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小说《屠场》中写道，“在（肉类加工）包装厂，干活干得好的人是不会有出路的……那些只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一心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的人，反而会被安排去做更多的事情，直到累到筋疲力尽，最后还会被别人扔到沟里去。”这段话描写了芝加哥屠宰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甚至引起了白宫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食品安全法改革，但是改革却并没有真正改善包装工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状况。而且，新安全法更加突显出大型肉类加工企业的优势，因为它们更有能力承担额外的成本。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这个现实再次暴露在人们面前：在现代肉类工业中，动物的生命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其实，工人们的生命也是。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世界各地的肉类加工厂也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4月和5月这两个月内，与肉类加工行业有关的感染者病例就超过了1.7万例，其中有近100人死亡。

巴西受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该国公共劳动部的一项研究显示，巴西中部和南部的感染比例集中在有肉类加工厂的城镇的周边。就连在面对疫情时采取了有效应对措施而备受赞誉的德国，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状况的“生存危机”，该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通内斯发生聚集性感染，2000名员工里有1300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肉类加工厂往往工作环境拥挤，工人们长时间近距离一起工作是造成疫情聚集性爆发的一部分原因。除此之外，整个行业普遍缺乏监管，工人福利普遍得不到保障，也为疫情的迅速扩散增加了可能。屠宰厂的工人报酬低，心理压力大，畜牧业排放出大量温室气体，为快速养成动物而采取极端的饲养方式，过度使用抗生素（目前已经威胁到人类的耐药性了），以及工业化农场逐渐成为了人畜共患传染病的滋生地，等等。

欧洲食品、农业和旅游工会联合会的一项新研究详细表明，这次疫情使得人们对于这个行业内的劳动剥削有了新的认识，例如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移民工人过于拥挤的住宿条件。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次疫情，许多问题才得以暴露。

《纽约客》的记者简·梅耶尔（Jane Mayer）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肉类加工工业原本就缺乏足够的保护，而在疫情期间，食物短缺的恐慌更是被加以利用，进一步削弱了行业管制。梅耶尔写道，“劳工部发布了一份声明，为防止食品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强制要求肉类加工厂继续开工。如有工人感染新冠病毒，企业将获得赔偿。”这项声明对于肉类加工企业而言，无疑是一道责任豁免书。他们不仅不需要为工人可能会感染病毒而承担风险，更是变相获得了合理增加工人劳动量的权力。

另一方面，由于肉类加工厂被迫关闭，屠宰场的容量减小，牲畜无处出售，美国各大农场出现了大规模人道宰杀牲畜的现象。在巴西，绿色和平组织曾经发布了一份名为《屠杀亚马逊》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指责巴西政府没有履行减慢森林砍伐速度的承诺，反而大额补贴牛肉产品，刺激更多的养殖。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亚马逊森林被砍伐的速度激增，这极有可能会为那些由英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所资助的牛肉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开辟道路。

看上去，似乎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揭露了肉类行业内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问题多年来一直都存在，并且不断地向人们发出警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环境健康科学和流行病学教授埃伦·K·斯尔伯格（Ellen K Silbergeld）于2016年出版了专著《养鸡场与食物》（Chickenizing Farms and Food)，并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人类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她在书中预测到，工业化农场可能产生的“间接损害”没有国别限制，病毒将会是“最有效的传播者”。

当被问及“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否会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时，斯尔伯格表示，“不太可能。我当然希望这种状况能够被改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次疫情真的能起到作用。人们只是不愿意去思考、去面对屠宰场的真相罢了。”事实上，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揭露了肉类加工厂的工人们所面临的恶劣境遇，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什么也没有改变。

同时，也有一些人试图利用人们的高度关注，蹭热点推动改革。很多肉类加工厂的工人担心失去工作，所以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动物法律保护基金（Animal Legal Defense Fund，ALDF）发起了一项检举运动，以演员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为代表，帮助人们以匿名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担忧。

ALDF的法律事务专员凯尔西·埃伯利（Kelsey Eberly）认为，那些控制着整个食物链——从动物饲养到屠宰再到最终售卖——各个环节的大公司正是许多相互关联的不公正现象的“根源”。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只不过是暴露出了“提倡者多年来一直试图改变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诉讼，包括在疫情期间工人未能获得足够的保护等。埃伯利表示，工会和动物权利保护者们将会利用这一危机时刻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创造“一个共同努力保护人类和动物共存共生的机会”。

这些努力最终是否能够带来一些改变，目前还尚未可知。斯尔伯格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一个事实，用辛克莱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本想通过详细描述人和动物之间相似的痛苦，“引起人类内心的共鸣。”然而实际上，他顶多是在那些更关心食物卫生状况的人“头上敲了一记警钟”罢了。

当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封锁期，还有更多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正如埃伯利所说，“疫情之下，有色人种所经历的更为严重的不公平待遇正在开始逐渐显露。”在美国的肉类行业也是一样，因为在这个行业，往往也是难民和移民充当了大多数的劳动力。但是埃伯利还是心存希望，“人们已经开始觉醒，敢于质疑，等到疫情过去，我们也不会再回到那个破败的体制中去了。”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