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街声

野孩子恐怕是中国音乐历史上的一个异类。但是说起中国独立音乐，不提到野孩子就是不完整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野孩子也第一次从地下的几十年走到了所谓“大众”面前。一个是时尚最前沿的流行综艺，一个是从《诗经》时代款款地在战乱离散文化变革中留存下来的民歌传统，却在信息化的大浪中即将倾覆。

野孩子也几乎是中国唯一一支颇有影响力的“民歌”乐队，凛然正色的人声齐唱，不规则拍子的《黄河谣》，野孩子的歌成了一代又一代在外西北人的乡愁，甚至所有听过野孩子的歌的人，都会被歌声营造出一种“虚有的乡愁”。《黄河谣》响起，苍茫的西北景象就像夜幕一样落下来。

曾经的西北风、曾经流行的囚歌《铁窗泪》和王洛宾、刀郎……这些一度风行华夏的音乐都是民歌产生出来的，可是在偌大的中国，民歌似乎已经在大家面前悄悄消失了。张佺说现在即使在民歌生长的农村，年轻人也都会听起网络歌曲，因为他们觉得民歌过时了，“土”了。

暮色低垂，暴晒一天后的兰州变得温柔而忧伤。天还擦着一点点亮光，三五成群光着膀子的老爷们，拎着几瓶黄河啤酒到黄河边上乘凉。走着走着，就那么十分钟内，月亮升起来，太阳落下去，一阵阵苍凉雄壮的歌声在岸边此起彼伏，其中夹杂着酒瓶子拿起后放在土地上的钝响，人们咀嚼的声音和小声谈话的声音。奔腾的水声夹在歌声里，头也不回向东流去。

这幅景象在张佺口中讲出来，纵然从没去过兰州，看着他的眼神，口音，无论身在何处，那种凝重和安稳都会像夜幕一样泼下来：“月亮照在铁桥上，我就对着黄河唱。”

远行吧，远行……

像日夜奔流的黄河水一样，张佺和小索沿着黄河几字弯一路北上。有时走上一天路都看不见人，但却能听见牧羊人的歌声在黄河边上盘旋，深深的河谷，目所能及，全被各式各样的歌声覆盖了。

张佺1968年出生在兰州，长在青海农村。记事儿开始，他就记得屋前屋后，都是“花儿”，这是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的一种民歌。上学经过田地里有人唱，年轻男女在天擦黑时对歌要唱，节日庆典，茶余饭后，漫山遍野都是“花儿”。

村民从家里去邻村串亲戚，没有其他的交通方式，只能走。路过山谷，独自行走的人都会唱上几句，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似乎半天的路程也没有那么难熬了。放羊的人，终日找不到人说话，也有放羊人自己的一套民歌。对于当地人来说，“花儿”“酒曲儿”这类民歌就如同成都人打麻将、喝茶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张佺后来回到兰州，“当年的兰州和西北的其他地方都差不多，除了车多一点，人多一点，气候地貌生活方式，都差不多。那些工地干活的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只能唱歌。”回忆起兰州的景象，张佺说。

现在的西北也经历着很大变革，手机里的网络歌曲席卷着大家。可民歌还在。前两年野孩子去青海，小公园里经常有人一起唱“花儿”，还拿着手机查歌词，一边翻着手机一边唱。只要这一辈人还在，这种音乐就不会消失。

张佺在北戴河边的背影，张佺说，民歌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社交

1980年代末，吉他风刮到了西北，但凡个青年，多少会弹点吉他，就算不会，家里也多半有一把。本来以民乐为主的走穴演出团体，也有很多变成了电声乐队。当时不到20岁的张佺听了不少打口带，“都是找封面看着比较狠的听”张佺说。于是张佺也学起了吉他，在乐队里成了一名贝斯手。

“当时成都比兰州的音乐环境要好很多，演出也多。我们想先去成都看看，下一站，下一站再去北京。”1990年，张佺去了成都，辗转杭州、广州等地，认识了小索。漂泊在他乡，两个人沿着黄河一路向北，徒步走过了黄土高原上的无数个村庄。

很多村庄虽然说是在黄河边上，但是黄河并没有给黄河边上的人们带来富裕和幸福。黄土高原上千沟万壑，眼见黄河水就在脚下，但是打水却要走十里八里山路。当时的张佺和小索背着琴，穿着打扮也不像当地人。“只要一进村子，十分钟以后就会有人过来找你。如果是邻村的人，他们都认识，不会大惊小怪。那样的村子里很少来外人。”张佺回忆道。

和村干部沟通沟通，说自己是音乐人，村里多半就能给他们安排住所、吃饭的地方，有时会让张佺和小索在村里人家轮流吃饭，住在村会议室。村里的人还会介绍一些当地爱唱歌的人给他们。当地不叫歌手，更不叫音乐人，叫“唱把式”。

沿着黄河行走，有时候会听到放羊人遥远的歌声，路过延安东边的延长县附近时，黄河在脚下奔腾而过，天也下起雨，路只能经过一个人，如果对面有人，两个人都要侧着身才能过去。他们对这段路印象很深，因为心里一直想着：千万别掉下去。

在远行的路上，他们正好赶上甘肃省康乐县的莲花山花儿会，张佺和小索看着当地的民间艺人，用即兴的“野花儿”互相唱和，熙熙攘攘。听了不少西方音乐的他们又听见自己从小听到大的音乐，也好像变得熟悉又陌生。

“那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两个人翻山越岭的，好像目的很明确，其实也不知道干嘛呢，还是希望找到和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东西吧。”张佺说。

河酒吧

1996年3月，徒步旅行完成后，野孩子来到了北京。

当时演出原创音乐的地方不多，大多是在一些夜总会、歌舞厅临时做乐队的演出。1997年1月1日，野孩子在北京大西俱乐部进行了第一场演出，那场演出上张健吹口风琴，岳浩昆是贝司手，于伟民是鼓手。就这样，野孩子开始在北京的演出生活，乐手来回更换、磨合。

张佺在采访中也聊到了野孩子齐唱的形式：在其他音乐人的作品里，是很少出现齐唱的编配。

“齐唱是最原始的唱法，虽然流行音乐里比较少，但是宿舍唱歌，或者班里唱歌，大家都是齐唱，没有分声部的。”张佺说。野孩子的歌曲里通常是齐唱和合唱混合在一起。（齐唱是大家同唱一个声部，而合唱指多个声部一起演唱）《黄河谣》的录音里，前面都是以齐唱为主，在3分钟左右的段落里，分明分出了两个声部，“唱上一支黄河谣”也有两个声部。

小索是出了名的豪爽，朋友们的脏衣服，经常都是攒够了就带到小索家，小索妻子开始做饭，大家喝酒唱歌，睡一觉，衣服晾干了卷走。一查暂住证，大家也是一窝蜂跑来小索家。当时野孩子的乐手张玮玮、郭龙都是小索家的常客，也是小索给他们发出了“入伙”的邀请。

河酒吧门口的野孩子，后面那位外国姑娘笑得灿烂，也印证了河酒吧包容并蓄的内核

2001年，三里屯南街的一家酒吧转让，野孩子当时就盘算着给盘下来，自己能排练，晚上大家演出也能挣些钱。西北人喜欢抱团，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哥”。盘酒吧的钱不够，张佺小索联系到他们在兰州的“哥”，借钱。钱一到位，河酒吧开张营业。郭龙担任河酒吧第一任吧台。河酒吧不大，1.5m*2m的台子，三个人站着都挤，台下也就有个三、四桌。

野孩子起床就开始排练，排练完打扫卫生，下棋，酒吧开门，演出喝酒到凌晨三、四点。

那时候小河、万晓利都在天通苑买了房，两个人冬天骑摩托过来，在酒吧演完就喝，喝完摩托车往哪一扔，到谁家睡一觉，第二天再回去。在河酒吧演出是他们最喜欢的演出。IZ乐队马木尔、舌头、周云蓬、谢天笑、沙子乐队、赵老大，大家都在河酒吧演出过。

树村的摇滚青年、老外、记者、演员、什么样的人在河酒吧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李修贤、杜可峰、罗永浩这些名人也会来河酒吧，就像张佺说的：“河酒吧里有一个场景总会重复，到了后半夜，喝酒的喝得都差不多了，台上台下都唱着，或者即兴，房间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认识，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河酒吧门口的野孩子

那时候大家演完出就开始即兴，即兴的精彩甚至让大家怀疑平时排练的必要性。

2003年，非典来了，河酒吧倒闭，野孩子解散。2004年，小索因为胃癌去世。

这之后，张佺几经辗转去了云南定居，弹起了冬不拉，一个人在各地演出。张玮玮和郭龙一起演出，发布了一张现场专辑《你等着我回来》。有几次在音乐节上见面，他们商量要不要一起演出。2010年，北京麻雀瓦舍，张佺和张玮玮郭龙做了“四季如歌”演出。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重组，参加西湖国际音乐节。

野孩子的23年

2020第二季《乐队的夏天》阵容公布，野孩子的阵容变为主唱/吉他张佺，手风琴郭龙、吉他手马雪松、鼓手武锐、打击乐王国旭。听听他们最近的录音，细心的观众能听出来，现在的野孩子和二十年前录音里太不一样了。

之前录音中的野孩子，总是伴着电箱琴近乎急躁的扫弦声音，绵绵不绝，几个人的齐唱和合唱里透着无穷的劲头儿。很多演出里，脍炙人口的《眼望着北方》从4/4变成了9/8拍，律动也不一样了。问起野孩子，他们笑了起来：“这个很简单，之前的4/4，唱着非常急，变成9/8，就多了一个八分音符，能多喘一口气。”野孩子2020年发的新排练视频里，这首歌又有了新的三拍子编配。

2018年的《大桥下面》专辑里，两把吉他分别放在左声道和右声道，有着听着和谐稳重但是其实暗暗有精巧配合的配合，沉稳的打击乐，人声的齐唱合唱只要一响起，旭日河边、敕勒川、铁桥就隐隐落在了人类的视网膜上，挥之不去。

被视为代表作之一的《黄河谣》也在专辑里重新录音，这也是一首复合拍子的歌曲。和很多数学摇滚乐队初衷不同，野孩子的复合拍子不是为了营造一种独特的风格，而只是唱出来就是如此。

在“花儿”“秦腔”等等地方民歌、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民歌乐曲里，拍子往往不像流行音乐这样单一，三拍子或者四拍子一直到底，大多会有一些复合拍子，对于听惯了民歌的人，听见拍子整齐划一的流行音乐，反而会有一种从彩色电视机变成黑白电视机的无聊和苍白。

所以，张佺走遍全国各地，和小索、现任低苦艾乐队的吉他手周旭东一起在杭州酒吧演出。演出之后，已经是半夜，白天熙熙攘攘的西湖也安静下来。张佺望着柔美的西湖，涌上心头的却是穿城而过、滚滚的黄河。月亮照在西子湖水里，柔美的月亮在张佺眼里也是黄河上庞大的、黑黢黢的黄河大桥。

野孩子现在的阵容

有人甚至会认为《黄河谣》是世代相传的民歌，是野孩子改编的结果。在民歌历史上，一首歌经过一代代民歌手的演绎，都会演绎出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往往是最禁得住考验的。野孩子曾经翻唱的《流浪汉》就是这样，很多人在新疆都听到过这首歌曲，于是就以为这是一首新疆民歌，其实这首歌却是从俄罗斯境内的吉普赛人发源过来的。民族的迁徙甚至战争，都会引起民歌的变化，有时候民歌手记不得本来的歌词，自己创作几句，也是很寻常的。

聊完了这些，张佺说：“不过《黄河谣》是写出来的，不是传下来的民歌，可能更多是因为用民歌的方式和手法吧。”

在野孩子的演出上，还有《死之舞》、《朋友再见》、《红河谷》这样的西方民歌，在野孩子的演绎之下，也显示出了独特的样貌。

野孩子现在住在云南大理，几个人下午一起排练，排练间隙，大家踢毽子。

张佺没事还是会到云南的乡下去探访民间音乐，说起现在的探访和之前徒步的区别，他笑了起来：“现在是带着老婆孩子春游去了！哄着孩子玩。”不过云南的很多民族没有语言，民歌讲的是民族的历史、传说，那个味道和西北的民歌大不相同。

野孩子在《大桥下面》里的新歌《不要拿走它》，张佺吉他的旋律中就能听出受到西南民间音乐的影响，带着花香鸟语的烂漫。

不过那个民歌被用来社交，用来谈恋爱、用来显示知识才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民歌传承者，野孩子对于中国13、4亿普罗大众来说，基本没有存在感。民歌的土壤正在一步一步慢慢消失，随着家电下乡，随着手机普及，随着13亿人都在用的抖音快手拼多多……

不过在各地的西北人，听见野孩子的歌声，都恍恍惚惚会在眼前出现故乡山川的样貌，这份乡愁甚至超越了年代，很多九零后零零后听了，也会泛上一种乡愁的味道，甚至创造出一种乡愁出来。对于西北人来说，无论眼前是什么景像，野孩子的歌声响起，都能看见奔涌的黄河水，月亮照在斑驳巨大的铁桥上。苍凉的歌声和波涛声一起，毫不回头向远方流走。

本文图片来源：野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