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无论何时，历史的中心都有金钱。从金钱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发展改革的层次也便丰富了起来。在《金钱何以改变世界》一书中，韩国经济学者洪椿旭就试图从这一角度解析亚洲及欧洲的过去与现在，比如为什么荷兰能推出世界上最早的证券市场、因税收改革富强起来的明朝为何最终走向灭亡、美国南方为何如此强烈地抵制废除奴隶制、大萧条为什么持续了那么长时间、美国为何以“世界警察”自居、为什么日本房地产市场存在“加拉帕戈斯”现象等等。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洪椿旭试图从经济和金钱的视角分析为什么无人关心“三国”时代结束后的历史。从《三国演义》中经常会出现刘备、孙权等豪杰们受到地方权贵资金和兵力支援的情节，他想到了从东汉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代的“庄园文化”，自给自足却非常低效，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农耕民族国家最大的经济实力优势，加之人口急剧下降，结果晋朝虽然统一了三国，却不具备抵挡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

《为什么无人关心“三国”时代结束后的历史？》

文 | [韩]洪椿旭

《三国演义》在韩国，甚至东亚各国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末因宦官和外戚的专横，国家政治一片混乱，黄巾农民起义开启了“乱世”，在此背景下觊觎天下霸权的曹操、孙权、刘备时而合作，时而争斗的过程使众多读者热血澎湃。

可是似乎很少有韩国读者对三国时代结束后的历史抱有兴趣。当然，对此多少可以理解为，故事的主人公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依次离开人世，剩下诸葛孔明独自竭尽全力以保蜀国，可是蜀国和强国魏国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最后其殒命北伐，读到这里不少读者都会黯然神伤。可是后来就是晋统一中国，五胡乱华，长江以北被人强占，中原汉族仓皇逃离、苟延残喘等过程而已。相比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读者变得兴趣索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三国时期相互交战时动用的兵力，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如此的强盛，可统一了三国的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被北方民族打垮了？

历史学家们认为，分封地方的王族为继位问题发动叛乱的所谓“八王之乱”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以及登基的皇帝们个个无能，这些都是晋败亡的原因。当真如此吗？除了清朝，中国历代王朝因皇帝昏庸无能而灭亡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可是为什么唯独自晋朝开始一直到唐朝之前的这一时期，汉族建立的王朝总是被外族欺凌？

当然这其中存在各种原因，但首要的原因应数“军事改革”。北方民族借助于新发明的、强有力的新式武器——镫子，使重骑兵在战场上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这里所说的镫子是和马鞍连在一起的脚镫子。镫子使人在上下马和在马背上的时候得以保持平衡，是很实用的发明。在镫子发明以前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弩，骑兵的战术一般是用弓箭进攻敌方，然后退后。镫子发明以后骑兵的战术变成使用长枪的突击战法。如果考虑到在8世纪左右镫子传到西方之后西方才真正开启了中世纪时代，那么由此下结论“因为有了镫子北方游牧民族才占了优势”，似乎不无道理。

可是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首次出现有关镫子的记载是公元477年，所以在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初）北方民族似乎难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事实上，曹操只要派遣少数的远征部队就可以打垮鲜卑族。那么是什么给北方民族带来了优势？

如前所述，即使在镫子发明之前以汉族为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单打独斗的话，也赢不了游牧民族。为了战胜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就得采取败于战斗而赢在战争的方式，即要在人数上占压倒性的优势，要建立大的城市居住在里面，要具备先进的生产力，积极利用这些特点和游牧民族展开持久战，可以说这是必胜的秘诀。游牧民族不会种田，所以如果没有农耕民族生产的粮食和铁器，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生存。

事实上西汉初期的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在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库里粮食和贵金属均十分充足。凭借巨大的财力，他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浓墨重彩的壮举，如征服朝鲜，还有派张骞出使西域等。汉武帝名留青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善于征战，他如此热衷于和西域国家进行贸易主要就是为了得到汗血宝马（亦称天马），以便防范北方的匈奴。当然，即使没有这些马，征服北方民族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切断和匈奴的往来，完全停止供应粮食和铁器，以万里长城为主加强各地要塞的防御，也许时间长一些，可照此坚持下去的话，匈奴是必亡无疑的。但是汉武帝的愿望是在他在位时解决掉匈奴问题。所以，他通过开拓丝绸之路培育了骑军，在公元前119年成功地把匈奴赶到了戈壁沙漠之外。

把强敌匈奴远远地驱赶到戈壁沙漠之外这是值得称道的功绩，可是从那之后汉朝开始走向漫长的下坡路。为了改善因长期战事导致的国家财政紧缩，朝廷开始对盐和各种生活必需品课以重税，令商业活动受到严重打击，这是汉朝开始走下坡路的直接原因；而为了引进以马匹为主的大量物品，向西域输出大量贵金属则是更关键的因素。汉朝时期一斤黄金相当于1万个铜钱，黄金和铜的兑换比率是1∶130。和现在相比，当时黄金的价格是惊人的低廉，可在中国和西方通商以后，黄金的价格也开始持续地攀升。

货币供应（贵金属供应）一旦减少，就会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就像15世纪欧洲的事例一样，货币供给开始减少的时候最为通用的对应方法是减少货币的使用，而减少货币使用最简捷的方法是自给自足。

事实上“庄园文化”从东汉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代。所谓“庄园文化”就是指富裕的贵族们大规模地开垦土地，然后利用饥饿难耐、无处安身的百姓在农场劳作，建造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圈。这在当时是完全合乎常理的事情，可是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是非常低效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和交换才是快速提高生产率的首选方法。在这里引用一下书中制针工厂的示例。

一个劳动者不借助机器，手工作业的话，一天最多能生产一枚针，但是把制针的过程分为18个工序由10个人分工制作的话，一天可以生产4.8万枚针。如果要把针的生产产业化，进行分工制作的话，必须有一个一个月能够销售140万枚针的市场。只有形成有规模的市场，才能开启靠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并以此获得巨大利润的收益递增世界。

亚当·斯密的文章里也说得很明确，城市萎缩，市场消失，改革也会随之消失。通过分工等改革提高生产效率，能够制造出品质优良的产品，但是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市场，改革的幼苗就不会发芽成长。《三国演义》中经常会出现刘备、孙权等豪杰们受到地方权贵资金和兵力支援的情节，其实后者就是庄园的所有者。他们经常率领着由家仆组成的私人部队，即“部曲”，作为部队的将领参加战斗。

相比变得脆弱的经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在黄巾起义（184年）之后，中国的人口数量急速下降，由三国初期的约6000万急减到三国末期的1600万。虽然这个数字不包含藏匿在庄园里面的人，但这同时也反映了政府行政能力的薄弱。结果晋朝虽然统一了三国，可是经济不景气的形势却一直在延续，脆弱的经济和减少的人口使觊觎多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有了机会。

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农耕民族的国家来说是最大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被庄园经济的出现给摧毁了，国家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攻击的能力。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国力在汉武帝时一度达到巅峰，从那之后到南北朝开始前的大约500年间，一直在走漫长的下坡路。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宫崎市定教授的观点很吸引人，但最近也有反驳“沿着丝绸之路输出的黄金引发了货币紧缩”的观点出现。万志英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中指出，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推行新货币，代替了当时正流通的货币，从此经济开始陷入混乱。特别是黄金交易的国有化，致使黄金在市场中消失。总之，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汉武帝之后汉朝的货币经济逐渐萎缩，并倒退到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状态，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宫崎市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在汉朝第一次到达顶点以后，在三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到了唐朝和宋朝又有了飞跃式发展。这时的中国人技术力量比西方人发达，拥有西方人渴求的三大产品（丝绸、茶、瓷器），并凭借此优势从西方引入了贵金属。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金钱何以改变世界：换个角度看历史》，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