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隔着玻璃看待死亡。但经历这事后，这层玻璃被打碎了。”

在2013年7月6日前，乔志健的人生平静顺遂。

自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出于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留校攻读历史学博士。硅谷的人们都戏称斯坦福是一个泡泡，自成一体，阻隔俗世侵扰；也有人说斯坦福是一个池塘，每个学生都是一只塘中鸭，表面上在温暖的加州阳光下悠悠闲闲，其实在水下奋力蹬腿，暗自拼搏。

对于乔志健来说，在斯坦福的生活就如此般，但一切在那天之后变得不再一样。

在登上韩亚航空214号班机之前，乔志健已经在台湾搜集好博士论文的素材，准备回校后立即开始撰写论文。飞机离安全着陆旧金山只差了一点点：该航班因飞行员操作失误，在降落的最后几秒，飞机尾部撞上了机场的防潮堤，机尾断裂，飞机彻底失控，偏离跑道，然后起火燃烧。三位坐在飞机42排的中国女孩被甩出机舱丧生。

乔志健坐在39排，是机舱内的重灾区。在飞机撞上地面的那一霎，死神与他擦肩而过。机舱内一片狼藉，行李架坍塌，座椅东倒西歪，受伤的乘客发出各种惨叫，又有白烟弥散，似乎随时可能爆炸。

在飞机火势蔓延之前，他随着别的乘客从飞机尾部掉落后残留的空洞中逃离出来。在他起身的时候，他听见坐在他后排的中国小女孩凄惨地叫着“我的手，我的手”，因为她们的手被倒下的座椅压住了。在逃离的仓促之中，乔志健没有停留。但她们凄惨的叫声长久地停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手、我的手”的叫声常常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论文写作的计划被搁浅了一年。乔志健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何重新恢复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生活秩序。噩梦、事故的闪回、无端的害怕紧张、做事无法集中精力、害怕人群、害怕高速公路……这些统统可以称作创伤后体验（post-traumatic experience）的负面情绪，不再只是一个说来轻巧的医学词汇，而是生命中难以削去的硬茧。

乔志健接受了创伤后压力失衡（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心理治疗。这个治疗方案的基本理论是：在发生了人生变故后，最大的问题是逃避现实，而这恰恰更容易在心里留下创伤。

心理医生使用了一种叫“延长性曝光”（prolonged exposure）的治疗方案。在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多小时的面谈中，医生要求乔志健在20分钟的时间里反复回忆、描述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并用一个iPad APP录下来，让他回家后每天反复听，用自己的语言和情绪不断重温那个过程。这样高强度的疗程持续了3个多月，之后他的心理状态才逐渐开始好转。

乔志健觉得他的心理医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经历这种濒死体验以前，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永远是隔着一层玻璃在看这件事。但对于你而言，发生了这件事以后，这层玻璃被打碎了。“生命本质突然有了一种直愣愣的感觉，你会觉得死亡是随时可以发生的，是无法控制的。”

“空难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航空事故之前，乔志健至多只能称得上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拍拍好看的风景，给朋友拍拍肖像照，或许还会和“懂行”的文艺青年聊聊徕卡和普通单反机相比的优势。他应该没有想过，这种业余喜好会成为他在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后“搞明白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方式。

2013年9月，脚伤逐渐痊愈的乔志健回到学校。因为无心做研究，他决定去上摄影课，而艺术系的老师竟直接让他去上了中级课程。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画幅大画幅的技术课、高级研讨课、批评理论课，斯坦福艺术系开设的摄影课程他全上了个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转进收藏丰富的斯坦福艺术图书馆，疯狂地浏览摄影史上以及当代名家的作品集。

然后就是在湾区附近到处晃荡，拍照。和创造场景的摆拍相比，乔志健更喜欢忠实地捕捉记录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场景。对于他来说，摄影可以给与一个重新观察身边世界的视角，在拍照时，仿佛全身的触角都伸展开来，让他兴奋、精神高度集中。这样忘我的状态让拍摄过程本身变得非常有治愈性。

“一旦你真正开始认真去摄影的时候，你跟一个平常人走来走去时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的眼睛中有一个取景框。对我来讲空难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就像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可以看到更多东西。”

乔志健最初拍摄的一系列作品被称为“创伤的序列”（Sequences of Trauma）。青筋盘结瘦骨嶙峋的双手、鬼影幢幢的树林中掩面的男人、橱窗中手握镰刀的死神倒影……那些在乔志健游走过程之中让他心灵受到触动的东西，也和死亡与伤痛有关。

但又不仅如此。在“创伤的序列”中有一组叫做“乐园”（Playgrounds）的照片，在他的镜头下，墓地成了小天使与玩具的乐园，生命与死亡仿佛皆脱离了沉重，在黑白两色的静谧中变得轻盈、明亮、美好。而另一组照片“海湾”（At Bay），拍摄的是晨曦中的透过重雾显现身影的远山、岛屿、船只。在深蓝色的阴影中，“光在逐渐向你打开，逐渐展示一些新的可能性。”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想用我的镜头语言去记录它。”

拍摄街头邂逅的人，对乔志健来说是个“重新与他人连接起来”的过程。在航空事故之后，他害怕人群、害怕人群中潜伏的危险，无法克制自己去想象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枪击案那样的恶性事件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带着相机走上街头，乔志健认为这是一种重新融入社会的自我心理调适，去接纳各种各样的人，“而且他们是美丽的，没有那么危险”。

乔志健说，自己的摄影创作也是在向他最喜欢的两位街头摄影（street photography）大师——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盖瑞·维诺格兰德（Gary Winogrand）——致敬。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街头摄影是美国艺术摄影的主流，但到了90年代以后已经不再如此。除了摄影器材越来越高级便利让拍照大大普及化的原因之外，美国社会的私密化让人们在街头的行为举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无趣，街头摄影的前沿性因此也被逐渐消解。

与在秩序中尘埃落定的美国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依旧在急剧变革之中。在乔志健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中国更适合做街头摄影。“中国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隔没有那么明显。比如在上海的里弄，很多人吃饭都会在弄堂里面。”乔志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变化非常大，新的、老的、带着各种象征意味的符号在同一个空间中出现。这个时候会带来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

乔志健觉得中国很少有地方像自己的家乡盛泽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那样具有代表性——代表着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对于他来说，在江南出生长大的过程亦是看着江南一步步被破坏的过程。盛泽，从一个江南水乡蜕变为一个拥有5000座纺织工厂、十多万外地民工的纺织中心。

“以前在盛泽我们很不谦虚地自称’华夏第一镇’，有几十座古桥，72条弄堂，是整个江南地区最大的丝绸市场。在民国时期，盛泽是个像上海后花园一样美丽的地方。但是在建国以后有了各种破坏，到了90年代工业化以后就破坏得非常厉害。江南的味道在我看来就是从小不断变换的河水的颜色，印染厂排放的污水让河道时而变蓝，时而变红。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想用我的镜头语言去记录它。”

这个心愿甚至成了乔志健克服飞行恐惧的最大动力。在航空事故一年半以后，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朋友邀请他回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既想去又害怕。心理医生鼓励乔志健一定要去，他遂用“能够回家拍照”这个理由将最后一丝犹豫压到心底。在回国前他就计划好了要在斯坦福艺术系的大厅举办一场名为“江南”的摄影展，经历个人创伤的摄影师与经历现代化创伤的家乡，将会是个极有趣的投射。

但回到家乡的乔志健发现，他的拍摄意图发生了改变。

当代中国吸引了不少中外摄影师的目光。对于外国摄影师——比如拍摄长江的Nadav Kandar、拍摄北京的Ambroise Tezenas——来说，他们眼中的中国往往事关宏大叙事、巨大转型、渺小个体，个人在他们看来是被中国的大变迁所吞噬的；而对像拍摄精神病人的吕楠、拍摄社会病态的刘铮这样的中国纪实摄影师来说，在拍摄时虽然会强调个人，但往往非常侧重于社会批判，去揭示或强调大变革中的个人痛苦。

乔志健认为纪实摄影的这两种主流思路都有问题。前者过于宏阔而忽视了个体，而后者则把所有人都看成受害者，却没有看到个体选择和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在盛泽，他看到了当下的人生活的种种面向。

“我拍的照片里面有民居，有小河旁边的老房子、工厂、饭店——这个是更生活化的、每天大家都会打交道的生活场景。有几个人物特写大多是在人家里或公司里，都是我的朋友或我父母的朋友。我觉得这些人往往是现在的摄影师忽略的东西。”

乔志健为了拍一张人物特写，曾连续一周和父亲去一家古桥边的馄饨店吃早饭。那家店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父亲的小学同学在下岗后回到盛泽，与弟弟一起继承父业。乔志健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寻常早晨兄弟俩在厨房包馄饨的场景。

这也是一个当代中国普通人的人生一瞬。即使在历史变革的洪流前个人的力量如螳臂当车，但此间的人们依旧继续生活，历史与过去虽影影绰绰，却并非全无声息。

“我没有刻意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经验。”

乔志健一直强调自己的摄影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如果自己不说，别人绝不可能知道他镜头下的“江南”是让他战胜飞行恐惧、带着希望回家的重要支柱，这对别人也并不重要。既然如此，为何要在个人网站上特地写出自己的创伤经历？

“首先这对我来说是我摄影的出发点。之所以会有这个网站、这些照片都是因为空难的经历开始的。第二是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对背景状况有一种执着。不管我去看什么东西，我首先想知道这个东西的背景。我没有刻意地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经验，但是对我来说把它写出来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不是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滤镜来看我的东西。”

乔志健喜欢将摄影比作写诗。和诗一样，照片是影射、暗喻、提示。它或许暗藏着一个故事，但并非讲述一个故事。

摄影本身又何尝不是对乔志健的某一人生片段的一种影射、暗喻、提示？毕竟，他本人的身份是一个历史学者，不单单只是一个拍照的人。但创伤与摄影，也让他不再单单是一个历史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