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在网易研究局撰文指出，在当前情况下，为了保证今年中国经济实现3%以上的增长速度，政府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他在文章中分析称，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下降6.8%，从供给角度看，如果后三个季度能实现6%的增速，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可达到3.2%。但是，如果外需继续恶化，消费需求反弹幅度不及预期，则是否能实现3.2%甚至更高的增速，就取决于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大幅提高。

余永定说，资本形成增速取决于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增速。“在这些投资中，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直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和项目储备。在其他各项投资增速给定情况下，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政府弥补有效需求不足、GDP实现3%以上增长的主要手段。”

根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初步估算，本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额应明显高于当年的4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余永定认为，为了保证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不少人不支持采取类似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类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政府财政赤字上升过快，从而导致政府债务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这种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在2020年不应采取比2009-2010年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他说。

余永定从五个方面回应了上述担忧。首先，中国政府实际债务情况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重要的发达国家。2008年到2017年，欧盟、英国、日本、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为3.5%、6%、6.8%、6.7%和7.8%。同期，中国的这一指标不到2%。

其次，债务杠杆率过高之所以会引起担忧，主要是债权人担心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但是，余永定说，鉴于中国具有高储蓄、政府拥有巨额国有资产，以及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等特点，“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第三，他指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降低杠杆率。并且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降低杠杆率低的最重要途径也是提高GDP增速。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5284亿元，同比下降5.7%。据余永定测算，第一季度财政赤字率由去年的2.8%上升到4.5%。

“显而易见，财政状况的恶化不是支出增加太快，而是财政收入减少太快造成的。而财政收入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所以，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余永定说，“进一步地压缩财政开支只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从而陷入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增速进一步下降-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恶性循环。”

第四，对于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是否会对政府大幅提高财政赤字构成阻碍的问题，余永定认为，由于国情不同，不能把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杠杆率混为一谈。比如，中国企业杠杆率上升的一个原因同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关。

“当初中央政府不希望财政赤字率提高过快，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债解决。我个人认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应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来解决。财政赤字应该显性化、政府债务也应该显性化。”他说。

他还表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政府买单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转化为对大量相关企业、特别是私人中小企业的订单。有了订单，企业产出增加，企业杠杆率自然也会相应降下来。

最后，余永定强调，经济的高杠杆率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是高储蓄和高增长国家，高杠杆率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只要高杠杆对应于高储蓄，高杠杆率不但不构成任何金融风险，而且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生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而居民部门有大量储蓄；生产者要投资就需要通过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从居民部门借钱。如果生产者不提高杠杆率，换言之，政府和企业不从居民部门借钱，居民的储蓄就无法实现。”他说。

不过，余永定也提醒，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各种形式的浪费，必须坚决抵制各种政绩工程、白象工程。政府在增加对基建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必须严肃财经纪律，对浪费公共资金的行为实行离任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