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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 | 从伊能静遭非议谈“妈味”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伊能静的“妈味”和疫情下的反智主义。

伊能静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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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伊能静的“妈味”和疫情下的反智主义。

伊能静遭非议:“爱说教的女人”为什么也让人不快?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衍生节目《定义》中,伊能静接受采访时的言辞引发了网友质疑。一是她称自己真的很幸福,因为是“在完成了爱之后,再去完成自我价值”,但梅艳芳是“先完成自我价值,事业已经到顶”,但“一辈子都在寻找爱”,“很惨”。这段采访被舆论认为是嘲讽梅艳芳,而招致诸多非议。

与此同时,她在采访中还谈到自己的两个队友王智和王丽坤,“完全没有音,怎么讲都讲不明白”,称自己“让她们学唱歌,然后就越唱越糟”,还把两个队友叫作“那两个女孩”。这段采访之后,一些媒体将伊能静的爱说教概括为“妈味”。那么,这种“妈味”从何而来呢?

作为全场年龄最大的姐姐之一,伊能静对女性的定义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出,女人在父权社会里有两种价值。一个是自己获取的价值,还有一种是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后一种价值要更高。在日本,没有结婚的女人就被称为“败犬”。虽然伊能静嘴上说觉得“每一种方式都值得尊重”,但是通过其对梅艳芳的评价,观众可以看到她满意于自己能扮演好父权社会给女性指定的角色,并没有真正对此感到不满。

伊能静对梅艳芳的评价反映了她满意于自己能扮演好父权社会给女性指定的角色。

上野千鹤子看到,在前一种价值不能实现的时代,或许女人们的人生还要轻松一些,可是今天的女性既要获得男性的成功,又要成功的做一个女人。这并不是女性成人之后才面对的处境。她看到,女性从小就面临两种分数的考核,一种是“学业分数”,一种是“女性分数”。西蒙娜·波伏娃就曾经说,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所以父母总是对她说,“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这里,成绩优秀被看作是缺乏男人给予价值的弥补。但是,“女性分数”说到底是无法自己挣来的,这是要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被男人赋予价值才能够获得的。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日] 上野千鹤子 著 王兰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5-1-1 

“既获得男性的成功,又成功地做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对女性苛刻的标准,伊能静凭借努力非常辛苦地做到了,但她为什么一言一行充满“妈味”,也就是说,她为什么让很多人想到自己的母亲,以及母亲“我这是为你好”的态度呢?

一开始,舆论对伊能静教导队友唱歌是一致的赞誉,认为伊能静对她们的指导就像开启了亲妈般的模式,知道她们基础弱,一上来就像带小孩一样,把自己所学全部教给两位演员,在演出时还帮助她们调试话筒。这种认可还表现在三人唱歌唱哭了很多现场的姐姐们。但在上周舆论忽然逆转,人们发现,“妈妈”不仅有关怀体贴的一面,还有强烈的控制欲。

父权伦理体系剥夺了母亲的主体性,使母亲客体化,但母亲可以从孩子身上找到主体性。这是因为母亲虽然伺候并被控制于更为强有力的权力者,但却在孩子的人生当中作为最初的绝对权力者登场。这样,母亲非常容易从照顾、教导一点都不懂的孩子身上获得满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孩子的成长,放手却很难。《从“镇压”到“呵护”——对青春期叛逆的反思》一文作者吴兴华指出,青少年的叛逆期就体现在青春期的孩子不再像儿童那样,对家长教师言听计从。但“叛逆期”一词却站在父母老师的立场上,认为这一时期的孩子从过去对权威言听计从的好孩子变成了离经叛道的坏孩子,因为只有听话、顺从,才是好孩子。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家长不应该再认为自己是占有式主体,而应该和孩子进行平等的对话。

《爱说教的男人》作者丽贝卡·索尔尼特提出,父权社会当中,男性长期霸占说教者和审判者的位置,使得女性的声音和观点被认为是无足轻重。但是实际上,在任何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权”、霸占说教者位置的都是拥有权力的一方。过去致力于启蒙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为贬义词,当中就有这种因素,如周濂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就说,“启蒙主义者听起来是自上而下的态势,对被启蒙者构成某种压迫感,会激发起某种抵抗情绪”,“今天再谈启蒙,要非常自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对未开化的人群进行教导、引领。”除了爱说教的公共知识分子、爱说教的男人,有时候母亲也会给人一种对孩子非常唠叨、喜欢说教的印象,这正是因为母亲在与孩子的关系当中也存在着权力不对等的现象。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52岁的伊能静是所有成员中出道时间最长的人。她在三人组合中,既是前辈,又更有名,还是另外二人的声乐老师,并自称“小妈”,每一个角色都显示出她站在权力上位的位置。这一点在伊能静帮助指导队员的时候还不明显,直到人们明白,她并不把队员当做独立平等的个体进行对话,而真的是要单方面的灌输和说教,才嗅出了其中的“妈味”。

她并不把队员当做独立平等的个体进行对话,而真的是要单方面的灌输和说教
伊能静并不把队员当做独立平等的个体进行对话,而是单方面的灌输和说教。

心理学家李松蔚在《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重构你的家庭亲密关系》一书中认为:“在每一个非常明确的有具体指向的焦虑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失落。”有的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母亲,而是母亲离不开孩子。表面上看,是孩子无法离开母亲获得独立,但实际上是母亲需要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感情,甚至一厢情愿地为孩子规划。这样的话语强势和行为霸权,怎么能够不形成“妈味”呢?

对于这种现象,《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作者尹建莉看到,母爱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和孩子亲密,呵护孩子的成长;第二个任务是和孩子分离,促进孩子独立。她说:“强烈的母爱不是对孩子恒久的占有,而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疫情中谈反智主义:为什么人们会不相信专家?

在全球疫情当中,反智主义正在盛行,例如一些人觉得新冠病毒是作为生化武器被研发出来的,有英国人觉得5G技术会加速病毒传播,并在此指导思想之下烧毁了一座5G基站。在各个国家,以“吃/用某某可以防病毒感染”为代表的健康养生类谣言也层出不穷。

“知识分子”刊登的《疫情下的反智主义,让新冠流行更严重?》一文中,作者三舍借由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言论“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和你的博学一样优秀”指出,美国的反智主义和美国的社会体制密切相关。早在1835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认识到“在大多数思维活动中,每个美国人都只会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认为,这种不信任任何知识权威的现象根植于美国民主的本质。美国人注重个性自由,比其他的民主国家更加喜欢抵制知识权威。

除了体制性的因素,反智主义也和我们的心理相关。达克效应指出,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于是我们就常常会听到一个毫无见识的人高谈阔论甚至对我们说教。虽然每个人都可能会高估自己,但是达克效应的发现者之一、心理学研究这大卫·邓宁看到,能力越低的人,越是对自己认识不足,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元认知”的能力,也就是不知道怎么退一步思考,反省自己的水平究竟在哪里。这样就会带来恶性循环——完全不懂某一领域的人,在强词夺理时并不觉得自己在强词夺理。

除了达克效应,反智主义的产生还和证实性偏见有关。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尼科尔斯看到,人们会倾向于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已经认为正确的某种观点。人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证据是铁律,而相反观点的证据都是例外。证实性偏见以外,人们还喜欢阴谋论,托马斯·尼科尔斯发现,人们很难相信世界的复杂性,又没有耐心去听解释,或者即使自己的智商根本也听不懂解释,与其去理解那些错综复杂的现实,还不如去相信阴谋论。这就有了在疫情当中,人们宁愿去相信新冠病毒是作为生化武器被研发出来的,这样他们就不用费劲巴拉地去了解更多复杂的真相。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 汤姆·尼科尔斯 著 舒琦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

在互联网发达、新闻产业娱乐化的今天,《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作者苏珊·雅各比看到,媒体的喧闹打破了独立思索和对话需要的安静。人们在屏幕前面的时间越来越多,花在阅读和对话的时间就越少。不仅如此,信息的民主传播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美国的公共话语空间里,产生了一种主张,就是对于一个问题的所有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非常喜欢寻找专家说辞的漏洞。一旦专业人士犯错,人们就会揪住不放。但是问题是,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并不等于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

就连学校教育都能够培养出反智主义。苏珊·雅各比说,在学校教育中,还不乏伪科学的内容,例如一些教材还在强调两性差异,强调男孩的大脑和女孩的大脑有和不同,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甚至用科学和理性的语言来推行这种垃圾思想。很多学校教育偏偏没有教会学生的是,真正的科学,如卡尔·萨根所言,会“因错误而成长,将错误逐个排除”,但伪科学却是“经过精心编织,因此不受实验反证影响,大体说来无法被推翻”的理论。

托马斯·尼科尔斯则看到,高等教育的普及让很多人觉得自己和专家都受到了同样的教育,这样,很多人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但是其实大学已经“不再是一条通往智识成熟的道路,而仅仅是推迟步入社会的缓兵之计”,今天的很多文凭,不能说明一个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只能说明一个人接受了培训,甚至只能证明一个人按时缴纳了学费。但更糟糕的是,在今天,专业知识已经成为了一种服务,学生就像是消费者,很多学生给老师发邮件“就像是在和客服交流”,这进一步影响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就这样,不论一个人在学校学习了多少,对成功的错觉、对知识的过度自信会一直追随着人们。

参考资料:

《从“镇压”到“呵护”——对青春期叛逆的反思》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QSNY201703004.htm

“知识分子”《疫情下的反智主义,让新冠流行更严重?》

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depth/9481.html

《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重构你的家庭亲密关系》 李松蔚 中国华侨出版社

《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尹建莉  作家出版社 2014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美]苏珊·雅各比 著 曹聿非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美] 汤姆·尼科尔斯 著 舒琦 译 中信出版社 2019

《爱说教的男人》[美] 丽贝卡·索尔尼特 著 张晨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日] 上野千鹤子 著 王兰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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