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五四时期，冰心、庐隐、凌淑华等女性作家的出现，第一次让女性写作浮出中国历史的地表，区别于古典文学脉络下的“女先生”。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映照着今天我们对女性的理解，而她们对这些形象乃至自我形象的创作，又与男性批评和审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百年已过，当互联网取代报刊杂志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时，女性写作又走到了哪里？

在“成为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活动现场，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戴锦华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当下中国的女性写作与女性现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多元的现实总是在文学作品中缺席，比如对“拉姆案”的讨论和反思，几乎是由社交网络舆论和新媒体写作来完成，文学创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囿于单一的现实。不过，在传统的文学形式之外，张莉窥见了新的言说希望——在脱口秀大会上，李雪琴、杨笠等人的说话方式以及观众的反馈让她看到，新一代的性别观念正悄然发生改变。

与女性生存状态脱节的写作

我们一般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读者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模板，因而可以说，写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TA的读者。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之所以不同于过去的女诗人、女词人，也正在于她们以新女性的经历和身份去创造新女性的形象。

张莉指出了这种观点的不足——女性作家对笔下人物乃至她自己的塑造，不是完全自由的，她受制于男性批评家或读者的看法，例如冰心对女学生形象的书写，在1927年以前，几乎是按照她自己的形象。“冰心姐姐的形象是去情欲化的，你看不到她的容貌，但是你知道她的影像，她穿素淡衣服，浅颜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短头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女孩，”张莉说，“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冰清玉洁的，她是作为一个姐姐、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新型女性被大众接受的。”冰心在五四时期受欢迎，是因为她对自己和小说中人有意无意的刻画，符合了当时人们对新女性的想象，到国民革命之后，冰心所代表的美被丁玲、茅盾笔下的女性所取代。

也即是说，读者的阅读趣味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令张莉感到失望的是，今天的女性写作无法与现实匹配，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以及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与现实脱节了。”张莉认为，家暴是一个重要的书写题材，但几乎所有女性作家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活动主持人、《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指出，像拉姆所遭遇的惨剧，基本都由新媒体、网络舆论来表述，我们似乎很能想象，现在的作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书写。

被阶层区隔过滤掉的现实

学院派女权、微博女权、田园女权……在女性相关的互联网议题讨论中，这几个词频频出现，似乎勾勒了一条由学院至民间的女性主义传播路径，并且暗示一种由正宗到伪劣的价值序列，经常被用来质疑和贬低女性发言与诉求。戴锦华在对谈中强调，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来不是经由学院路径，而是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有关，一开始就比较偏向于实践性和社会性。世妇会召开后，全国重要的大学几乎都设立了女性研究中心、性别研究中心，或是开设了女性主义课程，彼时女性文学研究蔚然成风，不再如戴锦华与孟悦写作《浮出历史地表》时那样的偶发零星。

在戴锦华看来，网络女性主义既不是学院以人文科系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又不是以基层妇女为主体的、有专业人士参加的女性主义，它是经由网络媒介汇聚起来的一批“相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所形成的言说实践脉络”；这几个脉络彼此平行，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群体文化在网络上逐渐覆盖、抹除了“基层的、年长的、边缘人群文化”。

最近“假靳东”事件爆出后，引发了很多有关底层中老年女性群体心理需求与状态的讨论。实际上，素材无穷尽、无死角，正是互联网空间的一个特征。这些现实一直存在，但信息被阶层的滤网逐层过滤掉了，如今的阶层差异也要比过去的二三十年大得多。戴锦华认为，在这样的急剧退化和分裂的世界中，“连共情也变为了一种带有梦想性的召唤。”

“今天成为女作家的女性，通常是不会遭到家暴的女性，家暴在另外一个空间中发生，”如戴锦华所言，当书写权掌握在非底层女性作家手里时，她们能否共情，就成了能否书写“拉姆”们和“黄月”们故事的关键。有趣的是，在对当下文学界的女性写作抱有批评的同时，张莉说，自己在其他领域发现了新的女性言说方式。她看脱口秀大会时意识到，整个社会的话语方式发生了一些“隐秘而深刻”的变化，比如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就用一种“底层的、受过忧郁症的女性视角，所谓弱者的语言”，来展现“女性的强韧”，尽管北大学历给她增添了精英的光环，但她的经历能够与大多数底层青年女性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