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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等153位文化名人发表公开信,呼吁警惕公共辩论中的审查风气

“对这种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抵抗力决不能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威压——而今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一点。只有当我们公开反对在各方出现的不宽容的氛围,才能实现我们所希望的民主包容。”

记者 | 实习生 李文轩

编辑 | 林子人

在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受警察暴力执法而丧命之后,全美掀起了一场反抗种族歧视的浪潮。在这约莫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全美成千上万的黑人走上街头,打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抗议警察暴力执法,要求正视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结构性偏见。随着抗议活动的不断发酵,对种族主义歧视的反思也扩展到了艺术人文领域,不少文化名流承诺将注重种族多元化,改变白人主导行业的现状。

但在当地时间7月7日,美国文化界出现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153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签署了《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并发表在美国左派月刊《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签署人包括《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罗琳、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值得注意的是,签署者中不乏作为有色人种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他们在信中警告称,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可能会导致“不宽容的社会氛围”,强调社会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度。该信一经公布,就在网上引起了激烈争议。

以下是这封公开信的内容。

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共辩论的信

我们的文化机构正面临着考验。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正在高歌猛进,要求对警方进行早就该有的改革,呼吁整个社会内更高程度的平等和包容——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新闻业、慈善业和艺术领域。但是,这种必要的诉求也强化了一套新的道德态度和政治承诺,而这很可能削弱我们公共辩论的传统和对差异性的包容,甚至导致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当我们为第一次进步喝彩时,却把第二次进步拒之门外。反自由主义的力量正在全世界范围日益壮大,并且拥有了像特朗普这样,对民主制带来实际威胁的强大盟友。但是,对这种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抵抗力决不能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威压——而今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一点。只有当我们公开反对在各方出现的不宽容的氛围,才能实现我们所希望的民主包容。

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正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命脉,现在却日益受限。一种审查的风气正在我们的文化中广泛蔓延,我们却还以为它只是极右翼的专利:对相反意见的不宽容,公开羞辱和排斥的流行,以及把复杂的政策问题消解于盲目的道德确定性的倾向。我们应当认识到各方反对言论的价值,即使这些言论有时是强硬甚至刻薄的。然而我们现在却常常听到,人们要求迅速且严厉地惩罚言论和思想上所谓的错误。更令人不安的是,各社会机构的领导人对此惊慌失措,只想着及时止损,出台了草率而不成比例的惩罚措施,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改革。编辑因发表有争议的文章而被解雇;书本因涉嫌不够真实而被下架;记者被禁止在某些话题上进行写作;教授被调查在课堂上引用的文学作品;研究人员因传播同行评议的学术研究而遭解聘;某些组织的领导只是因为犯了一些笨拙的错误就被赶下台。无论围绕每一个具体事件的争论是什么,其结果都是,逐步削减了可以不遭到报复的发言范围。因此作家、艺术家和记者担心一旦偏离社会共识,甚至只是对一致意见不够热情,就会危及自己的生计,而我们也正在为他们的避险情绪付出代价。

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终将毒害我们时代至关重要的事业。无论是因为专制的政府还是不宽容的社会,对公共辩论的限制都将伤害那些缺乏权力的人,削弱每个公民的民主参与的能力。淘汰不好的想法应当依靠曝光、争论和说服,而不是逼它们噤声和消失。我们拒绝公正和自由间所有错误的选择,但公正和自由是相辅相成的。作为作家,我们需要社会文化留给我们去实验、冒险甚至犯错的空间。我们需要保留善意争论的可能,即使意见相左也不会带来可怕的职业上的后果。如果连我们都不去捍卫自己工作所仰赖的东西,我们便不应该指望公众或国家为了我们去捍卫它。

公开信签署者名单。图片来源:Harper's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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