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娱乐圈“好男人”人设崩塌和“一个世界”演唱会。

娱乐圈“好男人”人设崩塌：当女性不再沉默，厌女的“男性共同体”能被打破吗？

4月23日，周扬青在微博上发表长文正式宣布与罗志祥分手，称罗志祥长期与多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私生活极为混乱。该贴发布后迅速窜上微博热搜榜榜首，当日晚间，罗志祥首次做出回应，然而负面舆论依然愈演愈烈。面对逐渐恶化的态势，他在4月24日凌晨发布道歉声明，态度明显软化，但他近年来营造的尊重女性人设已轰然崩塌。

丑闻曝出后，陆续有男性名人出面声援罗志祥。曾一手栽培罗志祥的台湾娱乐圈“明星推手”孙德荣在Facebook发表声明为他求情，称希望“给小孩有反省和负责的机会”，并奉劝周扬青“曾经爱过就不要伤害”。吴宗宪在和网友直播互动时表示九年的感情“不能给祝福，也不用给诅咒”，称罗志祥可能是年轻玩心还很重。蔡澜转发了一条为罗志祥辩驳的微博，该贴称，“像罗志祥先生这样的人，多几个男女朋友没什么奇怪。”

上述言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周扬青不应将私事公开，把舆论作为讨回感情公道的方法。然而在许多对“男性和女性在性道德上有双重标准”感到不满的人看来，这是一场久违的、喜闻乐见的、女性对男性私德的公开处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周扬青清晰无误地将批判对象指认为罗志祥和他的兄弟，表示自己公布这些私事是为了提醒、保护其他女孩。

出版行业知名博主@逃亡者的恰恰在公众号“做书”上撰文指出，“隐私”对于强者而言意味着不受公权力牵制，对于弱者则意味着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护。周扬青的发言，意味着女性撕破男性性隐私，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因为她的愤怒不仅只是为自己在感情中受到的伤害伸冤，也是为了声援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群体。这是一场针对男性同盟——“你和你的兄弟们”——的公开批判，“众所周知，‘多人运动’往往是一种与性欲无关的集体行为，是验证‘兄弟情谊’的仪式，进而通过这种与性别集团的同化，去获取更多性资源。”

就在罗志祥的性丑闻沸沸扬扬之际，娱乐圈还发生了另一起“人设崩塌”事件。4月25日，屈楚萧前女友爆料称他极度不尊重女性，用大量贬低性词汇打击她，进行精神控制，借SM性癖之名将自己打出淤伤。就在几天前，屈楚萧还被爆出与《爱情公寓5》女星万籽麟在求姻缘的红螺寺上香，前者发微博否认恋情，万籽麟则表示：“刚刚知道我被分手了。”无独有偶，男性同盟在屈楚萧事件中也浮现出来，有网友扒出屈楚萧的男性好友在微博上为屈楚萧叫屈，称万籽麟为“母狗”。

男性为何厌女？所谓男性同盟是如何维系的？播客节目《随机波动》援引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指出，男性的男性气概构建必须借助女性作为“他者”，另一方面，一些男性又觉得女性是如此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一种动物——所谓厌女的男性，就是那些在这种悖论中无法自我调适的男性。节目嘉宾、青年学者林品认为，对女性的物化在整套厌女和色情机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男性没有把女性当做一个可以和自己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关系的对象，女性仅仅是一个为自己提供快乐的物品。”

林品继而指出，女性是一个用来确认男性主体、满足男性欲望的他者，她本身的主体性在男性看来微不足道。当男性物化女性、贬低女性，或把女性作为色情笑话、色情谈资的时候，他有两个目的：第一，强化男性气概、维护建立在以“男性气概”为关键词的一整套文化观念之上的男性共同体；第二，摆脱受男性共同体歧视的同性恋嫌疑。

“按照赛吉维克的说法，homosocial desire和homosexual desire并不是可以截然区分的，它可能是一种可以滑动的光谱。”林品指出，“但是异性恋中心主义的父权文化需要给它们做出区分，于是每一个男性其实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压力，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自证自己是异性恋，或者避免被其他男性发现你是同性恋或双性恋，于是就需要在男性共同体的社交场合与对话当中，不断地色情化女性，并且表达自己对于这种色情化的认可和参与。”

围棋国手李喆在微博上撰文表示，中国男性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未能被及时纠正厌女观念，就有可能会因男性共同体的集体快感得到强化激励。遗憾的是，中国教育中缺失性别教育，这在有意无意间鼓励了男性的性别压迫意识和行为，并将之正常化。更糟糕的是，种种物化女性、荡妇羞辱、戏谑女权、无视和弱化女性困境的言论在网络上获得了更大量级的声援，加固了性别观念落后男性的共同体意识：

“原来线下的种种性别压迫行为，可能还带着一些禁忌和冒险的心理色彩，而在网络社群中被不断附和的玩笑式的语言所激励，那些言语和行为完成了自身的合理化，于是线下的过分行为会更加理直气壮而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不再能意识到那些行为是过分的、那些现象是压迫性的。”

当女性不再保持沉默，不再愿意服膺现行性别权力结构，而要求在两性关系中实现平等和互相尊重时，两性之间就只能有冲突和对立这一种结果吗？我们能够冲破男性共同体的堡垒吗？林品认为，冲破男性共同体的堡垒有可能的。无论男女，都是有灵魂、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个体，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是可以沟通的，我们需要在理性沟通中达成一些新的共识，更新一些既有的交往规则和礼仪。他认为，因为身体经验的差异，男性虽然无法与女性完全建立共情，但可以将自己生活经历中感受到的不公正、不平等和不正义与女性在性别维度上的愤怒进行类比，“如果能建立起类比关系的话，我觉得很多对话就可以推进。”

“一个世界”演唱会：一场全球直播的慈善演出，能唤回世界主义的理想吗？

北京时间4月19日上午10点，经历8小时马拉松式直播的“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演唱会落下帷幕。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虚拟”演唱会——由于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政策，所有演出嘉宾都在家中自行录制视频，以联线方式完成演出。全美三大电视网、全球上百家电视台和视频网站同步播出，上百个国家的观众在家中一起观看。主持人强调，这不是一场针对公众的募捐演唱会，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仍在一线工作的医生、教师和所有人加油鼓劲，宣传抗疫。

在疫情肆虐，人与人、国与国空前孤立的当下，音乐扮演起重塑某种全球凝聚力、唤起“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我依然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三联生活周刊》用这一标题刊文评论了此次音乐会。文章回顾了“一个世界”演唱会的成型过程：4月6日，Lady Gaga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线上会议后宣布由自己和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组织联合举办群星大型直播表演“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全球68家公司参与了此次演出的筹备工作，并筹集了3500万美元为在抗击新冠病毒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购买防护用品、研发疫苗、购买试剂盒。

美国三位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吉米·法伦（Jimmy Fallon）、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和史蒂芬·科拜尔（Stephen Colbert）担任此次演唱会的主持人，包括Billie Eilish、滚石乐队、前披头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前Pearl Jam乐队主唱Eddie Vedder、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约翰·传奇（John Legend）、凯斯·艾儿本（Keith Urban）、莉佐（Lizzo）、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陈奕迅、张学友、郎朗在内的上百位音乐人参与演出，阵容强大。

在自媒体人“假装在纽约”看来，“一个世界”演唱会像是“全世界人民一起，看一台属于全世界的春晚”。在这场演唱会之前，是很少有类似这样全球人民同步关注一起事件的机会的，再大的热点事件基本也只在本国有关注度，然而新冠疫情是一起同步影响全球所有国家的事件，“全世界78亿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病毒的威胁，谁也无法超脱地置身事外，大家都经历着一样的疑虑困惑和惊慌忧惧。”

这样的情况下，这场演唱会的意义重大——它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让人们看到那种休戚与共的连接感和人类的善意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假装在纽约”认为，虽然疫情持续至今出现了很多对全球化进程持悲观态度的声音，但他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始终相信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和基本价值是相通的，过去几十年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在共同的情感和价值之上所形成的跨越文化和国境的连接，正是全球化牢不可破的基石。”

从公布伊始，舆论就将“一个世界”演唱会比作“新冠肺炎时代的Live Aid”。1985年，为了援助埃塞俄比亚大饥荒，英国歌手鲍勃·盖尔多夫（Bob Geldof）和米奇·乌尔（Midge Ure）发起了一场名为“Live Aid”的演唱会。这场可谓是“全球点唱机”的演唱会在英国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美国费城肯尼迪体育场两地举行，吸引了超过15万的现场观众和超过19亿的电视观众。“Live Aid”被广泛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摇滚现场演出，也是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慈善活动之一。

“一个世界”能否重现“Live Aid”的辉煌，提升我们“环球同此凉热，彼此守望相助”的全球公民意识？“澎湃思想市场”刊登的《从“乐队赈灾”到“一个世界”：流行音乐的世界想象及其断裂》一文给出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答案。作者范伯伦回顾了1980年代由鲍勃·盖尔多夫等英国音乐人合作录制的单曲《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和“Live Aid”引发的“慈善摇滚现象”（charity rock phenomenon），指出此类“乐队赈灾”活动实际上是欧美流行音乐通过高度成熟的商业运作重塑其社会地位的过程。它以援助和赈灾为由头，把政治姿态转变为音乐商品的附加值，却遮蔽了全球饥饿与贫穷的成因。

一如35年前的“Live Aid”，“一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文化权力结构的一次展演，属于“一个世界”中的“我们”，显然指的是使用英语且身处英美流行音乐文化场域内部的表演者和观众；由于承办方“全球公民”的版权限制，直播结束后人们无法观看完整回放，只能看到零星片段。“尽管有人将演出无法实现全球同步归咎于互联网的客观情况，但实际上，熟练掌握英语可能才是进入这‘同一个世界’不言自明的限定性资格和前提。这样一来，这个世界名义上的‘同一’，岂不恰好是以否定音乐作为普世性语言的方式，印证着世界的分裂？”

就像“Live Aid”启发了中国音乐人组织自己的慈善演出一样——1985年底，台湾地区几大主流唱片公司合作邀请了60名当时的著名话语歌手创作发行了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次年大陆集结100多位歌手推出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一场“中国版One World”也在酝酿中。4月20日，网易云音乐联合新浪微博、大麦和虾米音乐宣布将携手发起主题为《相信未来》的公益倡议，邀请上百位话语乐坛的顶级歌手义演，为参与抗疫的人加油。

35年前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对自己在“地球村”所处的位置也出现了更多元化的理解。我们有理由认为，慈善演唱会这样一个表面上去政治化的场合，实际上也反映出人们对本国与他国、一国与全球之间的议题优先次序的考量。“一个世界”演唱会直播评论区的中文争执，即为证据。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之前刊发的《“地球村”的消逝：我们首先是一个国家公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一文梳理了从古至今思想家对“世界主义”的理解。文章指出，在当下，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比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儒家或道家——都以不同的路径介入世界主义的讨论。对于我们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当代中国学者将儒家伦理体系下的“天下主义”重新解释为某种儒家版本的世界主义，与西方的世界观念相抗衡的趋势。

文章作者认为，一种儒家文化的世界主义，很可能落入与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同的理论困境，即某种地域、群体和奉行特定价值观的文化缺乏代表整个世界的合法性。作者进而援引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的观点指出，“一个未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既得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腔调，也得避免中国中心论和任何其他种族/民族/文化中心论的腔调，而真正走世界协商的道路。”

就“一个世界”演唱会而言，我们或许还未摆脱地域性的世界主义的桎梏。如何真正实现“一个世界”，依然有赖于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