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君说：

大家都很喜欢、也习惯了吐槽高考，像是一辈子的心理创伤，抹不掉。今天的独家推送，将是这个系列的第二篇，来自一位在美国西岸阳光普照的校园读书的年轻人。他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却兴致盎然地对高考发起了研究，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与这项改变了当代中国人人生的制度亲密接触。

作者：曹起曈（斯坦福大学本科生）

“考试工厂”？

我的美国朋友如果真的看到了一份高考试题，估计很难将其与“考试工厂”的死板联系在一起。

与几乎全是多项选择的美式标准化考试不同，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和阅读理解通常占据了整张卷面四分之三的分值——内容包罗万象，从赏析古诗中某个字的精妙之处，到撰写800字文章谈论对“怀想天空”的理解，一切都同美国考卷上常见的单词记忆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中美教育一无所知的人如果仅凭两份试卷做出判断，很可能认为中国教育才是培养创造性潜能的典范。

这一判断甚至不乏证据。近年来，上海学生稳居全球第一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PISA）恰恰旨在测试“知识实际运用能力”，也正因此，上海PISA项目负责人张民选对中国教育模式给予了盛赞，“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一直保持着开放态度，不断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的确，中国教育部一直倡导教育改革，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之一就是调整教学大纲和考试内容，去除过于烦难的部分，设置启发性问题，为学生“减负”，激发创新思维。这一点在高考中直接表现为阅读理解和诗歌鉴赏等主观题的增加，而一以贯之的作文题也日益凸现开放性。

但真实情况如何，还要从课堂和考场上寻找答案。

每年高考第一天，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纷纷聚集于各考点外，搜集不同省份的作文题，而这也几乎总能成为当日热点。网民乐于在微博议论各地作文题目的质量和有趣程度。一些恶搞和针砭时弊的文章也会假借“高考满分作文”或“高考零分作文”的名义广泛流传。

然而，考场内的学生并不是电脑前的网民，面前的考卷不是吐槽的对象，而是决定自己将来是否能跨入优异大学的唯一指标。但除了作文之外，高考中任何形式的主观题都有预先设定的标准答案，换言之，对问题过于创新的解读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教育改革、调整考试内容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素质教育，——这里的“素质”一词意指考试之外的其它能力。

问题在于，既然是考试之外的能力，又如何用试卷来考察呢？

“诗歌赏析类的题目都是有公式的？”

高二暑假，我收到了一本厚重的教辅书，这才发现，高考的诗歌赏析其实的确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灵感，只需要找出诗中出现的意象X，加上与之对应的比喻义Y，以及情感倾向Z，而这本教辅就包含了涵盖几百个条目的X-Y-Z列表。

考生将其记忆下来，然后按图索骥，在答案中添加一些诸如“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的套话，就足以应付试题。

与美国的很多标准化考试不同，每年高考结束后，试卷都会公开发布，因而有经验的教师会研究历年来的高考试题，以探寻官方答案中出现的某种模式，然后让学生熟悉这种模式。同诗歌鉴赏一样，阅读理解的主观题也遵循着特定的答题范式，而似乎出卷人同教师和考生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2009年福建省高考语文卷采用了《中国青年报》刊载过的一篇文章，但当原作者周劼人尝试文章所附的阅读理解试题时，发现总分15分自己只得了1分。“出题老师比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写的文章的意思，把我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的内涵都表达出来了，”她在博客中嘲讽道。

对此，教师和考生却见怪不怪。《中国青年报》对此事的后续报道写到，

“（作者）发现她一开始做题，正是忘记了高考生的身份，所以错多，而冷静下来之后，她仔细回忆了几年前高中老师教给她的答题技巧，她发现大部分题目是”可以下手“的。”

究竟是什么“答题技巧”呢？这篇报道引述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说，“很多题在文中找答案会比自己论述得分高”。

由此，教师和学生会以怎样的“热情”确保60~70分的作文万无一失，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一篇重庆高考满分作文刊载于当地报纸后，被许多读者发现内容与他人之前发表的文章高度雷同，但事发后，有论者公开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一位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表示，“为了能取得应试的好成绩，这种范本的学习不失为一种捷径。”

不仅是老师，许多家长——或者说除了考生之外的国人——同我遇到的这家中国旅游者一样，与其说他们关心高考具体考什么，或者他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不如说他们更在乎凭考试成绩升学这一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希望，以及高考制度背后象征的公平。

而高考试题本身的发展和变化，还有教育改革的种种实践，似乎已在公平这一象征的投影下，成为了可有可无的细节。

本文为《我在斯坦福的课堂上，回看中国高考制度》系列文章第二篇，欢迎分享，敬请期待下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