应该注意到在同一个领土内各种“部落”的共生(coexistence)。这种国家单元中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越来越引人瞩目。但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的“共和”,也就是那些公共的事务,用拉丁语说就是res publica,就要消亡了?不是,正是面对着这个问题我才谈到“马赛克镶嵌画”这个概念:通过不同颜色的小片和各具特色的形式的组合,最终我们构建出一种独特性。这里我说的独特性是来自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寓于多个人的唯一性。

当然,这种转变是关于价值的,是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和共同生活的观念和表现的真正演变,是关于我们相对于他者确定的我们的所处位置的方式;游牧主义、部落主义、镶嵌画共和,这些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物的描述。

想象物就是表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表象、价值、信仰、构想的综合。

动态的根: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层次的概念和观念,如比喻、描述与批判的关系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后现代社会。玛菲索利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致力于开发语言、语言学、多元性等因素对社会学研究的助力。他为了厘清社会行动和人的行为而提出了一系列与群体想象相呼应的概念:比如,后现代时代社群生活中重现了他称为“部落主义”的特点,除此之外,还有代表年轻一代的新“游牧主义”、“现时”、“永恒的瞬间”、“想象物”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都围绕一个共同的现象,也即,在当代社会中,人不再由单一的物质来联系;人的生活也不再是高度同质化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称为共同感受文化的群体情感。

王赟:是什么促使您寻找后现代?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欧洲的现代社会为什么似乎表现出不满?

玛菲索利:我是一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的影响。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在《学者与政治家》中很好地解释了,学者的任务不是指导或引领社会的改变。

马克思·韦伯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都忠实于描述社会现象是其所是,而不是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我并不去刻意找寻后现代性,只是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区别于我们所说的早期现代社会。与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我们将这些特点称为“后现代的”,这当然是相对现代性来说的。我不确定这种现实的演进是否一定会朝向部落主义、游牧主义或世界的审美化或情感化等。或好或坏吧,也因此我总是说,其实,这些是无关好坏的

王赟:您认为,现代性在空间上造成了差异吗?我的意思是,在欧洲和北美处于现代社会的同时,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地方并非是现代的。比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不同于欧洲所经历的历时的几种社会形态过渡,中国看起来是同时面对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思想。进一步,这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演变,是按照线性方式分阶段演进的吗?换句话说,为了达到后现代社会,是否首先必须迈入现代社会?

玛菲索利:现代性曾经是欧洲的“发明”。我总是说,现代性是如下这样一种价值集合和构建社会的方式:它首先被欧洲这世界一隅所构想出,然后以不同方式传播到各大洲去。按照现代性的图景,我们有商品主义、经济至上论、工业主义、唯理性主义,很明显的是,按照这些标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所谓发达的。我同时还认为如下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渐进演变的,认为人性是沿着一条笔直的线从A到Z演进,其中所有的阶梯式的阶段都是必要的。这是标准的进步主义思维,它认为现时必须超越过去,“必须打扫桌子,为未来做准备”,现时也必须自我投射到未来中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和时间关系中的现代性观念。

相反,后现代性有另一种时间观念:过去不是用来忽视和超越的,而相反是丰富了现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谈论传统。这种由传统来丰富了的当下是一种锚定,它使未来被孕育,这将不是那种永远在远方飘渺着的未来,而是一种正在逐渐实现的、关乎此处和此刻的未来。

那么,我就认为,不一定要经过各种现代性,复数意义的社会也能身处于——实际上很多已经身处于——后现代性之中。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即便在一些国家,传统的固定电话甚至都没怎么普及,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而这正好是与中国相关和相像的,就我所知,对传统家庭模式的维持,对传统医学和众多的继承自过去的仪式的热衷,这些都与新技术和新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并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力量。

而对于你的后一个问题,答案当然不是如此。就像我刚说过的那样,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正相反,前者是对于创新和传统、古早和未来的混合;比如说,现在在欧洲就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群体,人们质疑商品主义、过度消费和由此带来的生态洗劫,总之就是所有已有的现代性下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尝试从传统中借来关于养殖、畜牧、消费和居住的模式,在使用时,不仅仅传播了他们的想法,而且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了对互联网的借用和其他各种后现代的技术。

我们对于历史可以有各种观念:直线的,这就如卡尔·马克思看待历史的方式,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终到共产主义等;还有循环的,永恒的回归。至于我,我采用的是螺旋上升的历史观:从过去汲取,但同时向前,用我自己的表达,这叫做“动态的根”。

多元混合: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

社会理论家往往依托欧美社会提出新的社会学观念,那么文化特异性是否会给社会学理论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造成障碍?我们有理由相信,过渡依附于现象世界的所谓中观理论确实面临着类似的难题。由于它直接来自于对给定场景的归纳,因此场景受文化特征所影响而改变确实会造成旧理论的无效化。如果我们将注意力置于中国社会,相较于欧洲社会,中国社会往往同时表现出对传统家庭生活的高度认可(一种追溯)和对新诞生的科技的痴迷(一种推进),对此的解释就需要一种更加立足于现象事实的经验性理论出现。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理论并不在传统的归纳—演绎逻辑框架内。它立足于通过萃取、对比、类比等寻求形式意义(齐美尔的意义上)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可以用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概念加以解释。比如,汉服社、网络游戏、小众流行文化等的兴盛并不是越轨或偏离(Deviance),而首先是一种社群化的社会生活。这无疑提醒了社会学家们应如何开展工作:在开展社会治理之前,必须在韦伯所说“广义理性化过程”的意义上完成对新生社会现象的理解和阐释。而甫听之下陌生的后现代社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汉服社

王赟​​​​​​​:这个问题既是关于后现代性的又是关于中国的。中国实际上目前同时存在现代的一面和非现代的一面,而在找寻下一步的坐标时,有多少人希望达到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就有多少人希望退回到相对舒适的传统中去,此外,还有另一些人希望借传统的力量找寻某些新的可能性。就我所知,您有不多的几次造访中国的经历,每一次您都不停地在观察、思考。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什么,人们还可以做什么?

玛菲索利:您所描述的中国社会,正好是一个我所比喻的“部落”社会:一些人参与的是建立在消费之上的部落,寻求物质财富和个体自由发展;另一些人参照传统,希望传统信仰的生活方式的复归。我还猜想,应该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回归乡村生活来寻求与自然的和谐联系,或者还有一些处于典型的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认为自然就是要服务于人的。在我几次中国之行中,特别是在与我的中国博士生的交流中,我观察到了如下状况: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中国让位了,取而代之的是激烈增长的多元性。

王赟​​​​​​​:我知道您较为熟悉日、韩这两个中国的邻居,您感受到这三个社会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日、韩这两个社会是如何处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吗?

玛菲索利:实际上,我很久以前经常去日、韩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对于我来说——我还想加上巴西——被我称为“后现代性的实验室”。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很早以前起,我们就可以在大街上,从人们的衣着上,在城市中和海滨的沙滩上,看到各种部落式的聚合,这些聚合很好地描述了后现代性。与此同时,我也观察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传统、仪式和旧有信仰的依附,这包括巴西非常有名的泛非洲—巴西舞蹈仪式、日本的各种佛教和神道教活动,以及对于年轻的韩国人来说如何重视父母和其他祖先等。所有这些与消费等现代性的社会化形式是混合在一起而存在的,在这种混同中,无论是对象,还是对对象的使用方式,都是“以部落形式标记”的。当然,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日本稍微区分开来说,它很早就在它的社会构型中整合进了现代性的代码,而韩国则是在战后以某种方式“变本加厉”地投身于现代性。我们在这两个例子中观察到的是新科技的重要性,新科技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后现代性的完美的加速器。也因此,我总是开玩笑说后现代性就是“部落和互联网”,这其实就是意味着,古老的那些因素和新科技不相互排斥地进行混合。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新科技越来越瞩目的发展也会起到类似作用。年轻一代非常重视传统的力量,同时又对未来保持期望,特别是对于整个地球村的期望。这正好体现了后现代的在场。

群体沉醉:“小确幸”与全球化

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与全球化背景及其新特征相勾连,全球化在媒体口中往往被描绘成19世纪以来基于世界市场的经济状态和趋势,其实全球化首先应该是指历史久远得多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同区域的人带着某种既定的身份跨越空间限制共同交流,并在永恒的往复的意义上共同塑造了日常生活。个体性(individualism)和社会性(societality)只是这个广义的社会化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面向。日常生活因此本体性地保有对知识、价值、态度、情感等的继承和创新。全球化就是全球参与的本土化过程(glocalization),诸如经济成长与危机、环境代价、恐怖主义等也因此成为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王赟​​​​​​​:既然话题讲到了中国,年轻人目前非常流行借助网络展示经过精心修饰的生活,比如把聚餐或喝咖啡时的精致商品拍照发朋友圈,或是发旅游照片。他们将它称为“小确幸”,小而确实的幸福。这是否是一种部落主义的表现?

玛菲索利:关于自拍这种自我沉醉(narcissisme)的形式,我们其实在欧洲社会学界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自我沉醉的纳尔西斯在水边被自己的倒影所吸引,直至溺入其中。我认为,在自拍中,“自我”是将关于自己形象的构想发送给这个“自我”所属的部落中的其他人,有时也会是其他的部落,那么,“我”所看的,正好是其他人在看着“我”。这是一种群体沉醉的形式。但是您刚才描述的又同样见证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想象的重要性。不光有寓于所谓真实中的东西,而且还存在另一种“真”,这种真丰富了梦、回忆、想象。这么说来,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复数的,一次是纯粹真实中的生活,这要么是孤立的自我,要么是与别的有限的一些人在一起。在此之后,我们将关于它的影像发送给其他人,事实上我们把前述这个生活发送了很多次来经历了更多次的生活。这中间,最本质的是关于多样的身份化过程的游戏。

自我沉醉的纳尔西斯

我总是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叫做节庆、晚宴、郊游的小小的东西才是构建了真正生活的东西,它们不是如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属于“剩余”——无关紧要的剩下的东西。插一句,我的著作《现时的征服》正好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我认为,所谓“小确幸”事实上是一种对于日常、现时与分享的赞美方式。

王赟​​​​​​​:但是,这种流行仿佛与您提出的后现代性似乎也有出入?我们知道,您将非常多的研究经历放在了诸如暴力等负面社会现象上,那些被结构—功能主义者既借用又曲解了的涂尔干的用词失范(Anomie),或者说,在您这里继承了尼采的提法,酒神的伦理,这也许是因为您部分继承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传统?

斯特拉斯堡大学

玛菲索利:我总是说,并不存在什么完美社会,每个时代都可以见证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无论好坏,事实就是这样的。现代性有其众多优点,它带来了健康方面的提升、舒适、交流,等等。但是,通过对地球的污染、气候变暖等剧烈的生态灾难,它也炮制了世界的根本毁灭形式。最致命的是,现代性还幻想着会出现一种没有冲突、暴力和风险的社会形态。我们所称的对城市暴力的零容忍和对自然与科技的零风险都是遵循这样的思路而提出的诉求。

我们可以看到,在部落化社会之间也存在对立,这其实也是一种表达群体身份的方式。真正的问题还是要避免流血的暴力形式,但是同时要保证对立的正常化。在斯特拉斯堡,在我的导师于连·弗洛恩德(Julien Freund)之后,我曾经主管我们的战争研究中心。您很清楚,对冲突的研究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在我们这个独特而珍贵的社会学传统中,异常重要的是,既不要采取一种道学家的态度,也不要在事实面前拒不承认道德的重要意义,而是要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联系之上致力于发展其是其所是。我们也都不能忘记,齐美尔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授课,而他的社会学,受尼采的启发,完全不是道学家式的。

王赟​​​​​​​:我想问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大趋势的,全世界都很关注全球化和风险这两个课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玛菲索利:事实上,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作用于地球这一整体上的,但它绝不是生活方式的同质化。相反,我认为正是伴随着全球化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复归。用一种构想的方式来表述就是,麦当劳和加苏莱(cassoulet:类似砂锅炖肉的传统法国菜肴,这里特别提出的是传统地方菜肴,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在民间有非常高的认同感的那些特色饮食)或其他什么法国地方菜肴放在一起,或者还可以说成“某个乡村它通了互联网”。我的意思是,我们永远不是要在全球化和地方主义之间二选一,而是相反,全球化的同时就包含了整体性和我在访谈一开始就谈到的独特性。我所创建的《欧洲想象手册》最近的一期是关于游历的。我们就指出,各种距离上的所谓远离的和所谓乡土的,在后现代想象中是能够共生的。拿饮食习惯来举个例子:世界上所有旅游景点的高档餐厅里都在供应大同小异的菜肴。与此同时,游历者——不管是旅游者还是移民,那些游历到我们这里的人,都可以向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带入来自远方的那些独特的饮食风味,并且还适当地和当地口味相互融合。这个现象不是建立在对“高档口味”的认同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和迁入地的乡土风味的双重认同之上。在全球和地方之间有一个循环往复,这就是后现代性的能量。

传统法国菜肴 cassoulet

至于社会风险,我不确定我们所谈的是绝对一样的问题。是否富裕国家面对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去工业化的总体风险,抑或是否新兴市场国家中对工资的过度掠夺是一个风险?这些都不是我所主要关注的。在这些风险之外,所体现的其实是每个演变时期都存在的“颠簸”。就如同我们以法国为例所看到的,杯子总是一半空着一半满着,新的和谐正在发生,新的平衡也正在孕育。但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完美的。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标题:群体沉醉:“小确幸”、后现代社会与全球化 ——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访谈录

最新更新时间:03/08 15:19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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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认同的当代隐喻就是石质丛林中的城市部落。我们则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现代的部落人群。

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

米歇尔·玛菲索利 | 法国社会学家、巴黎第五大学教授

特约记者 王赟 |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本文将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

 

急剧变化的后现代的日常生活

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消费主义、风险……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都试图从自己的知识体系出发,来描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剧烈演变的社会。毋庸置疑,当代社会生活在具体的独特情境之外总是表现出某些共性,例如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还有商品经济——无论我们对其是支持还是批判——成为联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方面。然而,这个容纳了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当代社会也时常使我们感到陌生:一方面,如从“养生”到“共享”观念的流行,从“黑”科技到“饭圈”文化的出现,我们仿佛总是被动接受一个个的新概念、新观念。我们在依附这些新元素的同时,还多少会感到一些无所适从和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放弃人们眼中的“成功”,去主动寻求一种“隐居”生活,我们在公开表示羡慕的同时,也会暗暗自问“换做是我会同样做吗?”

无论如何,当我们将当代社会与一百年前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的那个被称为现代化的社会演变样态相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如此之多的新特征、新要素诞生在这个同样被我们评价为“现代”的当代社会中;这些新特征、新要素使得今天与一百年前的现代社会明显不同。如何理解这些新的社会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当代社会处在“解离”(dissociation)的边缘,而我们的生活就此成为“碎片化”现代性的牺牲品?我们是否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局面?广被接受的全球化是否是一条出路?这一路径是否又会导致千篇一律的同质性进而反过来消解本土文化?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对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Michel Maffesoli)进行了专访。专访内容按照“从学术到当代问题”的路径展开,分成理论基础、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四个部分,试图“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解析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后现代的日常生活。玛菲索利教授本人精彩的解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思考诸如“小确幸”、新科技与生活、暴力等最新的社会课题,这同时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严肃反思。

后现代性:石质丛林里的城市部落

从后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入手,有助于学界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玛菲索利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根本概念。如果说他持续地关注构成后现代“想象”中那些不变的元素,那么这种理论独特性事实上也为调和更关注整体性课题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和更关注个人内在世界的德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努力。这种努力区别于帕森斯式的符号化了的整体理论,是立足于在社会生活开始之处来解释它。简单解释的话,国别差异或许可以简化地描述不同社会学传统的显著差异,却从来不能成为解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在当今,各国原有的社会学传统也表现出越来越融合的态势。社会学理论的真正问题是不同范式之间的争鸣和交流,而玛菲索利的后现代理论一方面直接植根于现象土壤中,另一方面又往往将日常观察之物凝练成有效的社会学观念,这使得社会现象被敏感地捕获和细致地思考着。

社会学家 帕森斯

王赟:玛菲索利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这次专访。我们知道您在法国甚至欧洲非常有名,但是中国的许多读者尚不熟悉您和您的后现代性社会学思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两个核心的概念来把握您的思想,比如部落主义?

玛菲索利:我的著作《部落时代,大众社会中个体主义的衰落》于1988年同时在巴西和法国出版面世。它后来被翻译成超过15种语言,第四版也于2019年4月在法国出版了。我在这本书中研究了我们称为“后现代”的当代社会中,与社会联系(lien social)相关的那些新的存在形式,所谓后现代就是指继18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社会而出现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做过社群和法理社会的区别。比如说,法理社会就是有关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治经济体的综合。而社群相反较小,它是基于它的成员之间的近邻、基于对空间(如一个街区或村庄)的共享而形成的联系、一种信仰(宗教)、一种激情或品味(音乐的、体育的、文化活动的)等。

前现代的各种各样的同业行会、社团或其他群体,构成了我们常说的原初社会中的部落。个体在其中不是“自成的”,也就是说个体不根据自身的法则行事,而是满足于遵从“社群的秩序和仪式”。现代性下的个体是自由的,这当然是指,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他能自我决定其行为,他遵从于自己的信仰而行事,以自成的方式适应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他通过狭义理性和法理关系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建立联系,这种方式所确立的社会契约定义了律法,并且决定了对于每个人来说,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

然而,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则是,有一个对于社群脉冲的回归,不同的主题以不同需求的方式让人投身于一个或几个群组;我们观察到,信仰、仪式、社会行动甚至消费都不再由每个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决定,而是由他属于哪个群组而决定。我将这种现象称为部落,我不是要在民族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是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这些群组不是传统的由宗教、社会阶级、职业范围所定义的社群;这些社群也不是政治团体,他们不像原初社群那样服务于占据或防卫某一片领土。

我所说的部落是那些要活跃得多的、多样多元的、有时甚至短暂出现的表象群体,它们不是建立在某种决定论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参与着的亲和力上。这类的部落围绕着一个电影明星、音乐家、体育明星等而聚集,使人们联系起来的则是一种共享的激情或者品味。当然,这个意义上的部落也能按照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历史甚至共同的目的而构建。

这种后现代部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排他的:每个人都按照日常中的不同时刻而分属于几个不同的部落,他因此就在生活中不停地转变所谓“身份”。这就是我曾经说到过的人的多样的身份化过程,它区别于现代性下个体所具有的单一身份。

如果要把这个比喻进行到底的话,我最认同的当代隐喻就是石质丛林中的城市部落。我们则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现代的部落人群。我必须说的是,部落这个提法非常强烈地让我们立刻就可以联想到众多的产品和品牌(电话、作为消费品的酒等),我们借用这个词所要表达的则是新的消费方式:消费品既由给定的“部落”所限定,又可以表征这个部落。插一句话,市场学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按照我的分析,将这种现象称为“部落化市场”。 

王赟:您在2014年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的主席演讲中曾提到过“后现代的镶嵌画”这个概念,那么部落主义与后现代镶嵌画有什么关系呢?是否可以认为后现代镶嵌画是一种关于部落主义的图景,或者用您另一个核心概念表示:想象?

玛菲索利:我认为,处于巨大转变的时代,非常必要的事情是找到能够尽可能刻画发生了什么的话语(discours)。人类需要叙述和表现,那么给正在进行的变化和新出现的价值赋予合适的话语就是很重要的。这要基于对世界的表现的综合,以及这个综合在世界中的地位,基于那些想象、梦想、幻景、感受和情绪,那些构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物。当然,转变时期一开始总是相对模糊不清的,我们不能只限于用那些抽象的概念去描述它。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比喻的原因,它可以让我们通过参考过去的传统来描述当下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

后现代社会,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就由多样的部落的发展所表征,不再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方式。如我所说,每个人从属于好几个部落并且在它们之间游走。社会不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同质的;道德也不再是普世的。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数段配偶关系,会有多个职业角色,处于不同的地方,等等。这还没有包括不断演进的品味、信仰、爱好。我将这些称为“游牧主义”。我必须强调,我很早以前就对我们今天所熟知和流行的一些现象做出了观察:关于财富、人、感受、观念的流转越来越得到强化(《游牧主义》,1997年)。

法国基本上是建立在“单元”(l’unité )这个观念之上的:共和国是唯一的且不可或缺的“单元”,中央政府体现了民族认同:教育是国家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化的,整个交通网络都是指向首都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我认为我们今天不能再仅仅谈论这种“单元”,而是要谈论独特性(l’unicité)了。同样,仅仅是同质的、相似的公民之和是不够的,应该注意到在同一个领土内各种“部落”的共生(coexistence)。这种国家单元中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越来越引人瞩目。但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的“共和”,也就是那些公共的事务,用拉丁语说就是res publica,就要消亡了?不是,正是面对着这个问题我才谈到“马赛克镶嵌画”这个概念:通过不同颜色的小片和各具特色的形式的组合,最终我们构建出一种独特性。这里我说的独特性是来自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寓于多个人的唯一性。

当然,这种转变是关于价值的,是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和共同生活的观念和表现的真正演变,是关于我们相对于他者确定的我们的所处位置的方式;游牧主义、部落主义、镶嵌画共和,这些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物的描述。

想象物就是表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表象、价值、信仰、构想的综合。

动态的根: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层次的概念和观念,如比喻、描述与批判的关系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后现代社会。玛菲索利的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致力于开发语言、语言学、多元性等因素对社会学研究的助力。他为了厘清社会行动和人的行为而提出了一系列与群体想象相呼应的概念:比如,后现代时代社群生活中重现了他称为“部落主义”的特点,除此之外,还有代表年轻一代的新“游牧主义”、“现时”、“永恒的瞬间”、“想象物”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都围绕一个共同的现象,也即,在当代社会中,人不再由单一的物质来联系;人的生活也不再是高度同质化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称为共同感受文化的群体情感。

王赟:是什么促使您寻找后现代?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欧洲的现代社会为什么似乎表现出不满?

玛菲索利:我是一位社会学家,特别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的影响。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在《学者与政治家》中很好地解释了,学者的任务不是指导或引领社会的改变。

马克思·韦伯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都忠实于描述社会现象是其所是,而不是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我并不去刻意找寻后现代性,只是揭示了当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区别于我们所说的早期现代社会。与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我们将这些特点称为“后现代的”,这当然是相对现代性来说的。我不确定这种现实的演进是否一定会朝向部落主义、游牧主义或世界的审美化或情感化等。或好或坏吧,也因此我总是说,其实,这些是无关好坏的

王赟:您认为,现代性在空间上造成了差异吗?我的意思是,在欧洲和北美处于现代社会的同时,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地方并非是现代的。比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不同于欧洲所经历的历时的几种社会形态过渡,中国看起来是同时面对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思想。进一步,这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的演变,是按照线性方式分阶段演进的吗?换句话说,为了达到后现代社会,是否首先必须迈入现代社会?

玛菲索利:现代性曾经是欧洲的“发明”。我总是说,现代性是如下这样一种价值集合和构建社会的方式:它首先被欧洲这世界一隅所构想出,然后以不同方式传播到各大洲去。按照现代性的图景,我们有商品主义、经济至上论、工业主义、唯理性主义,很明显的是,按照这些标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所谓发达的。我同时还认为如下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渐进演变的,认为人性是沿着一条笔直的线从A到Z演进,其中所有的阶梯式的阶段都是必要的。这是标准的进步主义思维,它认为现时必须超越过去,“必须打扫桌子,为未来做准备”,现时也必须自我投射到未来中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和时间关系中的现代性观念。

相反,后现代性有另一种时间观念:过去不是用来忽视和超越的,而相反是丰富了现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谈论传统。这种由传统来丰富了的当下是一种锚定,它使未来被孕育,这将不是那种永远在远方飘渺着的未来,而是一种正在逐渐实现的、关乎此处和此刻的未来。

那么,我就认为,不一定要经过各种现代性,复数意义的社会也能身处于——实际上很多已经身处于——后现代性之中。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即便在一些国家,传统的固定电话甚至都没怎么普及,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而这正好是与中国相关和相像的,就我所知,对传统家庭模式的维持,对传统医学和众多的继承自过去的仪式的热衷,这些都与新技术和新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并表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力量。

而对于你的后一个问题,答案当然不是如此。就像我刚说过的那样,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正相反,前者是对于创新和传统、古早和未来的混合;比如说,现在在欧洲就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群体,人们质疑商品主义、过度消费和由此带来的生态洗劫,总之就是所有已有的现代性下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尝试从传统中借来关于养殖、畜牧、消费和居住的模式,在使用时,不仅仅传播了他们的想法,而且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了对互联网的借用和其他各种后现代的技术。

我们对于历史可以有各种观念:直线的,这就如卡尔·马克思看待历史的方式,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终到共产主义等;还有循环的,永恒的回归。至于我,我采用的是螺旋上升的历史观:从过去汲取,但同时向前,用我自己的表达,这叫做“动态的根”。

多元混合: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

社会理论家往往依托欧美社会提出新的社会学观念,那么文化特异性是否会给社会学理论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造成障碍?我们有理由相信,过渡依附于现象世界的所谓中观理论确实面临着类似的难题。由于它直接来自于对给定场景的归纳,因此场景受文化特征所影响而改变确实会造成旧理论的无效化。如果我们将注意力置于中国社会,相较于欧洲社会,中国社会往往同时表现出对传统家庭生活的高度认可(一种追溯)和对新诞生的科技的痴迷(一种推进),对此的解释就需要一种更加立足于现象事实的经验性理论出现。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理论并不在传统的归纳—演绎逻辑框架内。它立足于通过萃取、对比、类比等寻求形式意义(齐美尔的意义上)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可以用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概念加以解释。比如,汉服社、网络游戏、小众流行文化等的兴盛并不是越轨或偏离(Deviance),而首先是一种社群化的社会生活。这无疑提醒了社会学家们应如何开展工作:在开展社会治理之前,必须在韦伯所说“广义理性化过程”的意义上完成对新生社会现象的理解和阐释。而甫听之下陌生的后现代社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汉服社

王赟​​​​​​​:这个问题既是关于后现代性的又是关于中国的。中国实际上目前同时存在现代的一面和非现代的一面,而在找寻下一步的坐标时,有多少人希望达到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就有多少人希望退回到相对舒适的传统中去,此外,还有另一些人希望借传统的力量找寻某些新的可能性。就我所知,您有不多的几次造访中国的经历,每一次您都不停地在观察、思考。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的特征是什么,人们还可以做什么?

玛菲索利:您所描述的中国社会,正好是一个我所比喻的“部落”社会:一些人参与的是建立在消费之上的部落,寻求物质财富和个体自由发展;另一些人参照传统,希望传统信仰的生活方式的复归。我还猜想,应该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回归乡村生活来寻求与自然的和谐联系,或者还有一些处于典型的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认为自然就是要服务于人的。在我几次中国之行中,特别是在与我的中国博士生的交流中,我观察到了如下状况:20世纪70年代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中国让位了,取而代之的是激烈增长的多元性。

王赟​​​​​​​:我知道您较为熟悉日、韩这两个中国的邻居,您感受到这三个社会间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日、韩这两个社会是如何处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吗?

玛菲索利:实际上,我很久以前经常去日、韩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对于我来说——我还想加上巴西——被我称为“后现代性的实验室”。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很早以前起,我们就可以在大街上,从人们的衣着上,在城市中和海滨的沙滩上,看到各种部落式的聚合,这些聚合很好地描述了后现代性。与此同时,我也观察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传统、仪式和旧有信仰的依附,这包括巴西非常有名的泛非洲—巴西舞蹈仪式、日本的各种佛教和神道教活动,以及对于年轻的韩国人来说如何重视父母和其他祖先等。所有这些与消费等现代性的社会化形式是混合在一起而存在的,在这种混同中,无论是对象,还是对对象的使用方式,都是“以部落形式标记”的。当然,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日本稍微区分开来说,它很早就在它的社会构型中整合进了现代性的代码,而韩国则是在战后以某种方式“变本加厉”地投身于现代性。我们在这两个例子中观察到的是新科技的重要性,新科技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后现代性的完美的加速器。也因此,我总是开玩笑说后现代性就是“部落和互联网”,这其实就是意味着,古老的那些因素和新科技不相互排斥地进行混合。

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新科技越来越瞩目的发展也会起到类似作用。年轻一代非常重视传统的力量,同时又对未来保持期望,特别是对于整个地球村的期望。这正好体现了后现代的在场。

群体沉醉:“小确幸”与全球化

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与全球化背景及其新特征相勾连,全球化在媒体口中往往被描绘成19世纪以来基于世界市场的经济状态和趋势,其实全球化首先应该是指历史久远得多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同区域的人带着某种既定的身份跨越空间限制共同交流,并在永恒的往复的意义上共同塑造了日常生活。个体性(individualism)和社会性(societality)只是这个广义的社会化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面向。日常生活因此本体性地保有对知识、价值、态度、情感等的继承和创新。全球化就是全球参与的本土化过程(glocalization),诸如经济成长与危机、环境代价、恐怖主义等也因此成为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王赟​​​​​​​:既然话题讲到了中国,年轻人目前非常流行借助网络展示经过精心修饰的生活,比如把聚餐或喝咖啡时的精致商品拍照发朋友圈,或是发旅游照片。他们将它称为“小确幸”,小而确实的幸福。这是否是一种部落主义的表现?

玛菲索利:关于自拍这种自我沉醉(narcissisme)的形式,我们其实在欧洲社会学界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自我沉醉的纳尔西斯在水边被自己的倒影所吸引,直至溺入其中。我认为,在自拍中,“自我”是将关于自己形象的构想发送给这个“自我”所属的部落中的其他人,有时也会是其他的部落,那么,“我”所看的,正好是其他人在看着“我”。这是一种群体沉醉的形式。但是您刚才描述的又同样见证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想象的重要性。不光有寓于所谓真实中的东西,而且还存在另一种“真”,这种真丰富了梦、回忆、想象。这么说来,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复数的,一次是纯粹真实中的生活,这要么是孤立的自我,要么是与别的有限的一些人在一起。在此之后,我们将关于它的影像发送给其他人,事实上我们把前述这个生活发送了很多次来经历了更多次的生活。这中间,最本质的是关于多样的身份化过程的游戏。

自我沉醉的纳尔西斯

我总是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叫做节庆、晚宴、郊游的小小的东西才是构建了真正生活的东西,它们不是如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属于“剩余”——无关紧要的剩下的东西。插一句,我的著作《现时的征服》正好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我认为,所谓“小确幸”事实上是一种对于日常、现时与分享的赞美方式。

王赟​​​​​​​:但是,这种流行仿佛与您提出的后现代性似乎也有出入?我们知道,您将非常多的研究经历放在了诸如暴力等负面社会现象上,那些被结构—功能主义者既借用又曲解了的涂尔干的用词失范(Anomie),或者说,在您这里继承了尼采的提法,酒神的伦理,这也许是因为您部分继承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社会学传统?

斯特拉斯堡大学

玛菲索利:我总是说,并不存在什么完美社会,每个时代都可以见证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无论好坏,事实就是这样的。现代性有其众多优点,它带来了健康方面的提升、舒适、交流,等等。但是,通过对地球的污染、气候变暖等剧烈的生态灾难,它也炮制了世界的根本毁灭形式。最致命的是,现代性还幻想着会出现一种没有冲突、暴力和风险的社会形态。我们所称的对城市暴力的零容忍和对自然与科技的零风险都是遵循这样的思路而提出的诉求。

我们可以看到,在部落化社会之间也存在对立,这其实也是一种表达群体身份的方式。真正的问题还是要避免流血的暴力形式,但是同时要保证对立的正常化。在斯特拉斯堡,在我的导师于连·弗洛恩德(Julien Freund)之后,我曾经主管我们的战争研究中心。您很清楚,对冲突的研究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在我们这个独特而珍贵的社会学传统中,异常重要的是,既不要采取一种道学家的态度,也不要在事实面前拒不承认道德的重要意义,而是要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联系之上致力于发展其是其所是。我们也都不能忘记,齐美尔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授课,而他的社会学,受尼采的启发,完全不是道学家式的。

王赟​​​​​​​:我想问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大趋势的,全世界都很关注全球化和风险这两个课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玛菲索利:事实上,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作用于地球这一整体上的,但它绝不是生活方式的同质化。相反,我认为正是伴随着全球化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复归。用一种构想的方式来表述就是,麦当劳和加苏莱(cassoulet:类似砂锅炖肉的传统法国菜肴,这里特别提出的是传统地方菜肴,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在民间有非常高的认同感的那些特色饮食)或其他什么法国地方菜肴放在一起,或者还可以说成“某个乡村它通了互联网”。我的意思是,我们永远不是要在全球化和地方主义之间二选一,而是相反,全球化的同时就包含了整体性和我在访谈一开始就谈到的独特性。我所创建的《欧洲想象手册》最近的一期是关于游历的。我们就指出,各种距离上的所谓远离的和所谓乡土的,在后现代想象中是能够共生的。拿饮食习惯来举个例子:世界上所有旅游景点的高档餐厅里都在供应大同小异的菜肴。与此同时,游历者——不管是旅游者还是移民,那些游历到我们这里的人,都可以向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带入来自远方的那些独特的饮食风味,并且还适当地和当地口味相互融合。这个现象不是建立在对“高档口味”的认同之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和迁入地的乡土风味的双重认同之上。在全球和地方之间有一个循环往复,这就是后现代性的能量。

传统法国菜肴 cassoulet

至于社会风险,我不确定我们所谈的是绝对一样的问题。是否富裕国家面对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去工业化的总体风险,抑或是否新兴市场国家中对工资的过度掠夺是一个风险?这些都不是我所主要关注的。在这些风险之外,所体现的其实是每个演变时期都存在的“颠簸”。就如同我们以法国为例所看到的,杯子总是一半空着一半满着,新的和谐正在发生,新的平衡也正在孕育。但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完美的。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原标题:群体沉醉:“小确幸”、后现代社会与全球化 ——米歇尔·玛菲索利教授访谈录

最新更新时间:03/08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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