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通，支那通，越通越攻，这一点在佐佐木到一身上似乎得到了残酷的验证：因为熟悉南京周边的地理，曾经同情国民党北伐事业的典型支那通佐佐木到一身为旅团长率领日军先是绕过紫金山北麓攻陷下关，后又攻下南京城北侧城门切断国军后路，被认为在日军南京战役中战功赫赫，而其作战区域内对中国军队俘虏又格外残忍无情。

因为通晓中国时事，所以知道中国实情，尤其是缺陷和弱点，所以格外会成为侵华急先锋。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形成一个完美的闭合逻辑链条，然而如此定义支那通似乎排斥了更深层次理解中日交往历史中一段“畸情”的可能，也无法更全面解读近代史上一些日本势力屡屡热衷于提携中国国内的反对派，而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也都曾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对来自日本的奥援进行利用的史实。

佐佐木到一当年确曾对尚在广东一隅羽翼未丰的国民党寄予厚望，认为其领导的北伐及国民革命事业具有胜利的潜质，并认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将有利于亚洲势力的壮大，而日本应该放弃对腐朽的北洋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以后见之明的眼光将其完全视为伪善或幼稚似乎有失偏颇，应该说此一阶段以佐佐木到一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陆军支那通对中国国民革命抱持的信念有其真诚的一面，一如石原莞尔当年在朝鲜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后曾率领士兵登山雀跃高呼，认为革命后独立的中国将成为“东亚保全”的重要力量。

然而又该如何解释支那通的“言行不一”呢？历史的确一再证明，似乎越是身为支那通，对中国的伤害越大，比如佐佐木到一，比如日后策划“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成立的石原莞尔，比如策动华北自治的土肥原等等。

在其《日本陆军与中国：“支那通”折射的梦想和挫折》一书中，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抓住“相克的民族主义”这一关键对近世日本陆军支那通在中国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精准地剖析。户部良一认为，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一部分日本势力希望老大帝国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实现自强独立的初衷是真诚的，也有不少日本人满怀浪漫和理想主义或前往中国大陆参加革命，或在日本本土为中国革命提供各种帮助。

但除了像宫崎滔天这种发自内心的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是两国的军阀与财阀，因此中国的问题要和日本的问题一起解决才有出路之外，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更多是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救世者的心态，而且绝不容许中国的民族主义“逸出”轨道，危及日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在满蒙的权益。新旧支那通们对于支持当权者还是造反派可能龃龉不断，但对于一旦出现排日的苗头，日本方面就应果断展示武力，从而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重回正确轨道这一点，则有着充分的共识。

这也解释了为何辛亥革命期间一部分支那通忙着在南方支持革命党人，另一部分支那通则不遗余力推动以肃亲王为首的宗社党进行“满蒙独立”运动。同样的戏份在北伐战争期间再次上演，不少支那通认识到国民党的北伐是时代潮流难以阻挡，但又绝不允许中国的统一进展到将“满洲”也纳入进去的地步，因此才急于排除张作霖以实现将国民革命阻挡在关外的目的。

正是这种与中国民族利益天生相克的霸道的日式民族主义，让日本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危险的敌人，而日本的支那通，尤其来自日本陆军的“进取”意识极强的支那通，也因此逐渐成为最不受信任和待见的人群。而这种抵触和抵抗反过来又令支那通们大受刺激，认为自己帮助中国人的满腔热情和各种努力被误解和辜负，由此产生了一种怨毒之情，认定中国人是背信弃义的，也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注定要由亚洲的领导者日本人来加以统治和拯救。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佐佐木到一因此并没有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反而将此归咎于日益腐朽堕落背弃革命初衷的国民党为掩饰自己内政无能而采取的依附英美、联苏“容共”、排日反日的政策举措，认为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是“背信弃义的人所应遭受的天谴”。

没有比这更可怕、更怨毒、更荒谬、更可悲的认知了。在战后由国民政府提交东京国际法庭的12人战犯名单中，日本陆军中的支那通就占了8名，而其他包括佐佐木到一在内的次级支那通也大多难得善终，不可不谓历史的讽刺和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