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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的回应里,藏着三道解不开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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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的回应里,藏着三道解不开的题

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近年来也在逐步调低。

文|螺旋实验室 杜超

一向强势的美团这次遇到硬茬了。

继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官微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后,4月15日凌晨,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再次发出声明,表示美团外卖在回应中公布的某些数据并不准确,同时对美团外卖的返佣政策提出质疑。

因为遭受疫情冲击,餐饮商家普遍面临生存困境,对于外卖平台降佣的诉求也越来越大,根据36氪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月份至今,已有多家餐饮协会发出呼吁,要求外卖平台降佣。

而在近期广为流传的《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中,更是指出:省、市、区餐饮行业协会陆续收到几百家餐饮企业针对美团外卖的各类投诉,表达出对美团外卖诸多行为的强烈不满。

对于去年刚刚实现盈利的美团来说,在2020财年之初就遭遇如此大的负面舆情,显然为今年的业务开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后续的回应中,美团也没能给到外界期待中的解决方案,使得事态更滑向了难以控制的方向。

甩锅骑手?这手段并不高明

在美团近期的回应中,关于佣金收入的分配问题格外引人注目:

“平台左手是几百万的外卖小哥,后面是几百万个家庭的生计;右手是几百万商户,那里连接着更多家庭的希望。2019年,佣金收入的八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

面对负面舆情走走温情路线,本身似乎无可厚非,但美团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相对弱势的形象,可能还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美团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在美团2018年赴港上市前夕,重庆、上海、烟台、临沂等城市的美团配送站发生了多起骑手的集体抗议活动,质疑派单不合理,收入降低遭美团封禁账号。

从外卖小哥的收益构成来看,送单收入相对固定,且只与其完成的订单数量多少有关,即便美团对餐饮商家收取的佣金再高,骑手也不会因此获得更多收入。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近年来也在逐步调低。

根据《金融投资报》的采访报道显示,成都地区某外卖小哥两年多前加入美团,最开始起步价格是6块,两年多以来这一价格不断调低。“多的时候我一天跑30、40多单,就算单价只调低几毛钱,一个月算下来也很多。”

而且目前美团平台的专职骑手和美团公司并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而是与承接配送业务的外包供应商签订就业协议,由供应商统一管理并设立相对应的奖惩制度。

美团与以“采购费用”的形式与供应商进行财务结算,再由供应商支付骑手工资,供应商实际上也是获利的一方,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在发布于钛媒体上的文章中直言:把佣金和骑手成本混为一谈,把佣金高归咎于给骑手发工资,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混淆法律关系。

每单只赚两毛钱?美团需给出更有力证据

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在对外回应中称,美团外卖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四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2毛钱,占收入的2%。

有好事的媒体根据美团财报的公开数据则推算出了不同结论,美团外卖2019年交易共计产生87.33亿笔,实现毛利102.33亿元,每笔订单毛利实际应为1.17元。

虽然强行将“毛利”与“利润”划上等号,并不符合最基础的经济学常识,但是这中间超过八成的资金用在何处,美团需要给出更为详细的数据,而不是简单地只告知公众一个结果性的定论。

正如美团自身所说,美团外卖旨在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中间必不可少地需要进行大规模投入,例如技术研发、市场推广、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都是肉眼可见的支出。

但是这些成本,并不能完全转嫁成为美团外卖的单一支出,而且随着美团外卖的战线越拉越长,面对的竞争对手也不止于外卖配送平台,成本支出应和其他业务线共同分摊。

美团毛利率减去经营成本得出实力利润的算法,实际上也是以财报中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

按照美团外卖财报中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但是针对这组数据,餐饮商家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广东省餐饮协会服务行业协会引用海丰县小餐饮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该协会有正式商家会员166家,共有约120家商家上架美团外卖平台,2019年无一商家佣金抽成低于20%。

双方各执一词之下,美团还需要说服力的核心证据为自己证明。

绝口不提“独家经营”,美团在害怕什么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的《交涉函》中,有一则信息至今未得到美团的正面回复。

“美团依旧强势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否则就强制注销、下架门店,这既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关于禁止排除竞争的相关规定、以及4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反垄断执法的公告》要求。”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问题还仅限于商业道德层面,那么涉嫌垄断的名头一旦坐实,美团就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美团曾经是有过类似案底的。

2017年6月,工商管理部门认定:美团网利用自身优势,阻碍、胁迫他人与竞争对手发生正常交易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对其开出了一张52.6万元的罚单。

2019年3月,美团外卖通江县合作商因涉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强迫商家“二选一”为由进行处罚,罚金高达25万元罚款。

针对于美团推出的“独家经营”机制,有法律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是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不合理限制。

由于互联网行业的垄断地位认定较为复杂,不能将市场份额占比较高就质疑其占据垄断地位,但是单从提高佣金的行为本身来说,美团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较高。

广东省餐饮协会在后续的回应中也表示,美团并未回应“呼吁取消排他限制”问题,让餐饮企业能同时上线多个平台、多几条活路,这个问题既是广大餐饮企业更为关切的,也是法律的边界所在。

广东省餐饮协会希望美团能够在4月17日前,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如今日期已逐渐临近,在“天下苦美团久矣”的风暴之中,这场硬碰硬的对决将以何种方式收场,让无数餐饮从业者翘首以待。

只是无论结果如何,互联网平台掌握个体的生杀大权这一现象都应得到更多的重视,除了餐饮外卖平台,电商平台、自媒体平台、网约车平台,这种现象是不是也一样存在?

不能因为事不关己,就能够理所当然的默然不语,如果今日不闻不问,那么他日若你成为被平台宰割的鱼肉,亦无人为你呐喊。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美团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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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外卖的回应里,藏着三道解不开的题

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近年来也在逐步调低。

文|螺旋实验室 杜超

一向强势的美团这次遇到硬茬了。

继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官微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后,4月15日凌晨,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再次发出声明,表示美团外卖在回应中公布的某些数据并不准确,同时对美团外卖的返佣政策提出质疑。

因为遭受疫情冲击,餐饮商家普遍面临生存困境,对于外卖平台降佣的诉求也越来越大,根据36氪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月份至今,已有多家餐饮协会发出呼吁,要求外卖平台降佣。

而在近期广为流传的《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中,更是指出:省、市、区餐饮行业协会陆续收到几百家餐饮企业针对美团外卖的各类投诉,表达出对美团外卖诸多行为的强烈不满。

对于去年刚刚实现盈利的美团来说,在2020财年之初就遭遇如此大的负面舆情,显然为今年的业务开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后续的回应中,美团也没能给到外界期待中的解决方案,使得事态更滑向了难以控制的方向。

甩锅骑手?这手段并不高明

在美团近期的回应中,关于佣金收入的分配问题格外引人注目:

“平台左手是几百万的外卖小哥,后面是几百万个家庭的生计;右手是几百万商户,那里连接着更多家庭的希望。2019年,佣金收入的八成用来支付骑手工资。”

面对负面舆情走走温情路线,本身似乎无可厚非,但美团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相对弱势的形象,可能还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美团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在美团2018年赴港上市前夕,重庆、上海、烟台、临沂等城市的美团配送站发生了多起骑手的集体抗议活动,质疑派单不合理,收入降低遭美团封禁账号。

从外卖小哥的收益构成来看,送单收入相对固定,且只与其完成的订单数量多少有关,即便美团对餐饮商家收取的佣金再高,骑手也不会因此获得更多收入。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近年来也在逐步调低。

根据《金融投资报》的采访报道显示,成都地区某外卖小哥两年多前加入美团,最开始起步价格是6块,两年多以来这一价格不断调低。“多的时候我一天跑30、40多单,就算单价只调低几毛钱,一个月算下来也很多。”

而且目前美团平台的专职骑手和美团公司并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而是与承接配送业务的外包供应商签订就业协议,由供应商统一管理并设立相对应的奖惩制度。

美团与以“采购费用”的形式与供应商进行财务结算,再由供应商支付骑手工资,供应商实际上也是获利的一方,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在发布于钛媒体上的文章中直言:把佣金和骑手成本混为一谈,把佣金高归咎于给骑手发工资,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混淆法律关系。

每单只赚两毛钱?美团需给出更有力证据

美团高级副总裁、到家事业群总裁王莆中在对外回应中称,美团外卖诞生以来持续亏损5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2019年,第四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2毛钱,占收入的2%。

有好事的媒体根据美团财报的公开数据则推算出了不同结论,美团外卖2019年交易共计产生87.33亿笔,实现毛利102.33亿元,每笔订单毛利实际应为1.17元。

虽然强行将“毛利”与“利润”划上等号,并不符合最基础的经济学常识,但是这中间超过八成的资金用在何处,美团需要给出更为详细的数据,而不是简单地只告知公众一个结果性的定论。

正如美团自身所说,美团外卖旨在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中间必不可少地需要进行大规模投入,例如技术研发、市场推广、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都是肉眼可见的支出。

但是这些成本,并不能完全转嫁成为美团外卖的单一支出,而且随着美团外卖的战线越拉越长,面对的竞争对手也不止于外卖配送平台,成本支出应和其他业务线共同分摊。

美团毛利率减去经营成本得出实力利润的算法,实际上也是以财报中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

按照美团外卖财报中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10%-20%,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数字化建设中。”

但是针对这组数据,餐饮商家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广东省餐饮协会服务行业协会引用海丰县小餐饮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该协会有正式商家会员166家,共有约120家商家上架美团外卖平台,2019年无一商家佣金抽成低于20%。

双方各执一词之下,美团还需要说服力的核心证据为自己证明。

绝口不提“独家经营”,美团在害怕什么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的《交涉函》中,有一则信息至今未得到美团的正面回复。

“美团依旧强势要求餐饮商家做‘独家经营’,否则就强制注销、下架门店,这既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关于禁止排除竞争的相关规定、以及4月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反垄断执法的公告》要求。”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问题还仅限于商业道德层面,那么涉嫌垄断的名头一旦坐实,美团就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美团曾经是有过类似案底的。

2017年6月,工商管理部门认定:美团网利用自身优势,阻碍、胁迫他人与竞争对手发生正常交易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对其开出了一张52.6万元的罚单。

2019年3月,美团外卖通江县合作商因涉嫌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强迫商家“二选一”为由进行处罚,罚金高达25万元罚款。

针对于美团推出的“独家经营”机制,有法律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是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不合理限制。

由于互联网行业的垄断地位认定较为复杂,不能将市场份额占比较高就质疑其占据垄断地位,但是单从提高佣金的行为本身来说,美团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较高。

广东省餐饮协会在后续的回应中也表示,美团并未回应“呼吁取消排他限制”问题,让餐饮企业能同时上线多个平台、多几条活路,这个问题既是广大餐饮企业更为关切的,也是法律的边界所在。

广东省餐饮协会希望美团能够在4月17日前,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如今日期已逐渐临近,在“天下苦美团久矣”的风暴之中,这场硬碰硬的对决将以何种方式收场,让无数餐饮从业者翘首以待。

只是无论结果如何,互联网平台掌握个体的生杀大权这一现象都应得到更多的重视,除了餐饮外卖平台,电商平台、自媒体平台、网约车平台,这种现象是不是也一样存在?

不能因为事不关己,就能够理所当然的默然不语,如果今日不闻不问,那么他日若你成为被平台宰割的鱼肉,亦无人为你呐喊。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