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叉戟》三位主演的年龄之和超过了150岁，但这并不影响该剧的热播。

《三叉戟》主要讲述了三位即将退休的中年警察，破获金融大案，续写“三叉戟”传奇的故事。

 “原著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活，三个老警察身上那种热血重燃的力量，瞬间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基础非常非常好的小说。” 沈嵘对镜像娱乐的记者说道。

 《三叉戟》编剧沈嵘

在沈嵘看来，小说改编最核心的部分便是把握原著小说的优势，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进行“枝叶“的创作，以满足影视化需求。而在创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讲好人物。只有鲜活的人物，才能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用自然流露的情感取胜

据CMS59城收视率数据，《三叉戟》自播出之后，收视率均位列前三，最高单日收视率达到2.39%。受众分布方面，骨朵影视数据显示，《三叉戟》受众占比最高的年龄段为19—24岁，占比高达41.14%，其次是24—34岁，占比为37.31%。

无流量助阵，亦非强情节，《三叉戟》能够吸引到众多年轻观众青睐的核心魅力，主要还在于人物的塑造。

在接受镜像娱乐专访时，沈嵘也表示，“《三叉戟》与同类题材作品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三叉戟》是一部偏人物向，而不是情节向的剧。我们有一个共识，在现实题材作品中，如果人物塑造的非常鲜活，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观众喜欢人物了，就一定会关注人物命运，持续追剧。”

刑侦思维一流的“大背头”崔铁军，机敏却又有点腹黑；行动经验丰富的“大棍子”徐国柱，凭手腕吃饭，嫉恶如仇，却时常暴躁；提审大拿“大喷子”潘江海，用嘴皮子吃饭，头脑灵活，但却爱耍滑头。

三位老警察并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全无缺点的人，他们会为了破案做些非黑非白的事，有弱点，有挣扎，甚至犯过错，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却能保持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身上都带有各自的小毛病，但正是因为不够完美，才使得人物更加真实而饱满，让观众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仿佛就是生活在自己周围的父辈、亲戚、邻居。

沈嵘在分享人物塑造时谈到：“人物的塑造，不光是他们在工作中或者说办案过程中的一个场面，我们会在他的生活中，包括在跟领导、徒弟、同事的沟通交流中，更立体的去塑造这个人物。“

《三叉戟》的人物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三位之间的兄弟情亦令观众动容和向往。

从老夏牺牲前组建酒局三人的彼此不乐意，老夏牺牲后三人不约而同旁听开会，到为老夏报仇，三兄弟将罪犯绳之以法中的砥砺前行，三个人之间别扭的兄弟情呈现出他们最率性也最可爱的一面。

其实，从《英雄本色》《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兄弟情始终是影视作品中，最易共情的感情。

“中年男人之间，往往是好话也不会好好说，但当碰到困难或者危险时，兄弟就是能互相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这可能就是兄弟情最让人动容的点。”同为中年男人，沈嵘也用这种另类沟通方式结交了无数兄弟。 

从人物设定的立体，到情感内核的充盈，沈嵘携手原著作者吕铮，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展现出三个中年警察最具魅力的一面，引起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英雄迟暮，初心未改 三叉戟的精神内核更动人

“壮士迟暮，孤胆永不褪去。”是《三叉戟》打动观众的另一大关键要素。“在谈到不可动摇的故事内核时，沈嵘坚定地指出，是不忘初心的“初心”二字。

网络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段子，“人到中年最后的倔强，是绝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温杯”。所谓中年危机，便是青春不复，迟暮却在眼前。

曾经的脑力担当崔铁军，退至警保处修灯泡、修汽车；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大棍子”，还要忍气吞声向他人低头；曾经的“名提”潘江海，常年请病假去医院。《三叉戟》一开场，似乎都在揭示着昔日叱咤风云的“三叉戟”，早已不是当年风光的模样。

这种写实系的创作风格既避免了不合理的戏剧化，又通过开篇采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回忆了20年前一桩涉毒案，由当下的力不从心勾连出当年的热血青春，现实的展现交织回忆的延伸，从而传递出人到中年关于时间和生命的感悟，在平稳的叙事中展现出故事本身的精彩。

沈嵘在采访中也表示，增加前史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将原来意气风发、立功无数的年轻警察和现在退居二线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如今，“三叉戟”再次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时，三兄弟虽然一边志在千里一边扶着老腰，随时在“我还可以”和“我不行了”之间来回摇摆，却凭借多年一线工作的经验，在没有任何增援的情况下，几乎生擒了“耗子”，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只要理想和热血还在，人生便可以“燃”出圈。

命运的洪流让人力不从心，但内心沸腾的理想始终不灭。《三叉戟》通过三个无论在身体还是思维上，都有些过时的中年警察，讲述的不仅仅是三个孤胆英雄大展身手，捉拿凶手的精彩过程，更是一群中年人在困顿之时，想要发光发热，坚守理想的未改初心。

剧中，当三个中年警察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时候，很多人也感同身受，哭得稀里哗啦的。初心未改，即是《三叉戟》传递的精神内核，同样也是很多人面临中年危机时，最想要重拾，但很难鼓起勇气为之努力的东西。

“平凡中找寻意义，是每个人最大的英雄主义。”在接受采访时，沈嵘也指出，“当一个人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时，如果大家能回望自己的初心，想想当初为什么上路，可能就会更坚定的走下去，我觉得这可能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也是我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些感悟，跟这部剧正好是共通的。”

沈嵘高中时，就有了导演梦。为此，他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专业是媒体管理。

大学所学专业偏电视方向，沈嵘中途喜欢上了纪录片，研究过各种纪录片大师的作品，后来，为了能做剧情片导演，沈嵘又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了导演专业。不过，毕业后，沈嵘也还是没能直接做导演。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

“有过生计问题，也着急过，但最终发现，还是得慢慢来”。

大学毕业十六年，沈嵘曾经做过娱乐记者、创过业，甚至承接过年三十要办晚会，那种听起来特别不靠谱的活动，但现在，他离自己曾经向往的终极目标应该越来越近了吧。

“过往的经历都成为了我创作的素材，是我的财富，如果我是20多岁就遇到《三叉戟》这样的项目，我肯定也写不出40岁能够写出的效果”。好在，沈嵘在积累了过往财富后，还记得他的初心。

谁的人生都有弯路，有的人，从弯路中努力向既定目标前行，有的人走着走着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这也是沈嵘希望通过《三叉戟》传达的精神内核：不忘初心。

“说起来很俗，但做起来很难”。沈嵘对这四个字有着过来人的深刻解读。

刑侦剧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 立住人物，故事也就成功了

从《暗黑者》《余罪》到《白夜追凶》《法医秦明》，文学作品改编已经成为国产刑侦剧发展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今年，刑侦剧亦有《重生》《十日游戏》《三叉戟》等改编剧已经处于播出的状态，2020年IP改编势头依然不减。

但对IP的盲目信奉，也是IP改编翻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并不是所有的IP小说都适合影视化改编。

在沈嵘看来，判断文学作品是否适合改编，主要有三大抓手：是否有特别鲜活的人物，是否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是否有一个很好的主题。这三个点中，有一个点非常出彩的话，就具备了改编的基础。《余罪》的抓手在出彩的人物上，而《三叉戟》更妙，三个点都具备。

但IP改编，稍有不慎也可能会引起原著粉丝的抵制。沈嵘指出，所谓尊重原著，就是原著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一定要有所保留。《余罪》中的案件改编的比较多，但始终抓住的还是人物，这是《余罪》出彩的精髓；在《三叉戟》影视化过程中，沈嵘和吕铮对人物进行了生活、职场、家庭等多个维度的扩充，但三位老警察作为故事主线的根不能动，即使对喜剧元素的放大，也是基于三个中年警察的个性，自然而然产生的。

从《余罪》到《三叉戟》，沈嵘接连参与了两部高口碑刑侦题材剧集的创作。对此，沈嵘指出，最早入行的时候，一直想着如何编织更精巧的案件或更烧脑的情节，自从《余罪》开始，就意识到鲜活的人物更能让观众感同身受，因而会在人物方面会下更多的功夫。步入中年，沈嵘不再执着炫技。

在40岁遇到《三叉戟》，对于沈嵘来说，也是一种“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你”的浪漫。

现阶段，刑侦剧经过多年的发展，法医视角破案的作品有《骨语》和《法医秦明》系列，犯罪心理学为切口的作品有《心理罪》，以爱情和推理为主的作品有《如果蜗牛有爱情》，以社会派推理“吸睛”的作品有《无证之罪》等剧，刑侦剧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发展阶段。

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也意味着刑侦剧类型化的不断拓展。沈嵘在采访中指出，刑侦剧在类型化发展中，把握的核心应该是对于人物的塑造，无论它是什么门类的，什么警种的，或者说要表现什么样的案子，只有把握住对于人物的塑造，观众才能产生情感共鸣和代入感。

从人物出发讲故事，进而让观众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角色，了解到故事背后想要阐述的内核，这既是《三叉戟》成功的关键，亦是影视剧会被观众买单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下一部观众耳熟能详的刑侦剧，也必将伴随着诸如罗飞、余罪、关宏峰、秦明、“三叉戟”等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