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蒋经国旧居被改造成麦当劳和星巴克网点的消息引发了城建与文保关注者的热烈讨论。不过不似以往，“花重金续老屋之命”的观点此次并未形成绝对优势，反倒是有不少“一般群众”认为在强拆中幸存下来的故居们理应积极发挥商业作用，否则那些尸骨无存的“普通人故居”要死不瞑目了。

一边是文保志愿者为城市老建筑奔走呼号，一边是平头老百姓嫌弃“他家老房子”空占资源，本就在文保领域投入有限，甚至有过多次不可修复性破坏行为的中国，为何现在改过却出力不讨好呢？只能怪一部分管理者把老文化的活路描绘得太“单纯”了。

商业开发手段单一，散了人心

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促使名人故居创收，实现其维护的自给自足是国际公认的最优文保策略。但不同于大面积的古建筑群或者单一的标志性古建筑，多数捆绑个人经历的名人故居很难获得大量且稳定的客流，尤其是在以自然景观观光为主流的中国二三线城市，这直接导致了门票营收难以为继。

另一种受地方政府和经营者青睐的故居开发模式则是将此场所改造为商业场所，这也是在我国目前最流行的一种。比如，南京宋美龄别墅就曾成为大酒店长达七八年之久，明朝兵部尚书、福州人林瀚故居的一部分则成为“晋江会馆”的网点，而重庆抗日名将刘湘的老屋更是被先拆再迁建为豪华餐厅。

可是在严打公款吃喝的今天，奢侈性消费自然也难逃冲击。于此背景下，未能通过创意衍生品来统筹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名人故居，仅作为一个普通消费活动的日常载体，其带给用户的低性价比和自身的低附加值产出，与新兴的、互联网化的商用空间相比，严重缺乏竞争力。

设想你去福尔摩斯与莎翁故居经历他们经历的故事，并满载富有年代感的纪念品离开；而当你行归中国，隐于老院花钱品一杯舶来饮料时，换回的却是一场糟糕的穿越。

抱团才能救故居的公共陷阱？

名人故居目前主要分为地方政府和私人两种归属，后者由于需独立承担生存成本，商业色彩浓厚一些无可厚非。然而如今比较尴尬的是，即使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名人故居也不能充分承担起文化宣传、历史教育、艺术推广等公共责任，这就让享受不到相应福利的纳税人们怨气难平了。

“一部门所有，多部门监管”的模式催生了权力真空，文物部门有决策权但执行难度大，建设规划部门有强权执行力却又缺乏专业指导，故如谭嗣同、王国维、田汉等名人故居便在长久的多方不作为中成了破败不堪的大杂院。

谭嗣同故居内约居住了近30户人家，地势较凹，雨天容易进水，居住环境恶劣。

明确不同管理部门间的分工，简化合作流程甚至完全终结抱团式的监管，而换用辅助顾问的专管专责，才有机会厘清现在名人故居的管理与开发混乱。而对于私人所有的名人故居，“民办公助”的力度则要加大；并且在特殊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参与产权争议的调解。另外，在建设上倒应努力保留故居的区片完整性，创立文化圈。最好则是以故居群为核心配套建设，增设相关的文化活动，吸纳群众参与。是打造基于规模效应的大众化文化福利或低价高质的文化消费，而非仅满足于在现代商业街中空置一个老房子。

（掌上青岛/青网记者 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