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彼得·图法诺(Peter Tufano)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Peter Moores院长、哈佛商学院前教授
现代管理教育的基本模式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期。这个模式既灵活又有韧性;在这个模式下,商学院的课程和教职员的研究一般都满足了学生和雇主的需要。假如没有了商学院,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管理架构和概念根本就不会存在,从迈克尔·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到资产定价和金融方面的诺贝尔奖著作,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再到蓝海战略以及目前备受争议的代理理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正在对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们带头寻找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并且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随着这些压力的增加,传统的商学院模式已经显得过时了。商业变革的步伐远比商学院快了很多,导致公司和一般集体企业的领导工作变得极其复杂,让越来越多的MBA毕业生应付不来。
要想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继续作为一股“善的力量”,商学院就要直视商业所面临的挑战,并对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些挑战可分为三大类:
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
如今,企业不仅要有更明确的目标,还要了解并权衡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商学院必须研究出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必要技能,然后把这些技能教给学生。
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近期发表的声明和《达沃斯宣言》表达了成员公司的意愿:承认并推进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是仅仅接受“股东至上”的观点。
若要实现这些良好的意愿,商学院应该:
教导学生了解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含义。设计一些课程,好让学生了解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关切,而不是为了提升股东价值而只把他们当作一些必须应付的工具性群体来看待。创建新的指标,以衡量企业在多大程度上顾及到了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研究并设计出新的反馈机制(比如新的管理会计方法和利益相关者会计方法,新的投资表现衡量方法,用来推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创建相关激励机制的新合同结构等等)。
不幸的是,以经济学、数据科学或者心理学为根基的传统MBA工具箱都无法充分地教会学生思考公正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商学院必须对课程的内容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和扩充,而且至少也要聘请一些有历史、哲学和人文背景的思想家和教师,以扩大教学范围。毕竟,公正的概念比净现值复杂得多了。
气候变化的现实
对大部分商学院来说,竞争依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作为商学教育的圣经,迈克尔·波特的名著《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从1980年出版至今都保住了这一地位,还被誉为非赢即输的环境中的成功手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商业已经开始脱离这个模式了。波特后来在其著作《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中提出的“共享价值”概念和亚当·布兰登勃格(Adam Brandenburger)和拜瑞·内勒巴夫(Barry Nalebuff)在1996年出版的经典巨作《协同竞争》(Co-opetition)都认可了合作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商学教育目前更关注的仍然是竞争而非合作,而学生在这个模式的教育下取得的是私有的成功,而不是公有的利益。
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若要解决2020年的问题,各个系统就必须发生全面的改变。举个例子:气候问题是由食物、水、能源消耗和供应链产生的。要想让学生领导系统级变革的工作,他们不仅要理解复杂系统的运作,还要了解一些几乎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怎样在多个不同力量的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使用简短的案例研究或者PPT演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学生们的视野必须放远到他们当前的工作岗位之后,以考虑到那些需要由多个年代的人来解决的问题。他们必须了解到其他领域的领导者的需要,还要想方设法与他们进行协商、调解和合作。
尽管今天的多数商学院对这些技能不予重视,但是鉴于上述的原因,商学院课程的核心项目必须把它们都包含在内。
包容性的必要性
但是到了2020年的今天,商业的使命已经扩大了很多,所以商学院的使命也得扩大。商学院和商业一样,都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世界的长远繁荣——这就是社会的要求。正因如此,商学院的领导者必须像80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展现出同样的勇气。
(作者彼得·图法诺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 Peter Moores 院长,哈佛商学院的前教授,Commonwealth 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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