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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员工拒绝“农民工”进入,社会学家文军:“人格尊严”教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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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员工拒绝“农民工”进入,社会学家文军:“人格尊严”教育缺失

文军认为,现实社会中,企业长期以来缺乏”人格尊严“的教育。

文|时代财经

9月7日,西安网红书店方所开业,爱好摄影的当地市民李先生因穿迷彩裤、长袖衬衫,而被保安阻拦其进入。李先生称保安指着他穿着的迷彩裤问“是不是隔壁工地农民工?”几番沟通后才被允许进入。事后方所就此事公开抱歉,并表示会加强员工培训。

而在3个月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湖北农民工吴桂春,由于鞋厂停工,打算返乡的他在退还图书馆读者卡时在留言簿上写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这段话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有称赞东莞为农民工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也引发对农民工群体关爱的讨论。

“农民工”三个字,曾经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一段特殊的印记。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9亿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上。

一直以来,农民工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9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军教授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剖析了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指出这一群体遭受到的部分不平等对待甚至歧视,实际上是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文军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本质上还停留在非农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上,即以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城市化为主,更多体现的还是“以城为本”,还没有达到“以人为本”的层面。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军教授

“人格尊严”教育长期缺失

时代财经:传出歧视农民工进入的是以“涵盖书籍、展览空间、文化讲座等的公共文化空间”著称的网红书店方所,网上一片诧异,歧视能发生在书香之地,那其他地方或许会更严重。你怎么看?

文军:歧视或不尊重在很多领域里面存在,是阶层的结构与定位决定的。

由于职业地位高低差别,不同职业地位之间存在隐性的鄙视链条,尤其在一些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中更是如此。例如,在一些分工较细,等级较多的企业中就大量存在着管理层对被管理者的歧视或不尊重。

时代财经:虽然事后书店对外公开道歉,为何书店员工没有意识到人格尊重等问题?

文军:现实社会中,企业长期以来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

过去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关注的发展经济利益,对于人格的尊严较为忽视。上世纪90年代,工厂或社会还普遍存在对农民工的压榨,就像富士康,很多年前就曾爆出连上厕所都不让员工上的情况。这种企业文化,曾经存在于中国过去粗放式发展阶段。

时代财经:造成过去这一局面是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什么?

文军:首先,当时中国太渴望外资和经济发展了,乃至于其他一切工作都给经济发展让步。如果在发达国家,厂方对劳方造成损害,劳方会请求法院赔偿,巨额赔偿甚至会使工厂倒闭。

第二,这类代工企业不是创新型企业。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战略规划、核心技术或自己的品牌,为了最大限度赚钱,生产都是在流水车间里进行。

目前,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了更高的标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过去,包括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这样的发展路径。

疑似“农民工”进入书店被拦下,在网上引发热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劳动力移民”

时代财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新生代农民工沿用“农民工”来称呼还合适吗?

文军:“农民工”过去特指进城务工者,而如今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农村和农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应再把他们作为“农民”的一部分。

时代财经: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辈农民工的主要区别在哪些方面?

文军:1980年代以前的农民工,农闲时会来城里打工,农忙时会回到农村帮忙。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被城市人当成城市的边缘人。但新一代的劳工很多是不流动的,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再回到农村种田,一年除了放假以外,全在城市里生活,与家乡仅保持着微弱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把进城打工仅仅看作是为了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报酬,而是存在着强烈的向城市移民的倾向。目前,全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了50%,常年在外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接近1.2亿。比如上海约有2420万常住人口,其中外来人口有近1000万。他们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即使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仍然无法像老市民一样得到相应的制度认可,获得同等社会权利。

时代财经:新生代农民工有什么特点?

文军:在社会学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更像一群“劳动力移民”,至少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随着中国的职业分工越来越成熟,总要有人去做蓝领工人。他们靠纯粹出卖劳动力为生或从事非技术或低技术工作,这使得他们区别于其他知识移民、财富移民。

第二,具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区别于其他的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

第三,有定居城市的倾向和行为,往往是举家迁移,而不是流动人口、暂居人口。他们对所居住的城市认同感相对较强,能主动争取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

第四,他们的社会结构、交际关系都已经渗透到城市里,思维与城里人差不多。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正式认可,户口不在居住城市且多半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规移民。

歧视是半城镇化的体现

时代财经:既然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都渗透到城市、也有固定的居所和收入来源、长期在城里面生活,为何还是会受到歧视?

文军:我在调查中也有发现,外来的农民工和本地人打工者会被区别对待。这恰恰是城镇化不充分的体现,学界把这现象称为“半城镇化”。

实际上,中国城市化战略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实行职业转变,即 “离土不离乡”,将农村人口从农业生产领域转向非农产业领域,实现职业的非农化。

二是实现地域转移,即“离土又离乡”,将农村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将原来在农村分散居住的人口迁移到城镇集中居住,实现农民居住空间的城市化。

三是实现身份转换,即不仅改变农民的职业和居住环境,使之移居到城市社区之中,而且在户籍上也将农民的农业户籍转变成城镇的非农业户籍,实现人口数量的城市化。

四是角色转型,使农民在社会和文化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让他们与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角色权利,承担同等的角色义务和展现同等的角色内涵与特征,以实现彻底的农民市民化。

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其战略本质上还停留在非农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上,即以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城市化为主,更多体现的还是“以城为本”,还没有达到“以人为本”的水准。

尽管第四个阶段“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并在许多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时代财经: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对待?

文军:首先,早期,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将人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

其次,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城市农民工的理解一直是放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 “外来人口”等既有的框架内进行探讨与解释,其政策的落脚点和解释的出发点都放在“外来”和“流动”上,认为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只是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报酬而暂时来到城市,属于季节性的人口流动现象。因此,城市政府把积极为他们办理“暂住证”作为一项实事工程来抓,并在制度上设置 “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等类似机构来统一管理。

第三,国家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很多地方表现为经济利益至上,忽视了人的基本社会权利,整个社会教育不足,这是需要去补课的。

时代财经:你刚刚提到“半城镇化”的问题,有何解决方法?

文军: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屡次提到“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三亿农民转化为当地城市居民。

中国的城市在快速扩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郊区的农民因为失去土地都改为居民,这涉及近一亿农村人口。

还有一个亿农民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另外一亿农民则是在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农村,他们也不需要出去打工,城市化使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乡镇企业就很发达。

时代财经:如何进一步促进进城农民工向市民转化?

文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宏观层面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农民市民化的保障。如果制度没有引导,农民市民化是很难启动的。

二是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这对农民融入到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正式制度缺位或失效的情况下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具体来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关系资源、职业经历、生活体验、城市认同都会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更快地融入到城市体系中。

社会网络不仅能够为新市民开创更多的生活空间,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其融入城市的成本和风险。此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城市原有的居民对新市民的心理排斥也很严重,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原居民的“集体自私”行为。

三是微观的人力资本,这对新移民融入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相对年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身体素质也相对较好的新市民群体,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

时代财经:这就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起点,例如像书店这样的公共区间应该鼓励新移民融入。

文军:是的,城市化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上来,充分认识和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把关心人、尊重人的宗旨具体体现在城市化战略之中,以满足人们休闲、游憩和观赏的需要,使人、城市和自然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良好生态系统。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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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员工拒绝“农民工”进入,社会学家文军:“人格尊严”教育缺失

文军认为,现实社会中,企业长期以来缺乏”人格尊严“的教育。

文|时代财经

9月7日,西安网红书店方所开业,爱好摄影的当地市民李先生因穿迷彩裤、长袖衬衫,而被保安阻拦其进入。李先生称保安指着他穿着的迷彩裤问“是不是隔壁工地农民工?”几番沟通后才被允许进入。事后方所就此事公开抱歉,并表示会加强员工培训。

而在3个月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湖北农民工吴桂春,由于鞋厂停工,打算返乡的他在退还图书馆读者卡时在留言簿上写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这段话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有称赞东莞为农民工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也引发对农民工群体关爱的讨论。

“农民工”三个字,曾经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一段特殊的印记。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9亿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上。

一直以来,农民工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9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军教授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剖析了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指出这一群体遭受到的部分不平等对待甚至歧视,实际上是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文军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本质上还停留在非农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上,即以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城市化为主,更多体现的还是“以城为本”,还没有达到“以人为本”的层面。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文军教授

“人格尊严”教育长期缺失

时代财经:传出歧视农民工进入的是以“涵盖书籍、展览空间、文化讲座等的公共文化空间”著称的网红书店方所,网上一片诧异,歧视能发生在书香之地,那其他地方或许会更严重。你怎么看?

文军:歧视或不尊重在很多领域里面存在,是阶层的结构与定位决定的。

由于职业地位高低差别,不同职业地位之间存在隐性的鄙视链条,尤其在一些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中更是如此。例如,在一些分工较细,等级较多的企业中就大量存在着管理层对被管理者的歧视或不尊重。

时代财经:虽然事后书店对外公开道歉,为何书店员工没有意识到人格尊重等问题?

文军:现实社会中,企业长期以来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

过去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关注的发展经济利益,对于人格的尊严较为忽视。上世纪90年代,工厂或社会还普遍存在对农民工的压榨,就像富士康,很多年前就曾爆出连上厕所都不让员工上的情况。这种企业文化,曾经存在于中国过去粗放式发展阶段。

时代财经:造成过去这一局面是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什么?

文军:首先,当时中国太渴望外资和经济发展了,乃至于其他一切工作都给经济发展让步。如果在发达国家,厂方对劳方造成损害,劳方会请求法院赔偿,巨额赔偿甚至会使工厂倒闭。

第二,这类代工企业不是创新型企业。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战略规划、核心技术或自己的品牌,为了最大限度赚钱,生产都是在流水车间里进行。

目前,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了更高的标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过去,包括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这样的发展路径。

疑似“农民工”进入书店被拦下,在网上引发热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劳动力移民”

时代财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新生代农民工沿用“农民工”来称呼还合适吗?

文军:“农民工”过去特指进城务工者,而如今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农村和农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应再把他们作为“农民”的一部分。

时代财经: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辈农民工的主要区别在哪些方面?

文军:1980年代以前的农民工,农闲时会来城里打工,农忙时会回到农村帮忙。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被城市人当成城市的边缘人。但新一代的劳工很多是不流动的,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再回到农村种田,一年除了放假以外,全在城市里生活,与家乡仅保持着微弱的联系。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再把进城打工仅仅看作是为了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报酬,而是存在着强烈的向城市移民的倾向。目前,全国有2.9亿农民工,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农民工已经超过了50%,常年在外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接近1.2亿。比如上海约有2420万常住人口,其中外来人口有近1000万。他们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的约束,即使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仍然无法像老市民一样得到相应的制度认可,获得同等社会权利。

时代财经:新生代农民工有什么特点?

文军:在社会学看来,新生代农民工更像一群“劳动力移民”,至少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随着中国的职业分工越来越成熟,总要有人去做蓝领工人。他们靠纯粹出卖劳动力为生或从事非技术或低技术工作,这使得他们区别于其他知识移民、财富移民。

第二,具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区别于其他的无业游民、无家可归者。

第三,有定居城市的倾向和行为,往往是举家迁移,而不是流动人口、暂居人口。他们对所居住的城市认同感相对较强,能主动争取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

第四,他们的社会结构、交际关系都已经渗透到城市里,思维与城里人差不多。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正式认可,户口不在居住城市且多半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规移民。

歧视是半城镇化的体现

时代财经:既然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都渗透到城市、也有固定的居所和收入来源、长期在城里面生活,为何还是会受到歧视?

文军:我在调查中也有发现,外来的农民工和本地人打工者会被区别对待。这恰恰是城镇化不充分的体现,学界把这现象称为“半城镇化”。

实际上,中国城市化战略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实行职业转变,即 “离土不离乡”,将农村人口从农业生产领域转向非农产业领域,实现职业的非农化。

二是实现地域转移,即“离土又离乡”,将农村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将原来在农村分散居住的人口迁移到城镇集中居住,实现农民居住空间的城市化。

三是实现身份转换,即不仅改变农民的职业和居住环境,使之移居到城市社区之中,而且在户籍上也将农民的农业户籍转变成城镇的非农业户籍,实现人口数量的城市化。

四是角色转型,使农民在社会和文化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让他们与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角色权利,承担同等的角色义务和展现同等的角色内涵与特征,以实现彻底的农民市民化。

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其战略本质上还停留在非农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上,即以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城市化为主,更多体现的还是“以城为本”,还没有达到“以人为本”的水准。

尽管第四个阶段“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并在许多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时代财经: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对待?

文军:首先,早期,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将人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

其次,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城市农民工的理解一直是放在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 “外来人口”等既有的框架内进行探讨与解释,其政策的落脚点和解释的出发点都放在“外来”和“流动”上,认为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只是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报酬而暂时来到城市,属于季节性的人口流动现象。因此,城市政府把积极为他们办理“暂住证”作为一项实事工程来抓,并在制度上设置 “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等类似机构来统一管理。

第三,国家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很多地方表现为经济利益至上,忽视了人的基本社会权利,整个社会教育不足,这是需要去补课的。

时代财经:你刚刚提到“半城镇化”的问题,有何解决方法?

文军: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屡次提到“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三亿农民转化为当地城市居民。

中国的城市在快速扩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郊区的农民因为失去土地都改为居民,这涉及近一亿农村人口。

还有一个亿农民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另外一亿农民则是在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农村,他们也不需要出去打工,城市化使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乡镇企业就很发达。

时代财经:如何进一步促进进城农民工向市民转化?

文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宏观层面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农民市民化的保障。如果制度没有引导,农民市民化是很难启动的。

二是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这对农民融入到城市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正式制度缺位或失效的情况下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具体来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关系资源、职业经历、生活体验、城市认同都会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更快地融入到城市体系中。

社会网络不仅能够为新市民开创更多的生活空间,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其融入城市的成本和风险。此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城市原有的居民对新市民的心理排斥也很严重,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城市原居民的“集体自私”行为。

三是微观的人力资本,这对新移民融入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相对年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身体素质也相对较好的新市民群体,其融入城市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

时代财经:这就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起点,例如像书店这样的公共区间应该鼓励新移民融入。

文军:是的,城市化应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战略上来,充分认识和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把关心人、尊重人的宗旨具体体现在城市化战略之中,以满足人们休闲、游憩和观赏的需要,使人、城市和自然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良好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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