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制造汉武帝》

作者：辛德勇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历史上本来就有汉武帝，史家又造出一个汉武帝形象。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花费了五年多时间，写成篇幅不长的《制造汉武帝》一书。这本书挑战了主流历史学界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巫蛊之变”事件及有名的“轮台之诏”得出的结论。书作者从史源学研究处罚，经过对大量史书记述的比对、辨析，令人信服的考证指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及相关重要历史事件的结论，是在汉代之后经人为粉饰而成的，并揭示指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惜降低史料筛选标准、主观构建历史。

汉武帝晚年有没有对执政期间，连年劳扰天下苍生表示过悔意？一直到当代，很多历史学家对于汉武帝晚年登泰山，在臣下面前坦言“罪己”，随后颁发“轮台之诏”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正因为此，汉武帝的历史形象似乎变得更为高大。“朝闻道夕死可矣”，试想哪个皇帝会对臣下坦承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

在辛德勇教授看来，史家认定汉武帝晚年“罪己”认错，十分不合逻辑，与“轮台之诏”颁布前汉武帝仍然执迷于求仙的举动，更显矛盾。汉武帝“罪己”之说，在《史记》、《汉书》、《盐铁论》中也找不到记载，仅存于千余年后的《通鉴》。

历史上，汉武帝的托孤诸臣，如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事实上都延续了武帝方针，并没有出现改弦易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帝“罪己”说的可信度不高。

有趣的是，正是从赵宋王朝起，历代文人官僚才开始热衷援引汉武帝“罪己”说，用以劝谏帝王止戈收兵，与民休息，当然也不要进行一些挑战利益集团的激进改革。而这种观点恰恰就是《通鉴》作者司马光的核心政治观点。司马光奏请宋帝废除王安石新法时，就将王安石新法中的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敛财于民、用兵于外和为一谈，“要是汉武帝自己能够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样会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

辛德勇教授梳理史料指出，司马光在编纂《通鉴》中，对于史料的真实性、全面性并不看重，而是基于实用、可用的角度，不惜牺牲记述真实。比如，《通鉴》在记述汉武帝“罪己”之说，以及汉成帝与赵飞燕宫闱秘闻时，大量采用民间野史甚至“小说家言”，譬如《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非但如此，司马光为了达到全面贬抑隋炀帝，也刻意择取了唐初人杜宝所撰稗史《大业杂记》的离谱记录，而对《隋书·炀帝纪》等正统史书的正确史书视而不见。同样，在记述和评价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争问题上，《通鉴》更是明白无误的将司马光对于当朝（宋朝）政治的观点，不加掩饰的寄寓其中。

唐代刘知几在谈论史书功能时，曾强调史家如实记述史事为第一要务。南朝梁武帝在编著《通史》时，还曾专门剔除前人旧史中怪诞不经之论，另编为《小说》。辛德勇教授介绍指出，在唐代至北宋，史学著述风格上发生变异，欧阳修编著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就出现了“专以褒贬笔削自任”的问题，苏辙的《古史》、司马光的《通鉴》皆如此，以借古喻今为傲，不惜曲意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