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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理危机:古城房价上涨,“嬉皮士”如何寻找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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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理危机:古城房价上涨,“嬉皮士”如何寻找公共空间?

上世纪来到大理的西方背包客为移民新社区奠定了一种嬉皮文化,这种生活方式旅行作家许崧形容为“穷而快乐”。

按:去大理生活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夹在苍山与洱海之间的灵地,似乎成为了逃离北上广人群的一个重要出口。旅行作家许崧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为了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写作,他从浙江杭州到云南大理朋友处,从此长住下来,也开始了对大理的观察、研究与写作,是“大理社区”一词的创建者。他认为大理有着他见过的唯一的社区,在日常生活在人们对“社区”的定义太过宽泛,而在大理,他发现了社区的丰富层次与特殊性——首先,大理过去一直是边缘的“化外之地”,本地的白族人对外来文化十分开放;此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批西方背包客从东南亚来到云南,不仅“发现”了丽江,也“占据”了大理,这群人为大理移民新社区奠定了一种嬉皮文化,这种生活方式许崧形容为“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多样性丰富,很草根,节俭”,总之是“穷而快乐”的。他在接受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黄菊采访时说,生活在大理的人所认同的价值观是“尽情去追求自己定义的好生活”,所以,“当一个人、一家人举家搬到大理,从这个举动基本就可以判断为,此人跟一般的成功价值观决裂了,不然他应该去北上广。”

大理古城(来源:图虫)

在下文节选的黄菊对许崧进行的第二次采访中,他更多剖析了大理房价上涨危机对社区的影响,以及新的公共空间是如何建设起来的。在最后一部分,他也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出发,分析了他在泰国所感受到的与大理生活的相似之处。

《全球化消灭多样性,大理和清迈除外》(节选)

文 | 行李 许崧

两年前,我们对作家许崧做了一次远程采访。他是杭州人,几年前举家搬到大理定居。从一个号称天堂的沿海发达城市,主动搬迁到西南边陲小镇,还在这里过得喜滋滋的,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就在大理。

那时他还住在古城,把当时古城里最热闹最文艺的人民路当作每晚饭后遛弯儿的地方,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他全称之为“街坊”。那天他聊得很尽兴,一直从入夜时分聊到深夜。在他的描述里,大理就是现实里的桃花源,他也像桃花岛岛主一样,不时向素未谋面的我发出邀请:怎么样,搬来住几年吧?

两年过去,大理经历了很多变化,房租、房价上涨,洱海边和苍山上很多场所被关停,他的人民路上的“街坊们”也都换了面孔,部分老大理人陆续离开……只有许崧还继续喜滋滋地待在这儿。只是,他从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苍山小院”楼盘的小区房里,上山了!

在他歌咏的“社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古城时期,他常去一家叫“海盗酒堡”的小酒馆,并不喝酒,只是和他的街坊们聚众晒太阳聊天。上山后,忽然没有了这样的空间,他一度认为出现了“社区危机”。好在一年前,海盗酒堡也上了山,就在弘圣路上,和小区“山水间”面朝苍山的门口同一海拔、同一条路,许崧称之为“今年最大的惊喜”。我们的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其间,那些也从山下搬到山上来的老街坊不时来访,巴掌大的酒堡忽然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每一刻钟都有一股新的溪流汇入,每次汇入,都要和先前汇入的溪流寒暄、打闹一阵。渐渐地,周围人声鼎沸,大家喝啤酒、威士忌或者可乐、咖啡,嗑瓜子甚至嚼爆米花,有的桌聊健康,有的桌聊孩子,有的桌聊最近的电影、书,以及人类未来形态的可能性……话题不时从这一桌串到那一桌,从室内串到街边。太热闹了,我们不得不搬到地下一层的厨房里继续,途中,老板老王下来吃饭,就端着碗蹲在旁边听我们聊。

大理老城南门(来源:图虫)

许崧在文章里写过:“说实话,海盗酒堡太奇葩了。你在星巴克看不到有客人在里面窜桌子的吧?看不到老板扎在客人堆里蹭吃蹭喝的吧?分别几桌客人坐着坐着就站起来拼成一大桌的呢?叫一个火锅外卖来店里吃还吃了前后四拨人的呢?一个人去喝一杯结果加了好几个微信出来的呢?门口坐着的客人喝着喝着就街舞的呢?见过没?……这么说吧,在乎钱的人,做不来这样的事,开不成这样的店。”这就是他说的“社区感”。

以海盗酒堡为中心,弘圣路上陆续有了多个“公共空间”,餐厅、咖啡馆、民谣演出场所等等,这里似乎正在变成另一条人民路,就像更早时期的“洋人街”。

《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黄菊 著
乐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04

1.

行李:现在这里(海盗酒堡)成了你的主要据点了吗?

许崧:“我们”的据点,楼上还有一群打牌的。之前他一直在山下,我们这些人都搬上来了,进一趟古城很难,各种不方便,跟我们当年的古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跟老王讲,你搬上来吧。正好那时候他们住家的房子要退了,就想着把住家跟生意结合在一起,于是找了这儿,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你看,天天满座,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

行李:而且旁边也陆续开了好多类似的店。

许崧:是,老王他们是二〇一七年春节才开始的,然后其他人就一家一家谈合同、装修,长势喜人。慢慢地,这一条街的生态链又起来了,可能就变成我们的新人民路了。我称之为“环境行为学”,是因为我们都住在山上,他也开在山上,我们就聚在这里了。他如果开到别的地方,会不会也像这样聚起来?也会吧,但是我们在潜意识中都非常受环境影响。

行李: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行李: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四年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慢慢涨到十六万。

行李:是因为另外一拨有钱人来了?

许崧: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一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创始人陈钢这样的“老大理”认为,过去是没有社区的,都是一帮嬉皮士,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陈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哧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民路街头(来源:图虫)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地、偶然地,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幂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一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帖,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行李: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二〇一〇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

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接下来,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音乐人欢庆的演出,大概在二〇一一年,他把生活在大理的、路过大理的音乐人通通逮住,每人录一首曲子,就叫《乐大理》。然后把街坊们都请了来,在洱海门一排房子里,用非常牛气的干法:买唱片送门票,买门票送唱片,做了一次演出。演唱会阵容强大,周云蓬、欢庆、张佺、陈志鹏,全都是最好的民谣歌手。那天真是好开心,离春节也很近了,街上张灯结彩,春联贴好了,新棉袄也做好了。下午两点开唱,唱到中间,大家散伙吃饭,吃完饭再回来接着唱,那种欢乐!城市里不可能有的。而且没有门票,就是在手上盖个戳,回头吃完饭看看戳再进去,就是那种信任体系,一直到晚上十点。

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当这些人全都聚在古城的时候,这样的局很容易凑,现在再凑就不容易了。

行李: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震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

行李:你之前住在古城哪里?

许崧:洱海门外的大院子村。严格地讲,我是住在古城外,就是城门斜对面一条胡同里,就隔三十米。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古城里,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逛一趟,就会遇上无数熟人,各种朋友开的店,wifi自己跳过去……现在房租一涨,就把他们挤走了。本来最早那批人又不是什么生意人,在房租便宜的情况下,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

我刚来大理的时候,天天挎个相机,风景太好看了!那会儿我没来几天,有一个人坐我对面喝茶,说我们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彩虹,一回头就是!真是太迷人了,但是后来这些店主,我们这种住户,都被赶走了。

行李:你们城外的房租也上涨了?

许崧:对,原来一个院子一年一两万租金,像我这样贵的,也就三万,当时已经被人骂街,说我破坏行情。当我们这些人纷纷从人民路、从古城被轰出来后,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里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们这一拨,那就直接上山买房吧,一劳永逸了。

行李:之前那个“甜美”的阶段,算是一个步行时代吗?

许崧:是的,没有车,而且不需要车,古城走走也没有多远。我们上山这一拨,山水间起了很大作用,它成为老街坊们的一个新的居住点,但是新楼盘的毛病马上就凸显出来了:没有公共场所,不支持这样的社区生态酝酿开来。虽然小区里也有会所,但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结果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而老王这里的好处是大家都能放轻松做自己,不失礼就好。

老王没上来的时候,社区感真的是岌岌可危,只能继续回古城寻找往昔那些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所以我说海盗酒堡在山上的开业,是我去年的大理大事件。

2.

行李: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这么重要?在家里不能完成这些事吗?

许崧: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对社交是非常矛盾的。第一,我们对社交是强需求,因为能获得情感满足。而这部分,是我们不能自助完成的。我们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阅读一本书,这部分情感满足能自助完成,但程度很浅,而且是片段式的,你合上书那会儿、走出电影院那会儿,就结束了,这只是单向度的输入。

行李:可是公共空间里,你离开这个场合不也结束了吗?

许崧:不!不!不!在社交中,我们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个叫被拒绝,一个叫被隔离。

我们的情感满足是钟摆式的。当我最近见人见多了,讲话讲烦了,就宅起来,在家看书、听音乐,我挺好,你们别吵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延续一周、十天,你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我想见见人,我要吸点阳气!就开始去外头跟人聚在一块儿。

原来在上海、杭州,我一般的模式是约个饭局聚一下,但是你只要发起邀约,就等于产生了被人拒绝的可能。而在社区环境里,有一种无风险的社交模式。我在老王这里买一杯可乐,会员价五块,往这儿一坐,这是我的合法性,我成为顾客!当我在这儿一坐,店里的客人往来如云,就会大概率地出现我认识的街坊、邻居、朋友。在这个角度上,我的情感满足是不需要指定对象的,我需要随机的对象、随机的话题,大家扯两个小时就回去了,很高兴,情感满足了……就像蔡澜先生书房里挂的条幅“只愿无事常相见”。我们这儿过的日子已经是把“只愿”拿走,已然是“无事常相见”了。

行李:而且自在,我可以在这里听别人聊天,但是自己不参与其中。

许崧:当然,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我们都是有多元共处需求的人,大理社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社区的完整形态,而且它是纯自然长成的结果,不是人工催化,也不是人为规划的。但我一直讲,它并不能降低离婚率、家庭矛盾等事件的概率,但是当人最需要支持,又不愿主动求助的时候,社区中总有人会在身边支持你,显性的或隐性的。这对身处难关的人是很大的帮助。

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那样一种随机性!你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这样的城市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住,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这里的气候,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反城市生活主义者的原因,因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生产所需的尺度,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绝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才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大理洋人街(来源:图虫)

行李:你现在回杭州是什么场景?

许崧:我很寂寞!大家都很忙,听说老许回来了,就拉帮结派地凑个饭局,算打过招呼,吃完饭就散了。我整天傻子似的骑着共享单车东逛逛西逛逛,觉得这个城市好陌生,心里想着我要回大理,我要回大理!

行李:好在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

许崧:它应该是大理社区的延续,其实是人的关系的延续,只是我们换了一片土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现在山水间外,又有了其他一些新楼盘,基本上在同一海拔,就是苍山山腰上这一带,等着连接它们的路打通,聚会的频率和密度又会开始变化。

3.

行李:听说大理之外,你最喜欢泰国?

许崧:对,泰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当年网上用的ID就叫“泰国病人”。

我最早的旅行是去欧洲,都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下来,挺好,非常美好,有很多文化,各个时期,各种类型,那是现在覆盖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但那不是我的文化,和我一点不沾边。

身为中国人,有一点福利,它给了我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东西,叫“烟火气”。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没有烟火气的,那么有秩序、干净,人那么有礼貌,但冷冰冰的,没有温度。你们那些算什么,怎么跟我们的红尘相比!另一个极端是印度,你从德里火车站一出来,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垃圾场,你就疯了。

我既不要那样的礼貌、干净、秩序和冰冷,也不要那样的热情、肮脏和混乱,那我的舒适区在哪儿?泰国!

行李:为什么不是我们本国?

许崧:不是,我们还不够。过去一百年,我们把城市的原有文化连根拔起,这很不讨人喜欢。我的审美无法接受,每个城市都有条仿古街,仿古街上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从河坊街到宽窄巷子,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我对过去那个世界很向往,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各自分头发展出那么灿烂的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变得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你走到全世界所有的超市,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说不定还是一样的货币单位。但是,我发现泰国恰好在我的舒适区和平衡点最正中的地方。

行李:具体而言?

许崧:国人对泰国有两大误区:第一,泰国落后;第二,泰国是个色情国家。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误区。首先,泰国是我认定的一个日系国家。日本因为西化早,把整个西方的东西做本土化改造,进而影响到泰国,所以泰国的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得很好。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国家挺好的,但为什么好,怎么个好法,我不知道,反正我在那儿很舒服,物价很便宜,人很友善,英语的基础教育不错,服务业之类,我自己的评语叫“到位”,刚刚好。从街边的大排档到五星级酒店,大家都各有应有的样子,你在排档里也不会嫌弃它脏,在五星级酒店你觉得就是这样,不是很奢华,但是刚刚好。

行李:你以怎样的路径进入泰国?感觉大多地方都很旅游性质了?

许崧:我刚到泰国的时候,也是先去的海岛,像普吉岛那种最流行的地方,然后就混进了背包客这个族群。这有什么不同呢?情报来源不同。我从来没有看过国内的攻略,即便在普吉岛,也是从这些背包客那里获取。然后慢慢去到清迈,慢慢喜欢上清迈。

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我开车不用导航,大理和清迈。这并非因为清迈小,它是泰国第二大城市,但我熟悉它的大街小巷,连同小街的背巷。我在清迈最喜欢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穿行在各个角落。如此,十七年,每一年都去,二〇一七年就去了四次。

清迈街头(来源:图虫)

行李:它到底哪里让你这么舒服?有一些更大的背景吗?

许崧:我为什么会提日本,首先它们在审美上是一系的,比如“卡哇伊”是这一系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卖萌。没有宏大野心,就是“卡哇伊”(日文かわいい的音译词,读作kawaii,“可爱”之意)一样过着可爱的小日子。可是日本对我来说太拘谨了,因为国土面积小,小,就影响多样性,我大概是一个对多样性有偏执的人。

行李:泰国也不大。

许崧:它也不小的,我喜欢泰国,还因为那里是我们背包客的大本营,以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嬉皮文化。

行李:嬉皮文化没有被这些年不断升级的度假趋势弱化掉吗?

许崧:我不知道“弱”和“强”怎么对比,但对我来讲它永远在,那样一些穿得邋里邋遢,随随便便,扎着各种脏辫和身上满是文身的男男女女,只要到曼谷考山路那一片,它就在,只要到清迈的东北城,它就在。

行李:可是你这么干净……

许崧:是,这是我自己的毛病,我克服不了,但我内心认同的价值观跟他们是一样一样的。我认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之路以来的各种价值观:凭什么你们大人规定的东西我得遵守?我的身体难道不应该我说了算?我穿什么衣服得听你们的吗?……这些是我完全认同的。当然,会不会去做是我个人选择,但我愿意跟这些人畜无害的、没有侵略性的人在一起。他们认为国界都不应该存在,人类就应该这么快快乐乐地活着。

是这些走在嬉皮之路上的背包客,创造了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去亲近本地文化。不是去剧院听被装饰过的音乐,而是走到村头去拜访民间音乐人,去看民间手艺人,去尝尝普通人家常吃的东西……是这些旅行者告诉大家,要对旅行环境友善,要帮助当地小孩,如果看到一个村庄饮水困难,也要尽一己之力帮助……这群人本身已经饥寒交迫,但他认为让世界更美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价值观。

泰国有这部分嬉皮文化,再跟它的本土文化混合,以及那么卡哇伊的友善结合,加上它不紧张,吃的东西那么好,还那么便宜,所以那么喜欢泰国。

行李:泰国的物价为什么控制得这么好,毕竟是老牌旅游国家?

许崧:不知道,我没有科学的答案,我猜测跟佛教有关。他们是南传佛教,在南传佛教里,每个男人都要过一段寺庙生活,这是他们的修行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很多人的英语是在寺院里学的。而且他们把学的东西全都用在了生活中,而不只是仪式感。

书摘部分节选自《仿佛若有光》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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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大理危机:古城房价上涨,“嬉皮士”如何寻找公共空间?

上世纪来到大理的西方背包客为移民新社区奠定了一种嬉皮文化,这种生活方式旅行作家许崧形容为“穷而快乐”。

按:去大理生活的人越来越多,这片夹在苍山与洱海之间的灵地,似乎成为了逃离北上广人群的一个重要出口。旅行作家许崧也是其中一员。

2010年,为了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写作,他从浙江杭州到云南大理朋友处,从此长住下来,也开始了对大理的观察、研究与写作,是“大理社区”一词的创建者。他认为大理有着他见过的唯一的社区,在日常生活在人们对“社区”的定义太过宽泛,而在大理,他发现了社区的丰富层次与特殊性——首先,大理过去一直是边缘的“化外之地”,本地的白族人对外来文化十分开放;此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批西方背包客从东南亚来到云南,不仅“发现”了丽江,也“占据”了大理,这群人为大理移民新社区奠定了一种嬉皮文化,这种生活方式许崧形容为“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多样性丰富,很草根,节俭”,总之是“穷而快乐”的。他在接受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黄菊采访时说,生活在大理的人所认同的价值观是“尽情去追求自己定义的好生活”,所以,“当一个人、一家人举家搬到大理,从这个举动基本就可以判断为,此人跟一般的成功价值观决裂了,不然他应该去北上广。”

大理古城(来源:图虫)

在下文节选的黄菊对许崧进行的第二次采访中,他更多剖析了大理房价上涨危机对社区的影响,以及新的公共空间是如何建设起来的。在最后一部分,他也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出发,分析了他在泰国所感受到的与大理生活的相似之处。

《全球化消灭多样性,大理和清迈除外》(节选)

文 | 行李 许崧

两年前,我们对作家许崧做了一次远程采访。他是杭州人,几年前举家搬到大理定居。从一个号称天堂的沿海发达城市,主动搬迁到西南边陲小镇,还在这里过得喜滋滋的,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全国只有一个社区,就在大理。

那时他还住在古城,把当时古城里最热闹最文艺的人民路当作每晚饭后遛弯儿的地方,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他全称之为“街坊”。那天他聊得很尽兴,一直从入夜时分聊到深夜。在他的描述里,大理就是现实里的桃花源,他也像桃花岛岛主一样,不时向素未谋面的我发出邀请:怎么样,搬来住几年吧?

两年过去,大理经历了很多变化,房租、房价上涨,洱海边和苍山上很多场所被关停,他的人民路上的“街坊们”也都换了面孔,部分老大理人陆续离开……只有许崧还继续喜滋滋地待在这儿。只是,他从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苍山小院”楼盘的小区房里,上山了!

在他歌咏的“社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古城时期,他常去一家叫“海盗酒堡”的小酒馆,并不喝酒,只是和他的街坊们聚众晒太阳聊天。上山后,忽然没有了这样的空间,他一度认为出现了“社区危机”。好在一年前,海盗酒堡也上了山,就在弘圣路上,和小区“山水间”面朝苍山的门口同一海拔、同一条路,许崧称之为“今年最大的惊喜”。我们的采访,就在这里进行。

其间,那些也从山下搬到山上来的老街坊不时来访,巴掌大的酒堡忽然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每一刻钟都有一股新的溪流汇入,每次汇入,都要和先前汇入的溪流寒暄、打闹一阵。渐渐地,周围人声鼎沸,大家喝啤酒、威士忌或者可乐、咖啡,嗑瓜子甚至嚼爆米花,有的桌聊健康,有的桌聊孩子,有的桌聊最近的电影、书,以及人类未来形态的可能性……话题不时从这一桌串到那一桌,从室内串到街边。太热闹了,我们不得不搬到地下一层的厨房里继续,途中,老板老王下来吃饭,就端着碗蹲在旁边听我们聊。

大理老城南门(来源:图虫)

许崧在文章里写过:“说实话,海盗酒堡太奇葩了。你在星巴克看不到有客人在里面窜桌子的吧?看不到老板扎在客人堆里蹭吃蹭喝的吧?分别几桌客人坐着坐着就站起来拼成一大桌的呢?叫一个火锅外卖来店里吃还吃了前后四拨人的呢?一个人去喝一杯结果加了好几个微信出来的呢?门口坐着的客人喝着喝着就街舞的呢?见过没?……这么说吧,在乎钱的人,做不来这样的事,开不成这样的店。”这就是他说的“社区感”。

以海盗酒堡为中心,弘圣路上陆续有了多个“公共空间”,餐厅、咖啡馆、民谣演出场所等等,这里似乎正在变成另一条人民路,就像更早时期的“洋人街”。

《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
黄菊 著
乐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04

1.

行李:现在这里(海盗酒堡)成了你的主要据点了吗?

许崧:“我们”的据点,楼上还有一群打牌的。之前他一直在山下,我们这些人都搬上来了,进一趟古城很难,各种不方便,跟我们当年的古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跟老王讲,你搬上来吧。正好那时候他们住家的房子要退了,就想着把住家跟生意结合在一起,于是找了这儿,租金肯定比古城便宜。结果你看,天天满座,老王这店一开,一下就火了。

行李:而且旁边也陆续开了好多类似的店。

许崧:是,老王他们是二〇一七年春节才开始的,然后其他人就一家一家谈合同、装修,长势喜人。慢慢地,这一条街的生态链又起来了,可能就变成我们的新人民路了。我称之为“环境行为学”,是因为我们都住在山上,他也开在山上,我们就聚在这里了。他如果开到别的地方,会不会也像这样聚起来?也会吧,但是我们在潜意识中都非常受环境影响。

行李:大理这两年变化很大,人群慢慢更迭,你个人有什么变化吗?

许崧:我心态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确实经过一次危机。我们在古城里本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阳光、雨露,有各种养分,本来可以生机勃勃的,但那次危机后就变了。

行李:危机具体是指什么?

许崧:古城房价全涨,阿德在人民路的书店,四年里,房租从一年一万八慢慢涨到十六万。

行李:是因为另外一拨有钱人来了?

许崧:有人提着一堆现金来,你出多少钱我就给多少。这背后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看好大理的未来市场,一部分是因为有投机客,为了未来商业上的增值,只要价格在他的区间范围内,他都可以买。

但这个是你不可控的,我们最甜美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夜。因为在前面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低活力的地方,没有形成紧密的社区。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创始人陈钢这样的“老大理”认为,过去是没有社区的,都是一帮嬉皮士,各自混自己的小圈子,在人民路上碰到,都会扭头避一下那种,谁也看不惯谁。陈钢讲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古城里最牛的几个院子之一,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打开门,人是不熟的,但牵着一条狗,扭着头说“我们家那个谁谁想你们家那个谁谁了”,就是他们两家人的狗,那只门外的狗哧溜就进去了,那就进来喝茶吧。

人民路街头(来源:图虫)

人的关系是这么缓慢地、偶然地,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原始生态,你可以看到幂律分布中最平缓爬坡的那一段,一直爬到一个转折点,一下就上去了,那个转折点,叫“自媒体”。跟我们现在研究的理论完全应合,人的交往就是“分享—合作—一致行动”的过程,首先我得知道你是谁,在过去分享非常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是靠猜。但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开始说,其他人开始转,开始跟帖,那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就开始表达出来了。

行李: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哪一年?

许崧:二〇一〇年,微博兴起,我就是那时候来的。微博嘛,你关注谁是不需要他同意的,所以当时把好多邻居都关注了,我这叫“监视邻居”,我专门把这些都凑一块儿,分组叫“监视中”。

就这样,你攒着攒着这些人和他们的动态,古城要做什么事你肯定知道,“分享”完成了。接下来,聊天就是“合作”。从最基础的聊天,到聊得好了,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儿露营去?“一致行动”开始。就这样,“分享—合作—一致行动”,人的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

大家都知道大理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活动,就会互相碰到,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音乐人欢庆的演出,大概在二〇一一年,他把生活在大理的、路过大理的音乐人通通逮住,每人录一首曲子,就叫《乐大理》。然后把街坊们都请了来,在洱海门一排房子里,用非常牛气的干法:买唱片送门票,买门票送唱片,做了一次演出。演唱会阵容强大,周云蓬、欢庆、张佺、陈志鹏,全都是最好的民谣歌手。那天真是好开心,离春节也很近了,街上张灯结彩,春联贴好了,新棉袄也做好了。下午两点开唱,唱到中间,大家散伙吃饭,吃完饭再回来接着唱,那种欢乐!城市里不可能有的。而且没有门票,就是在手上盖个戳,回头吃完饭看看戳再进去,就是那种信任体系,一直到晚上十点。

这也是环境改变行为,当这些人全都聚在古城的时候,这样的局很容易凑,现在再凑就不容易了。

行李:因为社区环境变了?

许崧:对,我刚才讲大理经过了一次危机,社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你的土壤连根拔起、铲掉。它是一个生态,离开了土壤,生态链就完了。过去一条胡同,一条里弄,几十年都是这样的社区生活,忽然拆迁了,邻居四散开,整个社区就不存在了。我们经过的危机当然没有这么暴力、坚决,但也经过了一次小规模的震荡,我们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被从古城赶出来。

行李:你之前住在古城哪里?

许崧:洱海门外的大院子村。严格地讲,我是住在古城外,就是城门斜对面一条胡同里,就隔三十米。那时候大家都生活在古城里,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逛一趟,就会遇上无数熟人,各种朋友开的店,wifi自己跳过去……现在房租一涨,就把他们挤走了。本来最早那批人又不是什么生意人,在房租便宜的情况下,开个店就是玩票,经常可以看到大家把门一锁,拿个粉笔一写,说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

我刚来大理的时候,天天挎个相机,风景太好看了!那会儿我没来几天,有一个人坐我对面喝茶,说我们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彩虹,一回头就是!真是太迷人了,但是后来这些店主,我们这种住户,都被赶走了。

行李:你们城外的房租也上涨了?

许崧:对,原来一个院子一年一两万租金,像我这样贵的,也就三万,当时已经被人骂街,说我破坏行情。当我们这些人纷纷从人民路、从古城被轰出来后,一拨人去了海边村子里继续租房,一拨去了更远的银桥,我们这一拨,那就直接上山买房吧,一劳永逸了。

行李:之前那个“甜美”的阶段,算是一个步行时代吗?

许崧:是的,没有车,而且不需要车,古城走走也没有多远。我们上山这一拨,山水间起了很大作用,它成为老街坊们的一个新的居住点,但是新楼盘的毛病马上就凸显出来了:没有公共场所,不支持这样的社区生态酝酿开来。虽然小区里也有会所,但楼盘做的会所总是想要彰显业主的尊贵,结果弄得高大上,人就拘谨;而老王这里的好处是大家都能放轻松做自己,不失礼就好。

老王没上来的时候,社区感真的是岌岌可危,只能继续回古城寻找往昔那些已经稀薄了很多的社区感,但是进一趟古城很不容易,要开车,古城交通又不好。所以我说海盗酒堡在山上的开业,是我去年的大理大事件。

2.

行李:为什么公共空间对你这么重要?在家里不能完成这些事吗?

许崧:作为一个社会性动物,我们对社交是非常矛盾的。第一,我们对社交是强需求,因为能获得情感满足。而这部分,是我们不能自助完成的。我们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阅读一本书,这部分情感满足能自助完成,但程度很浅,而且是片段式的,你合上书那会儿、走出电影院那会儿,就结束了,这只是单向度的输入。

行李:可是公共空间里,你离开这个场合不也结束了吗?

许崧:不!不!不!在社交中,我们有两个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个叫被拒绝,一个叫被隔离。

我们的情感满足是钟摆式的。当我最近见人见多了,讲话讲烦了,就宅起来,在家看书、听音乐,我挺好,你们别吵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延续一周、十天,你心里就开始发毛了:我想见见人,我要吸点阳气!就开始去外头跟人聚在一块儿。

原来在上海、杭州,我一般的模式是约个饭局聚一下,但是你只要发起邀约,就等于产生了被人拒绝的可能。而在社区环境里,有一种无风险的社交模式。我在老王这里买一杯可乐,会员价五块,往这儿一坐,这是我的合法性,我成为顾客!当我在这儿一坐,店里的客人往来如云,就会大概率地出现我认识的街坊、邻居、朋友。在这个角度上,我的情感满足是不需要指定对象的,我需要随机的对象、随机的话题,大家扯两个小时就回去了,很高兴,情感满足了……就像蔡澜先生书房里挂的条幅“只愿无事常相见”。我们这儿过的日子已经是把“只愿”拿走,已然是“无事常相见”了。

行李:而且自在,我可以在这里听别人聊天,但是自己不参与其中。

许崧:当然,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我们都是有多元共处需求的人,大理社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社区的完整形态,而且它是纯自然长成的结果,不是人工催化,也不是人为规划的。但我一直讲,它并不能降低离婚率、家庭矛盾等事件的概率,但是当人最需要支持,又不愿主动求助的时候,社区中总有人会在身边支持你,显性的或隐性的。这对身处难关的人是很大的帮助。

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人来人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那样一种随机性!你把整条街都当作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这样的城市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住,像我这种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这里的气候,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为什么变成一个反城市生活主义者的原因,因为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过了人类生产所需的尺度,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绝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才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大理洋人街(来源:图虫)

行李:你现在回杭州是什么场景?

许崧:我很寂寞!大家都很忙,听说老许回来了,就拉帮结派地凑个饭局,算打过招呼,吃完饭就散了。我整天傻子似的骑着共享单车东逛逛西逛逛,觉得这个城市好陌生,心里想着我要回大理,我要回大理!

行李:好在现在以海盗酒堡为核心,有了新社区。

许崧:它应该是大理社区的延续,其实是人的关系的延续,只是我们换了一片土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移植。现在山水间外,又有了其他一些新楼盘,基本上在同一海拔,就是苍山山腰上这一带,等着连接它们的路打通,聚会的频率和密度又会开始变化。

3.

行李:听说大理之外,你最喜欢泰国?

许崧:对,泰国是我最喜欢的国家,我当年网上用的ID就叫“泰国病人”。

我最早的旅行是去欧洲,都是让人心向往之的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下来,挺好,非常美好,有很多文化,各个时期,各种类型,那是现在覆盖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但那不是我的文化,和我一点不沾边。

身为中国人,有一点福利,它给了我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东西,叫“烟火气”。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其实是没有烟火气的,那么有秩序、干净,人那么有礼貌,但冷冰冰的,没有温度。你们那些算什么,怎么跟我们的红尘相比!另一个极端是印度,你从德里火车站一出来,就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垃圾场,你就疯了。

我既不要那样的礼貌、干净、秩序和冰冷,也不要那样的热情、肮脏和混乱,那我的舒适区在哪儿?泰国!

行李:为什么不是我们本国?

许崧:不是,我们还不够。过去一百年,我们把城市的原有文化连根拔起,这很不讨人喜欢。我的审美无法接受,每个城市都有条仿古街,仿古街上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从河坊街到宽窄巷子,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我对过去那个世界很向往,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各自分头发展出那么灿烂的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变得越来越接近。终有一天,你走到全世界所有的超市,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说不定还是一样的货币单位。但是,我发现泰国恰好在我的舒适区和平衡点最正中的地方。

行李:具体而言?

许崧:国人对泰国有两大误区:第一,泰国落后;第二,泰国是个色情国家。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误区。首先,泰国是我认定的一个日系国家。日本因为西化早,把整个西方的东西做本土化改造,进而影响到泰国,所以泰国的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得很好。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国家挺好的,但为什么好,怎么个好法,我不知道,反正我在那儿很舒服,物价很便宜,人很友善,英语的基础教育不错,服务业之类,我自己的评语叫“到位”,刚刚好。从街边的大排档到五星级酒店,大家都各有应有的样子,你在排档里也不会嫌弃它脏,在五星级酒店你觉得就是这样,不是很奢华,但是刚刚好。

行李:你以怎样的路径进入泰国?感觉大多地方都很旅游性质了?

许崧:我刚到泰国的时候,也是先去的海岛,像普吉岛那种最流行的地方,然后就混进了背包客这个族群。这有什么不同呢?情报来源不同。我从来没有看过国内的攻略,即便在普吉岛,也是从这些背包客那里获取。然后慢慢去到清迈,慢慢喜欢上清迈。

全世界只有两个城市我开车不用导航,大理和清迈。这并非因为清迈小,它是泰国第二大城市,但我熟悉它的大街小巷,连同小街的背巷。我在清迈最喜欢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穿行在各个角落。如此,十七年,每一年都去,二〇一七年就去了四次。

清迈街头(来源:图虫)

行李:它到底哪里让你这么舒服?有一些更大的背景吗?

许崧:我为什么会提日本,首先它们在审美上是一系的,比如“卡哇伊”是这一系很重要的文化特征:卖萌。没有宏大野心,就是“卡哇伊”(日文かわいい的音译词,读作kawaii,“可爱”之意)一样过着可爱的小日子。可是日本对我来说太拘谨了,因为国土面积小,小,就影响多样性,我大概是一个对多样性有偏执的人。

行李:泰国也不大。

许崧:它也不小的,我喜欢泰国,还因为那里是我们背包客的大本营,以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嬉皮文化。

行李:嬉皮文化没有被这些年不断升级的度假趋势弱化掉吗?

许崧:我不知道“弱”和“强”怎么对比,但对我来讲它永远在,那样一些穿得邋里邋遢,随随便便,扎着各种脏辫和身上满是文身的男男女女,只要到曼谷考山路那一片,它就在,只要到清迈的东北城,它就在。

行李:可是你这么干净……

许崧:是,这是我自己的毛病,我克服不了,但我内心认同的价值观跟他们是一样一样的。我认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之路以来的各种价值观:凭什么你们大人规定的东西我得遵守?我的身体难道不应该我说了算?我穿什么衣服得听你们的吗?……这些是我完全认同的。当然,会不会去做是我个人选择,但我愿意跟这些人畜无害的、没有侵略性的人在一起。他们认为国界都不应该存在,人类就应该这么快快乐乐地活着。

是这些走在嬉皮之路上的背包客,创造了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去亲近本地文化。不是去剧院听被装饰过的音乐,而是走到村头去拜访民间音乐人,去看民间手艺人,去尝尝普通人家常吃的东西……是这些旅行者告诉大家,要对旅行环境友善,要帮助当地小孩,如果看到一个村庄饮水困难,也要尽一己之力帮助……这群人本身已经饥寒交迫,但他认为让世界更美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完全认同的价值观。

泰国有这部分嬉皮文化,再跟它的本土文化混合,以及那么卡哇伊的友善结合,加上它不紧张,吃的东西那么好,还那么便宜,所以那么喜欢泰国。

行李:泰国的物价为什么控制得这么好,毕竟是老牌旅游国家?

许崧:不知道,我没有科学的答案,我猜测跟佛教有关。他们是南传佛教,在南传佛教里,每个男人都要过一段寺庙生活,这是他们的修行过程,也是学习过程,很多人的英语是在寺院里学的。而且他们把学的东西全都用在了生活中,而不只是仪式感。

书摘部分节选自《仿佛若有光》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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