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 《中国外汇》2020年第19期

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至今，全球在努力“战疫”的同时，也在艰难重启经济。通常认为，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需到2022年才能大致平复。无论是在次贷危机之后，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将市场利率维持在低位。近期美联储提出其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将更加关注平均通胀目标。尽管美股美债并没有因此出现异动，但考虑到主要央行持续释放的流动性，人们仍然不禁要问，难道全球经济在等待潜伏通胀的冲击吗？

近年来，逆全球化加速抬头，多边主义遭遇挑战，这在总体上构成了推高通胀的主因。逆全球化带来了国际经济规制的缺损、要素全球化配置效率的下降、供应量和产业链的脆弱性、市场壁垒的加剧，等等。这些福利损失都将使市场参与者不得不承受以更高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压力。因此，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本身就有利于滋生通胀。

同时，古典的货币数量论者仍然大有人在，既然次贷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央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都超发货币，那么通胀必然如影随行。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逻辑并因此修正自身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则超发的流动性也有可能最终带来通胀的代价。

但货币政策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复杂。在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增长趋势性下行的严峻环境下，通货紧缩的挑战也许更现实。因为，在全球增长放缓并叠加类似次贷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全球供需更为失衡，强烈的宏观刺激政策使得总供给的回升，明显快于需求的回升。毕竟企业和家庭等私人部门的消费，长期看取决于就业和收入增长，短期看取决于储蓄和债务增长。即便以疫情以来经济修复表现几乎最佳的我国经济看，和工业增加值、外贸等相比，我国消费的爬坡，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回暖仍然缓慢，并且主要集中在在线消费和基础消费领域。供大于需将长期存在。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部分发达经济体也推出了国民基本收入计划，旨在通过该计划，使得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脆弱人群，得以维持基本生计。失去工作没有收入，政府直接发钱，会否带来通胀？人们对此议论不休。姑且不论国民基本收入政策是应急性的还是中长期的，该政策所释放的收入，必然较之人们常态就业时能获得的收入低。也就是说，基本收入所支撑的居民消费能力，远低于正常就业时的居民消费能力。因此国民基本收入可能有助于纾缓通缩，但远不到催生通胀的程度。

更为严峻的是，西方一些经济体收入分配持续恶化，对消费形成了长期抑制。贫富分化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是久已有之的痼疾。疫情既推动了美股等资产价格的膨胀，也使政府和普通居民的债务攀升。富裕阶层在疫情下变穷了吗？普通民众得到政府及时有力的帮助了吗？阶级阶层矛盾缓解了吗？这些都值得西方社会反思。

从历史的烙印看，无论是大萧条时期，还是日本后泡沫时期，人们遭遇的挑战都是持续的通缩，而不是通胀。因此，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货币超发，但这可能并不意味着通胀在潜伏。人类仍然面临有效需求萎缩和创新动能羸弱之痛。

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以及美国等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量宽力度更大，人们也许在关注通胀何时复归之余，更应考虑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及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等棘手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