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周多时间里，我一直紧锁家门，和我的妻子、儿子待在位于巴塞罗纳的家里。我只会在需要去超市购物的情况下出门，不仅超市，外面的街道也空空荡荡，城镇宛如鬼城，国家陷入瘫痪，经济进入冬眠。到目前（4月15日）为止，根据官方数字，西班牙有18056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172542人被检测为阳性。

现实生活突然之间成了一场噩梦，就像卡夫卡的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我是第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欧洲人——我总是被人这样提醒。至少，我还没有忘记前南斯拉夫，那里发生过一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或许，对于这一事件的意识让我们深信，一旦摆脱了过去的某种羁绊（比如，西班牙之于分离主义恐怖组织ETA），我们便不会再经历先人经历过的灾难。

2001年9月11日，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开始崩塌，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它变得更为脆弱。不过，没人能够预想到的是，这种乐观主义会最终因为一场瘟疫崩塌。这场瘟疫的影响如此之大， 以至于导致封城，我们所有人足不出户，谁也不知道封城会持续多久。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历史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其不可预测性。

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认为，新冠病毒危机会强化欧洲的民族主义。这并不是一个鲁莽的结论：过去两个世纪里的重大危机的确具有这种效果。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灾难带来了恐惧，而民族主义看似最好的解药，因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它能让一个集体因为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庇护。问题是，这种庇护比公民身份给我们提供的庇护弱得多。公民身份提供的庇护是基于理性的，它由法律维系。

历史上不乏欧洲存在民族主义问题的证据，民族主义的抬头曾经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和危机。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欧盟控制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正是欧盟最初成立的目的所在。

欧盟还能继续做到这一点吗？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和2008年经济危机同等、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欧盟能否挺过两次连续的重大危机？要知道，上次危机差点让欧盟土崩瓦解——这一点很重要。正如这次危机所显示的那样，我们的重大问题无疑都是跨国问题，但我们手中几乎仅有国家级的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好比想要用头撞开一个保险箱。不仅如此，政客们未能充分运用我们仅有的跨国问题解决机制——欧盟对于这场危机的反应迟缓、犹豫、吝啬、不积极、畏畏缩缩，这样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上述这一点。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经写道，所谓快乐，就是没有恐惧地活着。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大流行性疾病，不论在西班牙，在欧洲，还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无法做到不带恐惧地活着，至少我们很难不担心很多人的性命。勇敢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带恐惧地活着，那是鲁莽，我们不该如此。我们应该克服恐惧，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继续活下去。在当下，这才是最要紧的事。

本文作者哈维尔·塞尔卡斯是西班牙作家，自1989年以来任西班牙赫罗纳大学西班牙语文学教授。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