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公共投资一定会“挤出”私人投资吗?英国经济学家说不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公共投资一定会“挤出”私人投资吗?英国经济学家说不

经济学中有一个观点一直深得人心,那就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会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则表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认为公共投资总是“挤出”私人资本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2019年10月16日,深圳南山科技园。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编译 聂琳

经济学中有一个观点一直深得人心,那就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会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不过,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近日提出不同看法。

斯基德尔斯基在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认为公共投资总是“挤出”私人资本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他表示,首先,这种观点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即一个经济体中所有的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但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市场上的资源一般都不会被充分利用,或者说总是会有多余产能,因此,公共投资能够“挤入”市场,去配资那些被市场闲置的资源。

其次,斯基德尔斯基提出,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在资源配置中总是扮演引导者的角色。他以意大利国有企业IRI为例指出,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公共投资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获得广泛授权,这种授权能够确保它们朝着公认的国家目标努力,但同时必须保证国有企业的商业决策不受政治左右。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一个缺乏政治责任感、还会面临周期性崩溃的市场经济体系实在是太危险了。”斯基德尔斯基在文章的最后说。

以下为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8月24日发表的《“挤出”的迷思》(The Crowding-Out Myth)一文,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经界面新闻翻译整理。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三大经济后果似乎已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首先,发达国家正处于严重衰退边缘。其次,经济将不会自动出现V型复苏。第三,政府将要无限期地“支持”国家经济。

尽管大家对上述三点达成了共识,但是,几乎没有人想过一个问题:私人企业长期依赖政府支持,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什么。

阻碍人们进行这种思考的障碍主要存在于以下这个观念,那就是国家不应该长期介入资本配置。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势必会比私人投资来的低效。简单粗暴来说,除了极个别的公共产品(比如街灯,这种商品私人企业一般不愿意提供)和必需品(如国防产品)外,所有的投资决定都应该留给私有部门去做。

人们还认为,政府应该允许私有企业按照个人消费者的喜好来选择投资项目。如果政府用自己的投资来替换基于市场的这种理性资源配置,那将会挤出价值更高的经济活动,阻碍经济增长。

但是,这种“挤出”的论点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首先,这种观点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所有的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而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市场资源都不会被充分利用,或者说总有多余产能。所以,公共投资能够“挤入”市场,去配资那些被市场闲置的资源。这就是约翰·梅纳尔·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观点,这一观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其次,在实践中,政府在资本配置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不管是通过其直接投资(包括19世纪大部分的铁路建设),还是通过鼓励某种类型的私人投资。

举例来说,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原本是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商,得益于日本政府的关税保护和国家补贴,丰田从1960年代开始转型,并成长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再如,硅谷得以成功也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者撒手不管。从互联网到纳米技术,大部分科技进步都离不开政府的资助。私有企业只有在利润可期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到游戏中。中国也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当代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典范。

政府也经常介入来救助那些摇摇欲坠的私有大型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是因为自身不明智的决策或者不可预料的冲击而陷入困境。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救助。一旦这些被救企业重新恢复了盈利能力,政府一般都会将其重新私有化。

当然,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国家投资会比私人投资做得更好。此外,许多政府缺乏进行公共投资的能力。不过,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投资能够取得成功,这个例子就是意大利政府控股企业——工业复兴署(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简称IRI)。

IRI创建于1933年,它是意大利政府救助国内三大银行的一个意外产物。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这三大银行濒临倒闭,他们持股的一百来家公司也陷入亏损困境,如果这些公司无法改善盈利,那么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不会得到改善。但问题来了,这些公司无法得到私有资本投资。于是,国有的IRI就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工业企业联合体的股东,最终拥有其21.5%的股份。

IRI的三个发展阶段凸显了公共投资的优点和潜在的陷阱。IRI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其所投资的很多企业在反法西斯企业家、统计学家阿尔贝托·贝内德斯(Alberto Beneduce)的指导下恢复了元气。二战后,IRI承继自1930年代的技术官僚传统,使得IRI成为意大利战后重建和经济复兴的先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IRI控制了约50%的意大利国内钢铁产量,并向至关重要的机械产品生产部门供应价廉质优的钢材。1960年代,IRI还修建了意大利高速公路和电话网络,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Alitalia)。此外,IRI在航空航天、微电子、电信技术等领域成为意大利乃至欧洲的领军者。

但故事的结局并不美满。到了1970年代,IRI投资的很多行业出现衰退,特别是注入大量资金的钢铁行业,这导致IRI负债累累,亏损增加。IRI似乎越来越符合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的低效、腐败的国有企业的形象。随后,IRI资产被逐渐私有化,IRI最终在2002年清盘。

IRI喜忧参半的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政府如何在公共投资中取得成功。答案是,给国有企业广泛授权,这种授权能够确保它们朝着公认的国家目标努力,与此同时,又要保证国有企业的商业决策不受政治左右。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建设性思考,而不是屈从于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主张自由巿场经济,个人理性选择,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个缺乏政治责任感、还会周期性崩溃的市场经济体系实在太危险了。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 0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为你推荐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