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暴力犯罪都是悲剧性的，但是有些暴力犯罪已不止是部分人之间的悲剧——它们上升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有时，这是暴徒在有意为之——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宣言通过主流媒体传播；在其他一些时候，暴徒希望暴力事件不为人知，但事件却传播迅速。

荷兰发布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即使面对相同的暴力行为，人们对其感知也会有所不同。尽管这些差异“微小而微妙”，但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研究却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界限：是否将高度曝光的事件判定为仇恨犯罪（hate crime）。

研究发现，一个人不太可能将暴力犯罪视为仇恨犯罪，“社会上对少数群体的不满和偏见可能会使人们对仇恨犯罪的看法产生偏见。”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怀有种族主义情绪，那么他们就更难辨认出仇恨犯罪。

这项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心理学副教授N·本都·利安德（N. Pontus Leander）领导的研究研究了最近的四次暴力犯罪事件：2018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犹太教堂发生的枪击案、2019年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沃尔玛停车场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2019年的荷兰乌得勒支电车枪击案，以及2019年的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这些案件都是悲剧性的，每个作案者都分别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反犹太主义、反西班牙种族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与伊斯兰恐惧症结合的白人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也作用于匹兹堡案和埃尔帕索案）。

这项研究直接比较了人们对乌得勒支枪击案的反应。在该案中，一名叫戈卡曼·坦尼斯（Gokmen Tanis）的男子杀害了四人，他于2020年3月被定罪。而在基督城枪击案中，凶手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杀害了51人。这项比较是通过在每个地区举行焦点小组讨论，向当地成年人询问作案者的动机以及受访者的个人信仰来实现的。

例如，在关于基督城枪击事件的研究中，参与者被问及塔兰特的行为是否基于“对他人的仇恨”、受访者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感受、受访者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有多强，以及受访者对民族民族主义的感受。文中写道，“对于伊斯兰教的偏见直接影响了对于仇恨犯罪的看法，”并指出，人们对匹兹堡反犹太人枪击事件的反应也与此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得勒支枪击事件中，这种情况基本上得到了扭转。在此案中，穆斯林移民是袭击者，“对于伊斯兰教的偏见对仇恨犯罪的看法具有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直接影响。”

利安德教授表示，对伊斯兰教、犹太人、西班牙裔或其他任何族群的偏见很少孤立地存在。“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不同的偏见彼此关联，且这种重叠往往体现出普遍的偏见趋势。例如，匹兹堡悲剧的肇事者表达了一系列偏见，包括反犹太人和反西班牙人偏见以及各种阴谋论信仰。这体现了一种更为广泛的思维模式，甚至是一种普遍的潜在动机。”

尽管每种偏见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分歧，但利安德教授说，在人的层面上，这些偏见经常有着相似的起源。“这项研究测试了不同的偏见是否具有共同的起源，例如社会中失权感的泛滥。如果偏见的心理功能与一个人所属群体的象征性权力有关，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支持反犹太情绪的人也可能会在另一个情况中认可反西班牙的偏见，因为贬低两个团体可能有助于增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力量。”

正如政府间安全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指出的那样，“仇恨犯罪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没有偏见动机的犯罪的影响，对受害者个体而言尤其如此，这些受害者与这些仇恨犯罪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直接相关。这种更大的影响正是仇恨犯罪应当被与没有偏见动机的相同犯罪区别对待的关键原因之一。”

美国心理学会称：“受暴力仇恨犯罪之害的人比其他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更容易遭受心理困扰。具体来说，与那些并非出于偏见动机的犯罪的受害者相比，有偏见动机的犯罪的受害者更有可能经历创伤后的压力、安全方面的顾虑、抑郁、焦虑和愤怒。”

利安德教授和他的合著者指出：“这项研究表明，公众中有一些同情者不愿承认仇恨犯罪（除非作案者是被鄙视的少数群体的成员），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受害感被承认，这能赋予他们以价值和意义。”

不承认暴力仇恨罪就意味着不承认暴力仇恨对部分群体的长期伤害。而且，正如莱利安德教授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如果不承认暴力仇恨罪，实际上可能还会产生对被袭击者的“微妙”怨恨。

利安德教授说道，“小规模和微妙的思维模式在扩大到全体人口水平时会变得非常有意义，当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情况下反复出现时尤其如此。微小的影响可能是隐蔽的：例如，系统性种族主义可能是无数微小影响的结果，它们叠加起来形成一个了总体的模式。”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