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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枫这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同一个领域——在线教育。尽管2002年时，这个名词还没这么时髦。
那年，他去美国佐治亚大学攻读教育技术学博士，当时学术圈大拿最热衷讨论的话题是，怎么用互联网等新技术重塑教育。
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技术乐观派总能带来关于未来教育的畅想。爱迪生在1913年时，这位电灯和电影的发明人曾表示，十年内学生就不用去学校了，哈佛大学教授会在电影院里给你讲课。
同样的论调在电视、VCD、和录像带问世时也出现过，就连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也曾对教育倾注不少心血。后者在被苹果开除的郁闷期，在一家企业做过不少教育项目。至今，乔布斯的太太还依然会义务给孩子们上课。
但新技术一定不会取代老师，这是王枫在创办论答后实践出的答案。他在2016年成立论答，主攻 “AI+教育”方向，他们团队设计开发的一套人工智能教学系统，可以辅助中小学教育机构的线下教学，解决优秀教师的供给问题。
王枫发现，国内教育资源愈发不均衡，而教师不仅无法被替代，还是稀缺资源。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寒门再难出贵子”正在成为现实。
“我想让更多的孩子无论出身背景，都能够真正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或许他们之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功，但至少能在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
第三次创业
为了这次创业，王枫间接准备了7年。2006年博士毕业后，王枫在两所大学里积累了博士后经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意向大学的教职陆续被冻结。未来方向怎么走？王枫的童年经历倒是点醒了他。
在湖南老家上学时，王枫偶尔会在暑假卖冰棍来打发时间。最火爆的市场是在田间，不用怎么吆喝，顶着烈日辛苦劳作的农民们就会立马凑上来，抢光他的冰棍。
“可能这就是Get close to your customers。”王枫调侃道。尽管赚的是辛苦钱，但成就感埋下的种子为站在十字路口的王枫指了条道。“原来我一直想带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做企业。”
纽约州圣玛丽学院正好给了他不错的机会。这所拥有约三千人的高校在2008年时需要一位远程教育总监，负责全校所有的线上教育工作。王枫借此开始积累管理经验。
在线教育正好在美国开始流行，高等教育最先尝到甜头。从02年到11年，美国高校的在线教育收入以每年9%-30%速度快速增长，而传统线下则几乎无增长。
美国高校的在线教育可让学生获得与线下授课相同的文凭，对学生成绩与老师授课的要求也不低，高校们的资源投入甚至比线下更高。从网络设备维护、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等都需要王枫和他的团队处理。这对教育技术学博士来说并不难，他想做更多。
“在线学习增长这么快，如果学校想要活得更好，必须抓住这波机会。”本可以朝九晚五工作的王枫做起了商业计划书，并游说校长、校董会成员投入更多资金。
08年到11年，圣玛丽学院三个本科专业的线上课程办起来。有了在线课程后，该校招生范围从一小时车程距离扩至三小时，扩充了不少生源。
11年之后，王枫又在纽约城市大学再次证明自己。
该校在刑事司法领域颇有建树，多个相关研究专业位列全球顶尖水平，其在线专业的资质申请、线上招生与后期教学体系全由他一手搭建。期间，他还需要斡旋在学校工会、教授委员会、校董会等团体中，以获得政策、资金、人员和学术上的支持。
这两段经历为王枫积累了项目经验，这也是他将论答视作第三次创业的原因。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为他回国埋下另一伏笔。
以前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公司报道很少，14年纽约时报却多次在头版放上了马云的照片。王枫还记得，马云当年曾在纽约有一场演讲路演，排队进场的人占满整条街，华尔街的银行家为了买上一点股票甘愿等在凛冽寒风中。
“很自豪，那个时候恨不得一脚就飞回来创业。”
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国内创投圈，2015年资本热潮来时，王枫决定回国创业。
名师是可以被拆解的
为什么在线教育的全球热潮是2011年出现，而不是2001年？在王枫看来，这也是互联网技术“万事俱备”的一年，流媒体、云平台和社交媒体三方面构成了必要条件。
2001年，国内已有几个知名BBS诞生，还有搜狐、263这样的门户网站，但直到王枫去美国，那时全球互联网都还未解决带宽问题。
在2011年，麻省理工的几位教授把自己上课视频挂到网站，慕课开始有雏形时，亚马逊的云平台已能承载巨大流量，十几万学生一同在云端上课才不会“拥挤”。
流媒体加上云平台直接构成基础设施，而社交媒体则为在线教育提供强大的互动工具。2013年，国内的在线教育起飞。51Talk、一起作业网、猿题库等获得大笔融资，BAT等巨头也先后布局教育赛道。
回国时，王枫创业方向从高等教育转向K12领域。“15年回国时，像我这种农村背景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小，大多都来自城市中背景较好的家庭。”这一现状让他颇为忧心。
K12领域的教育市场痛点也不少。
王枫曾到一家著名线下培训机构门店调研，“教室里电脑和Wifi也没有，前台报名还在用纸质报名表。整个线下培训产业，都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他评价道。
在线教育平台则被师资和成效两者相互拉扯。1对1模式上课效果最好，但教师不仅贵，且名师资源稀缺；而在线大班课里，学生变多，老师注意力也变得分散；不需要教师的慕课或录播课又因缺乏互动而效果大打折扣。
现有技术解决了教学内容的传播性，但却无法提供更多优秀教师。而即便是普通教师，其时间有限，这也是技术无法解决的。
在王枫看来，AI和大数据则不同。AI可以分析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帮助教师提供个性化教学内容和练习。一位从教2-3年的教师可以通过系统帮助，达到5-6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受惠及的学生数量增加，学习效果也有提升。
这一逻辑之下，构成“名师”的各个要素都可以拆解成产品。
“好老师应该与好医生一样，最短时间找到病人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找到学生问题，这一点应该占名师核心技能的50%以上。”王枫说。
智能评测系统因此成为论答最开始切入的研发方向，这一技术也成为他们后来整个系统解决方案的核心。
王枫常常用一元二次方程的例子解释这套评测系统背后的智能程度。
“初中学生做错了一道一元二次方程的题，好老师他会判断，学生到底是不会一元二次方程，还是在一元一次方程上有困难，还是不会做因式分解，而还有一种可能是，他连小学乘法快速运算都不会。”据王枫介绍，在论答的这套系统里，测试者平均只需要做8道题，至多15道，就能了解其是否掌握了初中代数的74个主要知识点。
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得到正向激励。
“好的AI系统不会因为学生做不对一元二次方程，再扔给他同类型的海量题库。很多孩子也想努力，他拼命做题却越做越不会，很可能是方向和方法错了。”
科学家式创业
看似精简的测评背后，是团队多年研发时间的投入。
王枫对AI教育的系统设想，更像是一个解决在线教育“底层基建”的整体方案。其工作量与门槛，并非普通团队所能承受。科研式的研发风格、不计代价的资金投入也给论答打上了理想主义标签。
相比国内飞奔的在线教育企业来说，论答的产品研发速度有点慢。从2015年初的产品需求分析，到智能测评系统开发出第一版，论答花了接近一年半。但王枫认为，这也是他们与市场同类产品拉开差距的门槛。
“拆解知识点，形成图谱，再与算法匹配关联，这一过程需要极其顶尖的内容专家和数据科学家长时间碰撞、磨合而成。仅这一难度就足以阻挡99%的公司来做这事。”王枫说。
据他介绍，团队成立两年时，人员数量约四五十人，全是研发人员，没有一位销售。其团队中还有不少类似马镇筠博士这样的名校数据专家提供技术支撑。
“这里面需要大量的研发成本。我们也很幸运，一直有像青松基金这样的顶级VC在支持，帮我们熬过初创企业的脆弱期。”王枫说。
在第一版测评产品出来后，教学内容又是一座“深坑”。
由于各地教材版本不同，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将内容进行本地化处理。“中国有上千万全职教师干的事情，我们一家初创公司要尽可能多的覆盖到，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这些年砸了近一个亿的研发成本来解决这一问题。”
终于在2018年，团队迎来了转折点，他们有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了。
在此之前，他们邀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Ryan Baker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系统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性。“通过这一系统学生学习效率是传统模式的28倍，置信区间是95%以上。”
落地之前，其团队还与合作学校开展“田野调查”。王枫每个月都会去会员学校开展调查工作，与校长和教师做访谈，到教室里观察学生使用系统的情况。
其商业化进程也在逐渐实现。从2018年至今，有数百所机构与学校运用其系统，而价格远低于同类产品，这也直接给团队带来市场信心。他们还准备将最新研发的自主学习类产品酷培AI推广到全国各地去。
“很多地方的孩子可能辅导老师都没有，而技术没有什么边际成本，我们完全可以以极其低的价格让当地的学校、机构和家长都拥有酷培AI，让孩子们都更有效的学到知识。”
对于未来市场，王枫认为其发展空间是广袤的。他算了笔帐：国内有40万家培训机构，论答的系统平均一年售价5万元，一年就是200亿，而公立学校每年经费投入是5万亿，如果老师工作的至少20%能用智能系统辅助完成，这里就有1万亿人民币的价值。
“教师们释放的时间可以培养孩子素质教育、批判思维，以及创新能力等。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越做越发现市场越大。”
从2002年去海外求学，到2015年回国创业，王枫认为，自己一直在同一条路上奔跑。尽管在国外的几年似乎错过了国内互联网发展的大好浪潮，但他并没有后悔情绪。
“因为这中间没有一天浪费了时间。换种说法，其实我很幸运，正好是赶上13年开始的国内在线教育风口，以前不太起眼的教育行业成了这么好的赛道。”
而在王枫看来，除了背后巨大商业价值，其社会价值更为有意义。“希望能有更多孩子通过技术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是每一天让我们走下去的最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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