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菌的黄铜门把手，到宽敞通风的林荫大道，疾病悄然塑造着我们的城市和建筑。十九世纪，霍乱曾对现代街道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那场流行病推进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引入，道路为之拓宽拉直，为了避免过度拥挤，分区法律也应运而生。

1855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全球与老鼠展开了一场战斗，从此下水管道、门槛和建筑地基都得到了改进。肺结核蔓延，一尘不染成了现代主义审美的代名词。明亮干净的疗养院也启发了室内设计的潮流，房间里墙壁雪白，卫生间瓷砖锃亮，上世纪中叶，躺椅成为风尚。由此看来，建筑的形式不仅跟随着功能的需求而演进，往往还受到对疾病恐惧的驱动。

今天的我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在自我隔离中，商店关门，办公室空空荡荡，城市中心一片冷寂。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新冠疫情会对城市格局产生长久的影响吗？人行道是不是要拓宽，让行人有足够的空间保持距离？人们是不是不再希望生活在密集的居住区，也不愿意到开放式办公室挤电梯了呢？我们排队时的娱乐消遣是不是也会发生改变？

一家设计事务所已经将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后新冠时代的图景设想中。创立于1943年的英国设计研究部历来都有高瞻远瞩的传统，这家机构的作品包括伦敦穹顶探索馆、伦敦的大小街景以及英国地铁标志。如今，英国设计研究部也跟进热点，开始思考如何从设计角度抑制未来流行病的传播，不管是室内布局还是公共空间设置，就连墙面涂层都不放过，关注点可谓细小到纳米级别。

“我们如何看待工作场所，这将是变化最大的地方，”斯科特·布朗里格建筑事务所（Scott Brownrigg，2004年并入英国设计研究部）的首席执行官达伦·库默介绍说，“近年来，共享办公空间的蓬勃发展有目共睹。但是疫情过后，企业是不是仍然愿意将整个团队放在同一个空间里，与其他商业机构混合办公呢？”

共享空间的概念建立在社交的基础上，这种工作模式让你在等咖啡的过程中有机会与自由职业者交流。但如今，似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不再那么诱人了。“并不是说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的格子间，但我认为，办公室的密度应该有所改变。未来我们会逐渐放弃开放式布局，转而拥抱更好的通风条件和更多可敞开的窗户。”

“我认为，将来的走廊和大门会拓宽，部门之间出现更细的分区，楼梯数量也会增加。”阿让·凯克（Arjun Kaicker）有这么一种直觉。他曾经在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任职十年，牵头办公环境部，影响了苹果新总部和彭博社的办公环境面貌。今天凯克在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从事数据和分析研究。“过去所有的办公环境设计都力求打破团队之间的壁垒，但我认为未来的空间不会再有过多的交叉渗透了。”

家具也可能产生改变。“多年以来，办公桌的数量已经从180万张缩减到低于140万张，但我认为，将来这种情况也许会逆转，因为人们不希望彼此坐得那么近。”凯克甚至想象未来也许会引入法律来规定办公室的最小人均面积，同时限制电梯和大厅的面积，从而最大程度避免拥挤。

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产生连锁影响，改变城市天际线。“高层甚至是超高层大楼的建筑成本会变得更高，但效率将会降低，”他补充说，“这意味着不管是对居民区还是写字楼来说，高层住宅和摩天大楼对开发商的经济吸引力都会降低。”

凯克的团队已经开始设计未来的办公室，这些蓝图遵循的是他眼中后疫情时代的设计原理。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新项目、零耗能Bee'ah的新总部将在阿联酋沙迦建立。这个沙漠建筑设计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免接触式通道”，也就是说，员工在建筑中自如流动。呼叫电梯不再需要手指触碰，智能手机便可一键搞定；办公室门则由运动传感器和面部识别控制开关。

“从街头巷尾到工作站，我们一直致力于避免个体与公共服务的直接接触。”凯克表示，百叶窗、照明系统甚至是预定咖啡，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今天80%的传染病是通过接触被污染的表面蔓延的，这种“免接触”的未来有望成为香饽饽。

新冠病毒猖獗，社会接触俨然成为罪魁祸首。有些人把疫情的迅速传播归咎于城市的人口密集，大谈特谈郊区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纽约市的人口密集程度是具有破坏性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3月底发布推文称，“纽约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降低密度。”更有一些人对美国依赖汽车的生活方式充满期待。一位记者在推特上发文称，“我们快速扩张的城市兴许就是良药。”

在美国，疫情的蔓延放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一些共和党人开始指责城市居民（通常是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是疾病传播的帮凶。波士顿东北大学建筑学教授萨拉·詹森·卡尔即将出版新书《健康拓扑学：健康与美国城市景观》（The Topography of Wellness: Health and the American Urban Landscape），他表示，“有的人质疑当前人口密度的合理性，希望开拓以汽车为中心的郊区，而这场流行病恰好成了他们的弹药。可惜他们的观点和一百年前无异。”

这样的立场忽略了气候危机和肥胖症比例增加的风险——二者都因为城市的扩张而愈加严重，而人口密集、步行范围内可实现每日通勤的城区可以与之抗衡。“人们倾向于将罪责归于个人选择，但建筑环境是他们选择的塑造因素。”除此之外，事实证明，世界上一些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在疫情蔓延中管控能力更强。

卡尔在书中讲述了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历史。领衔的是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他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卫生官员，随后设计了波士顿绿宝石项链公园带，将“自然风光中的沉思片刻”定义为“人类健康与活力的助力剂”。在家窝了几个月后，我们是否会重新审视公园和城市绿地的价值，重视厕所、饮水系统、洗手台等公共基础设施？

十九世纪关于公共健康的许多理论都存在误导性，它们的基础是假想中的烟雾具有危害性，却歪打正着，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古希腊时代以来，人们还曾普遍认为疾病是从土地里散发出来的，通过土壤中的有毒瘴气传播。

“瘴气理论对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体现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医学人类学家，《瘟疫与城市》的合著者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介绍道，“在街上铺石板的浪潮，很大程度就遵循了这种公共健康逻辑，目的是封锁土壤中的有毒气体。”

当时，人们认为疾病可能通过任何与土地直接接触的结构传播，因此他们在墙壁表面刷膏抹漆，造就坚不可摧的盾牌，抵御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墙面破裂会让人抓狂——并不只是因为这昭示着建筑破损，更危险的是致命烟雾的出逃。

林特里斯对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进行了研究（泛指一场在世界范围内反复发作数十年，造成超过1200万人丧生的灾难），从中他发现，这种疫病的流行催生了各种严峻的城市管理措施。“让城市受灾地区化为焦土，曾经是最受欢迎的解决办法之一。”他援引了1900年火奴鲁鲁的一个极端案例。由于疫情爆发，政府计划夷平城市中感染严重的唐人街地区（可以说是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然而事实不如人意，风向改变，大火最终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还有一些国家尝试烧毁城市街区，让它们形成防疫封锁线。但后来，老鼠被认定为主要的病毒携带者和感染源，所有的目光又转向了改良建筑，防止啮齿类动物入侵。“世界上每一座城市突然之间都开始设立工程委员会，设计防鼠方略，”林特里斯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热潮，20世纪一二十年代，数千项专利雨后春笋般涌出，从排水管防护装置到混凝土防护屏障，应有尽有。”

新冠病毒会使建筑设计趋势产生多大改变，林特里斯持怀疑态度。他说，“流行病具有暂时性，通常在非常短暂的时间段里集中爆发，随后恐慌很快就会消失，进一步发展的几率不大。”他指出，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香港的一个居民区被认定是“超级扩散”点。居民楼地漏下方的U形聚水器水位过低，难以形成液封，导致冲下的粪便形成的气溶胶可能通过地漏进入其他住户家中，而接驳排水管的排气扇更是煽风点火，酿成惨剧。然而事后人们并没有对管道和通风系统进行大修大检以亡羊补牢。林特里斯认为，“一次性的大流行病通常不会产生影响，必须反复爆发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疫情肆虐下，有的人借此危急后退一步，重新审视城市结构有关的概念。“这是最好的时代，让人们想象建设一个步行可达的城市，”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政治学设计教授伍特·范斯蒂夫设想，“新冠病毒会成为一种催化剂，加速权力下放吗？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巨大的医院，一层层的高楼叠起，但想要到达医院还需要长途跋涉。这场大流行病表明，城市网格中应该分布更多较小单位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医院和学校，并且加强地方中心职能的建设。”

由于出行受限，本地的宽阔街道逐渐自成一体：街角商店和杂货店的库存通常比超市多得多。疫情中我们还看到了其他正处于进行时的改变。范斯蒂夫介绍，他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朋友突然发现，旅游业已经悬停，民宿空空如也。他们发现，邻居也都消失了。没有邻居，没有城市。在这个地方，没有了游客，就一无所有了。

新冠病毒以多种方式暴露了旅游业和移民对全球城市的影响。在德里，法律规定人们要在家中隔离，导致成千上万农民务工者步行千百里回到乡村，丢掉了工作的他们根本无力支付房租。

“我认为，‘全球城市’的蓬勃发展要被泼一盆冷水了，”范斯蒂夫说，“大都市地区的流动网络已经进步了许多，但现在人们对城市的需求增添了安全感、家园归属感和连续性。这些所有连锁反应都有可能敲响警钟，阻碍人口迁移。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需要注意的只是旅游业以及不平等现象，这些问题会带来短期的移民。同时零工经济和公共服务的破坏也值得警惕。在流行病蔓延的当下，大家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公共健康服务和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孰善孰恶，危机中见分晓。”

本文作者Oliver Wainwright是《卫报》建筑与设计评论家。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