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林子人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网剧《隐秘的角落》和新冠时代的移民反思。

《隐秘的角落》：“坏小孩”是怎样炼成的？

上周，网剧《隐秘的角落》大结局播出后，章子怡在微博发布了一条评论：“看了这么多年的美剧英剧，终于有一部品质可与其抗衡的‘中剧’了！”可以说，《隐秘的角落》是开年来最受好评的一部国产剧：干净流畅的叙事、丰满的人物形象、扎实的表演，再加上精良的摄影和贴合氛围的诡谲配乐，自然与长年霸占屏幕、粗制滥造的“水剧”有云泥之别，也因此在观众群里获得了代表品质的“中剧”之称。

在《隐秘的角落》里，张东升谋杀岳父母的过程无意间被三个小孩的相机镜头捕捉，一起夏日的凶杀案巧合地跌进了孩童的暑假，也由此撞破了儿童内心的隐幽。原本简单的报案举证因为孩子们各自的心思与难言之隐逐渐走向复杂，引发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导致了更多人的死亡与家庭破裂。随着剧情的推进，小孩子缜密的谎言、幽暗的内心一次次打破成人与儿童世界间的界限，原本属于成人的暴力与算计不断从本应稚嫩、天真的一端涌现出来，挑战着观众对儿童善恶的认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乃至犯罪问题，《隐秘的角落》也不例外。与原著小说《坏小孩》相比，剧本改编将小孩作恶的动机从单纯的人性之“恶”替换为许多可以被解释、理解和同情的不幸、无奈与善良愿望，尝试去挖掘小孩一步步走向“恶”的原因。在澎湃新闻刊发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重木就将《隐秘的角落》看作“较为松散的非正规社会学调查”，研究“坏小孩”是如何炼成的。

文章指出，许多探案推理作品，例如日本的《告白》、丹麦的《狩猎》，都与《隐秘的角落》共享了一个相似的“坏小孩”故事模式，即看似天真无邪的小孩，实际上却是各种恐怖意外与凶案的制造者。在故事尝试探索或者解释“儿童何以为恶”时，个体的家庭及校园经历往往会被视作首要的线索。

《隐秘的角落》一开始，成绩优异、乖顺懂事的朱朝阳可以说是许多人心中标准的“好孩子”，就连他的孤僻也被看作拒绝参与作弊的正直清高所带来的后果，因而更能使之契合于“好孩子”的形象。他头两次选择不报警，一是为了帮助朋友，二是害怕失去本就不多的父爱，最初对张东升的威胁与欺骗，也是为了给普普的弟弟筹到30万手术款，虽说少年城府，却并无坏心。但在他的家庭时光中，观众却能时时察觉到表面的温馨与凑合下耸动着朱朝阳对每一个人的情绪暗流，这个看似乖巧的男孩随时可能走向极端，而他的冷静与高智商或许会助他酿成更可怕的惨剧。

《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文章《〈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借用临床心理学博士乔尼丝·韦布“情感忽视”的概念分析了导致朱朝阳“变坏”的家庭因素。不论是朱朝阳父亲对儿子“给零花钱”式的关照，还是其母亲在衣食住行方面细致入微、甚至近乎独断专横的照料，都极大地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正是这部分父母没有做的、忽视掉的需求对朱朝阳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朱朝阳的父亲对其缺少持续的情感关注与互动，只偶尔以金钱作为打发，母亲则是用事无巨细的条条框框将儿子圈在令人窒息的爱意之中，她在儿子面前悲情、自我牺牲的形象对朱朝阳形成了一种“情感勒索”，使得孩子不得不压抑自己，来满足这个“沉默的暴君”。

因而，在经历了与母亲的争吵以及遭遇了父亲的怀疑、责备与算计之后，长期压抑的愤怒、委屈刺激朱朝阳走向了真正作恶的深渊，他几次三番对警察撒谎，在原著中威胁张东升帮自己杀掉父亲，冷静地写下满纸谎言的日记以求自保。

如果说家庭的不幸是朱朝阳“变坏”的长期背景，与同龄人的危险相伴则是他“为恶”的直接诱因。对青少年来说，亲密的同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孩子与同伴的相处帮助他们认知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定下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学校里缺少朋友的朱朝阳很快能与严良、普普走到一块，正是出于对同伴关系的渴望，三人共同缺失的父爱，使得他们更容易与对方产生共情，“得到来自他人的确认，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治愈。”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严良顶着“问题少年”的标签，他教朱朝阳骂脏话、打架，但他也和最初的朱朝阳一样，善良正直，朱朝阳的“变坏”并非是简单的“近墨者黑”，受了“坏孩子”的影响。正如《〈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指出的那样，三个孩子之间的同伴关系之所以危险，在于他们三人是彼此“唯一的朋友”，目睹犯罪的经历又将他们捆绑为“命运共同体”，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因而逐渐迷失在这个失控的小团体中。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区分了“同伙”与“朋友”两个概念：“作为同伙，一个孩子往往是放弃判断的，自我边界模糊；而作为朋友，他会更多地展现出个性魅力，逐渐发展出完整的自我。”我们可以看到，朱朝阳在与其他二人建立友谊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自己多疑戒备的一面，展现出对他人的关心与慷慨，然而，当三人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时，他们对事件的判断失去了社会参照，因而愈发极端。可以想象，如果三个小孩能信任的不只是彼此，还有父母或其他朋友可以商讨，事情或许就不会变得越来越糟。

迫使朱朝阳“变坏”的“情感忽视”，恰恰也根植于“坏小孩”故事模式揭露的认知弊病——社会主流对儿童的认识，局限于“原初、纯洁、懵懂”的想象。重木注意到，“儿童”这一观念的形成，掺杂着“强烈的进化论以及有机论”。在这种观念中，儿童是未经社会“污染”的自然之物，他们纯真可爱，也因这份纯真而不具备理解复杂世事与险恶人心的能力，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泾渭分明。故事的后半段，“黑化”的朱朝阳处心积虑地为恶，他是“坏小孩”模式对“儿童-成人”二元价值观最直接、最刺激的挑战，因其骇然，这种挑战往往被看作反常的个例。然而，在故事的前半段，“坏小孩”模式对朱朝阳细腻隐忍的刻画、对严良叛逆早熟的书写以及对普普善解人意的描绘，都以一种更温和但却更令人心惊的方式探向了整个社会的隐秘角落，在那里，儿童作为他者被想象与矮化，被给予混杂了傲慢与恐惧的爱意。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困境：人们只是为了“美好生活”移民吗？

6月22日，特朗普政府以新冠疫情导致失业率攀升、保护美国人优先就业为由，宣布早前公布的绿卡暂停签发政策将延长至今年年底，同时，H1B、J类、L类签证也不予签发，直至今年结束。

上述三类签证主要面向科技公司雇员、企业高管和访问学者签发。该政策公布后，一些硅谷科技公司批评称，此举可能会损害美国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并最终威胁本国人就业率，是一种相当“短视”的政策。新冠疫情为近年来本就高涨的民族主义添火加柴，许多公司、产业的生产研发计划与个体的私人生活被无奈中止，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大迁徙似乎也被迫暂停。没有人清楚被中断的生活能否再继续，未来是否有所谓的“重启”。

更令人焦虑的是，与高端技术移民相比，大量处于底层的迁徙人口更迫切地需要流动性来维系基本生活、保障人身安全。疫情期间，流动性缺失对这些人群造成的严重影响可以从女性移民者——这个“弱势中的弱势”——群体的遭遇上窥见一二。

牛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项飙在给“澎湃·思想市场”文章《娜拉不能出走会怎样：疫情、流动和家暴》写作的按语中讲到，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措施预设了一个对许多女性家暴受害者而言并不奏效的“安全”概念：待在家里，可能比出门更危险。项飙认为，鲁迅对娜拉出走后“堕落或回来”的预言不再是某些国家女性的唯二选择，但面临家暴的女性移民者与流动人口离开家后，很可能由于政策和制度性的歧视失去身份以及福利保障，进而陷入长时间漂泊、贫困的状态。尽管逃离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身处不幸中的人却急需出走，以避免更多的摧残和危险。缺乏合法身份，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取得合法身份的女性移民从家庭出走，失去合法身份后，面临的可能是一种新的“回去”，即遣返回国——另一个许多人不得不离开的“家”。

大流行爆发后，社交媒体上不少有关移民、难民的言论正在不断强化“外来者”作为社会稳定与公平威胁者的既有印象。这类仇外言论通常认为，外来者涌入本国，是为了追寻一种在原生条件中无法获得的“高品质”生活，他们通过跨越边界而一步登天，坐享本国人世世代代累积的财富，自然，他们也就在新冠的危急时刻占用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新书《剧变》中就将对高水准生活的向往、追求乃至“妒忌”视作移民的动机。他认为，当资源消耗水平较低的亚非拉人口渴望享受欧美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却对本国发展“失去耐心，不愿穷其一生等待政府兑现为国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承诺” 时，他们就会通过移民的方式涌入发达国家。

尽管戴蒙德承认，大部分移民的资源消耗水平不会立马赶上发达国家的国民，但将他们的动机统一为“渴望享受”，似乎与大量底层移民、难民的状况不符。据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2018》显示，基于2013年的数据，全球外来务工人员总数达1.5亿人，占全球国际移民人口总数的70%以上，而这些外来劳工主要从事的是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农业这些属于低技术含量的职业。他们很难在发达国家得到戴蒙德所说的“享受”，其中还有不少人需要把所得收入的大半汇给留在本国的亲人——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侨汇就占据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0%。更不消说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的迁徙流动正如家暴受害者的“出走”，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选择。

戴蒙德将移民问题视作全球资源衰竭、分配不公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有朝一日迈入发达行列”是严重超出地球负荷能力的幻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发达国家降低自身耗能。然而，这样的方案似乎没有将巨大人口迁徙本身带来的未知性考虑在内，仿佛移民只是一个问题症状，没有深刻的，或者说不可逆转的影响。就像新冠时代里许多粗暴的“反流动”政策，假公共卫生、国家民族利益之名以出身、地域定罪，用标签垒起高墙，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保障哪些人的健康与经济利益，颇值得怀疑。

德国自由记者马克·恩格尔哈特在《难民革命》中对“难民危机”一词的反思似乎更具批判性。在他看来，当人们在说“难民危机”时，假设了一个可以“恢复如常”的可能——只要难民一走，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但所谓的“正常状态”，只是人类在某一历史阶段内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带来的局部的昙花一现，这一点刚好与大卫·哈维等西方左翼思想家对疫情前“正常状态”的反思相契合。

戴蒙德所代表的移民观虽然在看到了国家与地区间的资源分配不公，但却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个体“渴望成功人生”的叙事，忽略了移民群体的多元性。相反，恩格尔哈特从难民的角度出发，将“难民”一词本身的定义从被政治迫害、战火骚扰的人群拓展到因各种原因陷于贫穷、失去正常生活、缺乏前景的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在《人为何迁徙：难民移民并非灾难而是本能》一文中介绍了普利策奖得主索尼娅·萨哈更为激进的移民观点。她认为，迁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本能，它长期被政治、社会观念妖魔化，一旦我们不再将移民视为恐怖的先兆，世界就会彻底改变。

人们选择出走，当然是出于对“好生活”的渴望，但在贫富差异愈发拉大的今天，“好生活”与“个人成功”对大多说人来说太过奢侈，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寻求的不过是“生活”而已，如果按照萨哈的构想，迁徙应当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社会规训无法阻绝之事。简单地限制流动性无法解决资源稀缺、分配不公、暴力等问题，疫情期间一些国家和地区应对外来人口——无论是外国人口，还是国内的流动人口——的措施曝露了根植于社会“常态”思维中的人们对外来者的恐惧和排斥，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有更好的难民、移民政策，这些具体的做法中就很可能孕育了足以应对危机、进行可持续性发展的因素。

参考资料：

《〈隐秘的角落〉：一份非正规社会学调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976549

《〈隐秘的角落〉大结局：小孩是怎么一步步“变坏”的？》

https://mp.weixin.qq.com/s/tBPQqVpFr5a9Cl0aXwh27w

《罪恶边缘，那些结伴长大的“坏小孩”》

https://mp.weixin.qq.com/s/TIFy3lA_o3WwN7pnUnmRSg

《娜拉不能出走会怎样：疫情、流动和家暴》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10197

《世界移民报告2018》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ch.pdf

《人为何迁徙：难民移民并非灾难而是本能》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499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