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到诺斯加德（Knausgaard）,门特尔（Mantel）到 麦克法兰（Macfarlane）,越来越多的作家正在挑战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杰夫·戴尔认为，虚构与非虚构都不能独自通往真相，他的作品长期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例如《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 But Beautiful and Out of Sheer Rage>）。以下，是两个阵营的作家们对自己观点的分享。

人们的认识前沿总是在变化与发展，而边界却是固定与人为的，人们会为之激烈地争吵。前沿是一个令人兴奋又要求很高，没有固定法则可循的领域，边界却是被界定的，总是很紧张；如果边界变得容易改变，就失去了其原本被赋予的意义与使命。然而，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现状却是有时候边界成了前沿。

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安静的，无争议的，被忽视的领域。一边坐着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一边坐着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一边是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保卫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另一边，则是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一般来说，你会专注于阅读非虚构化的内容和事物。你喜欢阅读比弗的书因为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印度或喀拉拉邦感兴趣，然而， 欣赏《洛丽塔》的必备条件应该是对未成年女孩的喜爱而不是阅读洛伊的小说。在这个风格被视为功能性的领域内，非虚构性作品总是被称赞为“写得好”，好像风格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额外的部分，就像是一辆功能可靠的汽车上一些可选择的装饰。无论题材是诱人还是倒胃口的，小说的风格总是更加被期待，有时被引人注目地展示，有时被嘉奖。因此，在我很大一部分的阅读生活中，小说提供了几乎所有我需要的养分与口味，它们十分有趣地向我传递关于心理、行为和伦理的知识。然而，渐渐地小说越来越无法满足我的需要，一些内容甚至让我减少阅读小说的频率。纪实作品开始填补这个空缺，加快了我远离小说的步伐。我依然臣服于伟大的小说之下，但一些纪实作品如雪莉·哈扎德（Shirley Hazzard）的《维纳斯的转变》（）让《科莱利上尉的曼陀林》（<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之类的小说显得十分多余。同时，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纪实性经典作品所吸引，例如Richard Rhodes的《如何制造原子弹：原子弹秘史》（）,罗伯特·A.卡洛（Robert Caro）的《罗伯特摩西的生活》（）,《成为官僚》（）,或者泰勒·布朗（Taylar Branch）的< Trilogy about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Parting the Waters, Pillar of Fire, At Canaan’s Edge >.我从书中学到许多，当我阅读它们时，我意识到我的浅薄，更让我产生阅读更多的动力。

不要将偏见变成宣言和承诺，这一点至为关键。我认为我们应当遵循精打细算的标准。我期待有一天我能够享有那种只在军事历史中才有的男性简单粗暴的满足。进一步说，我的品味不断变化，就是受网络、不断涌现的体育频道、大量的电视剧所引起的综合文化转移的影响。不像人们常常宣称的那样，这些文化转移并没有使我们变的更愚蠢、使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后亨利詹姆斯时代的文学作品，（虽然我一直未曾全神贯注地阅读过），而是我们分散注意力的渴求被足球、色情和病毒视频大大的满足了。

因此，不可否认，现在是娱乐时代。

显然，我仍然想拥有幸福的生活。我赞同Jonathan对于Williams支持的那种毫无乐趣的埋头苦干的态度，然而我并不想要那种结束时感觉浪费了自己一生时光的“开心”生活。

由Stella担任主席的2011booker year在某些方面可以算的上是对质量小说趣味性和Stella所说的可读性那迟来的最后一点渴望。

之所以说是迟来的渴望，那是因为David一年前曾经为文学写下过碑文。他说，英语中最让人沮丧的两个词是虚构文学，如果受到商业挑战，虚构文学有时就像是体裁小说充满雄心壮志的表亲。

随着散文文学的扩张，体裁小说和传统小说旗鼓相当。尼克松曾经富有感召力的说过，散文文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评论家总结和公众的讨论之后的主张和理论，而非通读全文的沉闷规则。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标题就有非常好的效果。Malcolm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是大师。散文文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们顺从的填充精心设计的建议基础上的合同。完成好的散文文学就像是这些建议的不同填充版本。而后随着系列权力的销售又开始重新的填充。另一方面，Baker对于John U and I的研究是不可简化的。因为它既没有主张也没有理论，故事性也很低。体验一本书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阅读它， 就像人们对每一本值得阅读的书籍所说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认为小说已经或正在灭亡,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它们以特定的形式表现自己。有时候，进步以已经建立起来的形式为代价，而有的时候，建立的形式本身是挑战和振兴所产生的反作用。在这一时刻，这是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化作品之间移动的沙洲。

小说与非小说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合理的假设是单凭创造还是有事实依据。现在，在一些如历史撰述、报道文学以及一些回忆录或历险记的写作中是没有回旋余地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军事史中，正如Beevor指出，自由不可替代。 作为许多充满创造力的非虚构类作品的作者，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观点。

Werner Herzog在他所谓的“狂喜的真实”中的篡改和虚构让纪录片对虚构的防御大大降低，这是危险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我的非虚构化写作中的虚构内容是完全基于事实的。来源于我的祖父向我提到的他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经历，在此之前他从未参观过博物馆。被归为非虚构类作品，因为这就是出版商们所认为的最有可能成功的，即使没有追踪也不会陷下去的作品。在游记中有一篇讲述了在阿姆斯特丹精神迷幻的不幸遭遇，这部作品在美国出版，高潮发生在一个咖啡馆的厕所里。最初出现在小说选集里的大多数故事，是对真实发生的故事忠实地记录，直到有一个牵涉其中的人告诉我发生在格拉斯顿伯里的移动厕所里的一则轶事。所有的问题是，读者并不能够看到其中的连接。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个不准确却满足审美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摄影师Walker Evans将自己的作品名由名词“纪录片”改为形容词“纪录片式的”。将这一方式转换到文学作品中，风格本身变成了虚构的一种形式。 由于“是否真的发生”一类的问题让位于了风格与形式相关的问题，作家有了由特定形式所产生的期待，我们期待如何阅读某些作品，我们期待它们如何表现。我们感到眩晕因为WG Sebald让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阅读什么。为了适应从Coogan’s Bluff到Clint Eastwood的线条,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即使这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Sebal软件允许大量免费下载了，那催眠的不确定性已经略有减少。 “那就像一首诗，无关乎虚构或非虚构,只是其中的一个闪烁罢了。通过Kkarl Ove Knausgaard的第六卷《我的奋斗》系列，这个闪烁以彻底的方式在大范围内持续着。Knausgaard这一震动世界的改组的副作用或者说后遗症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故事情节变得多么彻底的无聊。Rachel Cusk将之处理和应用在了她没有情节的小说框架中，这部小说在去年的Goldsmiths prize中获得提名。

为了奖励创新和敢于实验的精神而设立这个奖项是恰当和及时的，然而，这个奖对小说来说却是一种限制。当去年Helen Macdonald凭借其优美的小说H Is for Hawk获得Samuel Johnson Prize时，更多的所谓实验小说以测试的形式出现。

24年前，我十分惊讶地看到摆放在伦敦的查令十字街的畅销书区，这仅仅是一本关于爵士，没有任何故事情节或其它事情的书而已。我问经理：“这本书真的是畅销书吗？”经理回答道：“不，并不是，我们只是不知道将它摆放在哪里罢了。”如今， 有越来越多像这样不知道该归为什么类别，抑或是可以同时被归为四五个类别的书出现。

当“反类型”或是富有创造性的非虚构作品本身成为一种类型时，当混合搭配开始成为一种模板，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这些作品就变得危险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常常见到的那样，一个“新的”情况通常都有一个漫长而卓著的史前史。应该将Rrbecca West的归于什么类别呢?历史？旅行?又或者，正如她自己所建议的， 放到以任何普通的艺术或商业角度看待的作品类别之下。当Maggie Nelson看到自己的最新作品的原稿被以”autotheory”的类别推向公众时一定会非常开心，因为Roland Barthes已经在这个类别之下为她留了一个位置。当我们提出各种新的标签把如Elizabeth Hardwick的< Sleepless Nights>, Bruce Chatwin的, Simon Schama的, Roberto Calasso的和归类时,最有效的标签，依然是最古老的那一个，文学。

Norman Mailer的非虚构小说(The Executioner’s Song)或  Truman Capote的 (In Cold Blood)改变了当时文学的景观， 但是年轻的Annie Dillard很快便注意到了进一步革新的空间。“我们已经有了非虚构小说”，她在她的日记中写到,“是时候让非虚构文学作品小说化了。”她当时正在创作的作品,正是艺术散文作品的一个典型实例。在1975年获得普利策奖的非虚构作品奖项之后，该作品著名的开篇由于被发现是虚构的而开始引起争议。作者在开篇写到，当她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满身都是猫爪的血印，而她的猫——善战的Tom，刚刚从它的夜间冒险回来。这并非她自己编造的故事，她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改编了一个研究生写的故事。这与萦绕着Ryszard Kapuscinski的各种风暴相比只是小小的一杯茶水。这个麻烦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己导致的，因为他曾经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记者，必须自己亲身经历所有事情,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能够做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当他要对自己的故事细节加以润色时，他决定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并不可能是真的”。

渐渐地被爆出这是小说的修辞部分，因为他不可能真的亲自看到那些他声称自己亲眼见证的事情。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是一个让理想幻灭的经历，而对另一些读者而言，他的热情与丰富的想象力并不总是与记者的义务和勤奋相容。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并不是他所认为的那种伟大的作家。Kapuscinski并不是简单地借用了小说的技巧和自由，在他的一些书中，例如，在这本书完成之时以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风格从它们形成的模型中产生了另一种模型。当我把作为即兴创作的系列写作时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写作适用于单独描述某个特定的主题。

那本书是献给John Berger的。习惯性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艺术评论家”或者“博学者”，Berger形式创新方面的非凡能力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个文献研究<A Fortunate Man > (1967)里的一个乡村医生, <A Seventh Man >(1975)里的移民劳工，他让摄影师Jean Mohr在他们婚姻的图像和文本中变得无与伦比。从布克奖得主G的现代主义复杂性到法国农民的生活故事的转变都以更为传统的形式被接受。更为接近真相的短语也许在文本中并不是完全合适的。在诗歌、小说、纪录片文本和历史分析的结合中，<Pig Earth> (1979)， 即使以Berger的标准,是他最具形式化的富有突破性的作品，直到他用下一本书<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超越了它。Berger在11月5号的“篝火之夜”（盖伊·福克斯之夜）上已经89岁了， 他设定的边界已经闪闪发光了将近60年，不断激励我们尽可能的突破前沿。

Geoff Dyer的非虚构作品获得了2015年的Windham-Campbell prize，他的新书<White Sands>将会于明年6月在苏格兰出版。

Aminatta Forna: 小说让我抵达更深入的，更少文学性的真相。

作家每开始写一本书就像与读者签订了一份协议。如果这本书是虚构的，那么协议就变得非常模糊，基本上就像再说“给我你的时间和耐心，我就告诉你一个故事。”也许还会有关于取悦读者或类似内容的子条款。在我写小说时，我在协议中承诺向他们展示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非虚构类作品与读者的协议则是更为具体的事务，作者说，我正在竭尽我所能地告诉你我所相信的真实。这是一条不应该被轻易打破的条款，也是我不能认同作家尤其是自传作家因为特定目的选择性地陈述事实的原因。如果作家打破了这个协议，读者就再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相信谁了。

我既写小说也写非虚构性作品，对我来说，这能满足我不同的目的。我的留言板上写着一句话，“非虚构作品可以揭露谎言，但只有隐喻可以揭示真相。”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也不想知道。我的第一部标准长度的作品是对战争的隐喻,独裁统治的崛起和我自己家庭随之起伏的命运。在它出版后的12年来，我不断地探索内战主题，尽管几乎所有都是虚构作品。小说让我抵达更深入的，更少文学性的真相。

然而，当一个作家开始讲故事，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他们都会在叙事手法，故事情节，行文节奏，感情色彩和对话方面用到许多相同的技巧。这也是我认为虚构与非虚构作品并不存在区别的一个原因。像Joan Didion, Mary Karr, Roger Deakin这样的作家，还有更近的Helen Macdonald, William Fiennes and Robert Macfarlane等人，都是写作技艺超群的大师。他们已经打破了非虚构类作品抵达某种真实的边界，这让小说家们艳羡。

Aminatta Forna最近的小说是在布鲁姆伯利出版的The Hired Man。

Antony Beevor:“即使在小说的作品中，我们似乎也需要真实性。”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图片为王的后文学时代。现在标语“基于真实的故事”在电影营销中似乎更为重要。”faction-creep”在电视和电影中都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小说将时间设定在了过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戏剧的本质是道德困境，一个我们今天的社会十分缺乏的元素。

自传说和史诗开始，历史事实和虚构的融合就被应用于不同的形式中。但今天的混合体有着不同的基因，也被不同的动机影响着。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中，还有更多的市场驱动下的尝试以满足现代人们在同一时间学习和娱乐的需求。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在小说中，我们依然需要真实性。

我一直喜欢时间设定在过去的小说。在阅读霍恩布洛尔（Hornblower）和准将杰拉德的故事时，我变成了一个与他们一起的小男孩，因为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逃到“别的国家”的兴奋。最近，我被Hilary Mantel关于Thomas Cromwell的三部曲所深深吸引。但是，尽管她的研究和写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仍然感到深深的不安。我开始想，哪些内容是纯粹的编撰，哪些内容诗通过推断，又有哪些内容是基于可靠的事实？

Mantel写到：“作为一个小说家，相关材料的缺失既是一个麻烦又是一个机会……与历史学家不同，小说家不在事后操作。她生活在自己塑造的角色的意识中，未来是空白的。”（事实上，历史学家应该两者兼有，先解释在那一时刻出现的世界的主人公，再对此进行事后的分析。”当小说家将他们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历史人物身上时，问题就出现了。Helen Dunmore认为，小说家篡改真实人物是在误入“危险的境地”。她说，她总是“十分警惕”地描述历史人物和他们口中说出的话。

对绘画和陶器的修复遵循他们工作中的规范以区分原材料和后来添加的部分。作家是否也应该这样做？读者是否应该被告知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部分是杜撰的？但是如果小说家不想做这样的区分那为什么不稍微改动一下名字以此强调他们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小说家Linda Grant认为这样做同样给了作家极大创作的自由。用真实的名字可能比作家们自己所能意识到的更加束缚了他们创作的自由。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最令人信服和有趣的正是那些他编撰出来的角色，而不是历史人物。那些世界上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往往来自于伟大作家的想象力。

Antony Beevor的最新作品是维京（Viking）出版社出版的<Ardennes 1944: Hitler’s Last Gamble>。

Alan Johnson: 我坚持基于事实的小说创作，就像这是一个传承给像我一样的自学者的不成文规定。

一般来说，我阅读小说是因为我想，阅读非虚构性作品是因为我不得不。我一度学究式的坚持基于事实的小说创作，就像这是一个传承给像我一样的自学者的不成文规定。    

我始终虔诚地认为，阅读应该包括学习，愉悦是次要的。我仍然能够回忆起我曾经看过的一本非常早期的非虚构作品：Alan Moorehead的。从那以后我喜欢上许多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和游记。然而，当选择下一本要阅读的书籍时，相比于我知道可能会更有指导意义的大部头，我仍然会被长篇小说所吸引。

我知道有些人从来不阅读小说，但没有人什么都不阅读。即使是最忠诚的电影迷也会喜欢上一些纪录片。

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品的强迫症读者，我会选择把Charles Portis的放到那些不喜欢非虚构作品人们的圣诞袜里以转化他们。如果问我最喜欢的非虚构作品，那必须提到Paul Bailey的，这是一本精湛的童年生活回忆录。我总是告诉参加图书节的观众我想要自己写小说，部分观众就会让我写下我的宣言。

Alan Johnson的第二卷回忆录由Cogi出版社出版。

Kerry Hudson:是的，这是虚构的，但这也是我必须给予你的最真实的东西。

当我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时，我离开了英国所有的小镇图书馆，小说摞起来差不多到我的下巴下面。我不得不回家，躺在书籍环绕着的床上，尽情享受消失在不同世界的可能，与那些最有可能如我期待一样行动的角色共度美好时光，如果这些角色的行为没有如我所愿，我会合上书本，把这本书废置在一旁。除了床是公共财产，我们居住的大篷车或民宿通常都在那些崎岖的地区，充满了生活所有糟糕的可能性。小说是我的梦幻岛，我极力避免非虚构的作品让我面对现实。

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现实总是紧紧地环绕着我，我写小说但也天生地需要一种绝对的真实，一些让我开始写作的真实。我将会延伸和捻弄真实，将它置于不同的虚构的烟雾和镜像之中，将它的意义不断延伸与扩展。但在每一本书的中心，都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这真的发生过”。每一件事都围绕这这个中心叙述，我也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感受到那份真诚。是的，这是被虚构的，但这也是我想要传递给你们的最真实的东西。

我终于在我20多岁的时候发现了非虚构化文学，并且那个时候我远离了我之前的生活。我阅读奴隶回忆录<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Primo levi的和Janice Galloway的，我意识到是时候离开我熟悉的领域开始探索新的世界了。我终于明白在大多数故事的核心，虚构或者事实，都有任性的复杂，而我们的读者总是尝试着通过告诉其他人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我写下了我自己的故事。

Kerry Hudson的最新小说将由Vintage出版。

（翻译：肖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