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基·肯德尔（Mikki Kendall，作家，活动家和文化评论家。她的作品经常关注时事，媒体报道，食品政治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译注）与虐待她的丈夫离婚后，她和儿子一起居住在公屋中，靠食品券度日。她在新书《街头女权》（Hood Feminism）中写道，“我所记得的一切只是饥饿，以及买不起一棵圣诞树时的哭泣。”对肯德尔而言，贫困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是她对失去自己孩子的恐惧。她写道，“有钱女性的孩子很难夭折，贫穷女性的孩子则很容易夭折。”

获得了硕士学位的肯德尔在走出这一段艰难岁月后，深刻领会到了美国文化对于贫困的解读，这种文化妖魔化了那些挣扎度日的人们。她解释道，“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把饥饿视做道德上的失败，饥饿意味着一个人在基本层面上的缺失。”

把穷人的贫困归咎于他们自身的问题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最近至少有4本新书着重提到了这种观点，包括《街头女权》，玛丽·奥哈拉（Mary O'Hara）的《羞耻游戏》（The Shame Game），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的《紧绷的绳索》（Tightrope），以及杰夫·马德里克（Jeff Madrick）的《隐形的美国人》（Invisible Americans）。这些书都辩驳了这一已被社会默认的观点：穷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性格、行为，抑或是不作为。

在玛丽·奥哈拉的《羞耻游戏》中，她和肯德尔一样展现了自己的生活，并探索了美国和英国文化中贫困是如何被描绘的。她成长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小时候家里甚至没有室内厕所、中央供暖以及冰箱。她经常被告知，穷人一定是做过什么糟糕的事情才最终被逼入绝境。人们并不会告诉你，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长时间以来受到了一系列限制，比如教育经费缺乏、学校管理糟糕，以及在试图申请申请购房贷款时遭到拒绝。她写道，“对于贫困的描述具有毁灭性，它忽略了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们，磨灭了他们的人性。”一些政客和社交媒体博主频繁地重复这种叙事，以至于它成了“制定相关积极政策路上的阻碍”。

根据美国发展中心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共和党人中，相信“一些人陷于贫穷因为他们总是做出糟糕的决定，且缺乏改善生活的志向”这一陈述的人数为民主党的两倍，人数占共和党总人数的60%：仅有40%的共和党人认为，“大多数人陷入贫穷是因为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

经济困难报告项目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新闻报道机构，它致力于报道美国的贫困问题。作为该机构的负责人，我掌握了很多人对于贫困看法的第一手材料。我收到过很多关于穷人做出的糟糕决定的邮件，讲述一些人如何成为了单身妈妈，或者是无法掌握新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玛丽·奥哈拉的书中，她认可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使命，尤其是我们对于经济上拮据的作家的支持。

纪思道和伍洁芳的书有力地讲述了纪思道家乡朋友们的故事：这些俄勒冈州亚姆希尔的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在中年走向了瘾症、穷困和过早的死亡。和玛丽·奥哈拉一样，纪思道和伍洁芳的书也讲述了美国人对于那些在个人生活和经济生活都陷入困境的人们的野蛮态度。纪思道的朋友凯文·格林50几岁就去世了，此人死前体重达350磅（约159公斤）。在推特上，一位名为Libby的女性评论道，“凯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有自由的意志。杀死他的是肥胖，并非不平等。”还有其他很多评论夸大其词地问责社交媒体，认定是社交媒体毁了他的生活，让他只能靠公共救济度日，让他养成了糟糕的饮食习惯并染上了毒瘾。纪思道和伍洁芳写道，“对于凯文等人的酷评完全偏离了重点。它们反应了一种越发残忍的叙事：工人阶级之所以挣扎，是因为他们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因为他们懒惰且身染恶习。”

作者认为，凯文和其他类似的人之所以受到残忍的待遇，是因为人们越来越难以对他们感同身受。这种同理心的缺乏造成了“对于掉队者的鄙夷”。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中写道，这是一种被广泛传播的态度，一种“残忍”。它体现了一种歪曲的价值观，以及虚伪——毕竟，富人也领着大量的经济补贴。

在《街头女权》一书中，肯德尔也着重讲到了广泛存在的对于穷人的诽谤。她讲述了她个人经历的贫穷，并将种族和性别问题加入到了关于贫困的讨论中来。她写道，“当代的体面”要求“黑人通过一些压根不存在的东西获得成功，从而证明自己的价值。”她批评说，主流的女权主义关注一些过于狭隘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女性。她认为，女权主义者们喜欢辩论“姓氏、体毛以及成为CEO的最好方法的问题”。“我们很少把基本需求当作女权主义的话题来探讨。食品保障、公平的教育、安全的社区、能支撑生活的薪资、医疗保障都是女权主义的议题。”

杰夫·马德里克的作品《隐形的美国人》的个人色彩不那么鲜明。这本书讲述了穷人羞辱的历史，罗列了从1970年代至今对于贫穷的叙述，并探索了一些带有指责意味的表达所带来的影响，如“福利女王”“社会底层”和“贫穷文化”。结果是，今天有25%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马德里克写道，

“这些儿童很清楚自己的贫困处境，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还生活在羞耻中。他们视自己为不可救药的局外人。他们看电视以观察其他人如何生活；他们会观看电影广告，哪怕他们看不起电影。那些有着买得起新款高价运动鞋和iPhone的中产父母的美国孩子们嘲弄贫穷的孩子。中产孩子们不知道的是，贫穷的孩子们也想要这些东西，但他们的目的并非炫耀，而更多是要找到一种归属感，这是一种他们被剥夺了的深刻需求。”

上述四本书都书写了穷人在繁荣昌盛的美国所面临的贬损。它们道出了我们对于社会支持的共同需求，这些支持包括廉价的医疗服务、更充分的教育资源，甚至是政府以基本生活保障等名义周期性发放的钱款。这些书都坚定地认为，面对这数百万每天艰难度日的人们，我们需要改变看待和谈论他们的方式。

玛丽·奥哈拉说，“最穷困的人们被其他人回避、羞辱，被‘圈在自己的一块地方’，这些事情由来已久。但是，这些事曾被挑战，这些挑战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最终要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包括结束对于我们中最贫穷者的责难和羞辱，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本文作者Alissa Quart是经济困难报告项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执行主席，著有《被压榨：为何我们的家庭负担不起美国》（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诗歌集《思考与祈祷》（Thoughts and Prayers）。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