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阿瑟·米勒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并称为美国戏剧三大家，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他一生获奖无数，包括1949年普利策奖、两次纽约戏剧评论奖、奥利弗最佳戏剧奖等。他创作了《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儿子》《桥头眺望》《堕落之后》《代价》《美国时钟》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戏剧，通过戏剧揭示当代美国的社会阴暗面，关怀人性。阿瑟·米勒向来认为戏剧应该为严肃的目标服务，舞台是传播思想的重要媒介，“伟大的戏剧都向人们提出重大问题，否则就只不过是纯艺术技巧罢了。我不能想象值得我花费时间为之效力的戏剧不想改变世界。”

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阿瑟·米勒系列第一辑，包括《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都是我的儿子》《桥头眺望》《堕落之后》这五部经典作品。在阿瑟·米勒诞辰105周年之际，作家孙甘露、剧作家喻荣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戏剧编剧韩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以“今天我们需要阿瑟·米勒为题”展开对谈。五位嘉宾从回忆他们的个人阅读经验开始，谈及上世纪八十年代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在中国的轰动性演出，指出米氏戏剧超越时代的隽永魅力。

阿瑟·米勒在中国

中国人对阿瑟·米勒的了解始于1980年代。1978年是米勒第一次来中国，1981年，《萨勒姆的女巫》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1983年，米勒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该剧的上演是中美关系解冻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据孙甘露回忆，米勒访问中国、读到米勒的剧本译本、在上海看《萨勒姆的女巫》演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对米勒最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们读了大量的剧本，看不到演出。现在可能反而年轻人不大读剧本。那个年代我们读剧本有一点像读诗、读小说，就是一种读物，还读了迪伦马特、布莱希特以及一些苏联时期的剧作家（的作品）。那时候杂志上也发表了大量的剧本。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经验。”

喻荣军和陈飞雪分享了米勒首次中国行背后的趣事。据喻荣军介绍，1978年，米勒在北京先见了曹禺，曹禺对他的作品不甚熟悉，两人沟通不畅，让米勒有些不快。前往上海后，米勒与编剧黄佐临见面，黄佐临展现出了对米氏作品的熟悉，一下子拉近了距离。高兴之下，米勒授权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排演《萨勒姆的女巫》。1981年，该剧在上海连演了50场，引起轰动。陈飞雪也曾听翻译家梅绍武讲过这段往事的背后曲折。梅绍武是中国最早开始翻译阿瑟·米勒作品的译者之一，他在知道阿瑟·米勒对北京之行不太满意后，致电黄佐临让他做一做功课，“所以阿瑟·米勒就对上海印象特别好。”

1983年，米勒在北京执导《推销员之死》，他将两个月时间内的见闻记录在《阿瑟·米勒手记》一书中。米勒敏锐地注意到，《推销员之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到了中国，“《推销员之死》排演之时，正赶上中国大有希望的急剧发展的波峰。本书的记录只是惊鸿一瞥，反映了一些平常中国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中的演员。”

喻荣军认为，1983年北京人艺版的《推销员之死》虽然影响力巨大，但在当时，这部剧所想探讨的内容和中国国情距离较远，“一方面我们不太了解美国梦，另外一方面对推销员、保险这些职业也根本不了解，那个时候跟观众之间的距离还是有点远。”这也是韩博最早接触阿瑟·米勒戏剧时的感受，1990年代初他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阅读了大量剧本，当时的他并不理解米氏戏剧的社会背景，反而会觉得米勒和一些更前卫的欧洲剧作家相比甚至有些保守。与在座其他嘉宾一样，随着阅历增长，韩博发现自己对米氏戏剧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

米勒为何讲述猎巫故事

19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米勒因早期参与左翼文艺活动而屡次受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传讯。人们普遍认为，他于1953年根据北美殖民地时代的一桩“猎巫案”创作的历史剧《萨勒姆的女巫》是在影射当时麦卡锡主义者对政治异见者甚至无辜者的迫害。陈飞雪指出，在米勒创作该剧之前，他的好友、导演卡赞的一桩经历对他触动很大。卡赞告诉他，在接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讯时抵不住压力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卸下了重担。米勒随即前往萨勒姆翻阅档案，写出了《萨勒姆的女巫》。

马凌指出，1692年猎巫案是美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完全改变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神权政治的局面，在那之后，法治社会和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的土地上崛起。马凌认为，《萨勒姆的女巫》虽然有戏说虚构的成分，但米勒能够从纷繁的史料中整理出一条线索，把猎巫案的本质讲清楚，把重要的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她看来，《萨勒姆的女巫》是一部展现社会心理复杂性的佳作，它告诉我们，社会中存在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因为阶级、性别或文化资本的悬殊落差，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有时会展现出惊人的破坏欲。然而米勒为剧本写下了一个“很光明的尾巴”——他始终相信，虽然人无完人，但真相总是存在的，并值得人们以死捍卫。

韩博认为，虽然米勒的戏剧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跳脱出历史细节，他描述的其实很多都是文化原型，因此《萨勒姆的女巫》在上海演出时能够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他指出，从1692年的猎巫案到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以贯之的是光明/邪恶二元论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发祥于中东伊朗的古代宗教（中国人称之为“拜火教”），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在20世纪无神论兴起后改头换面以哲学形式存续下来，对今天的人们继续施加影响。

“《萨勒姆的女巫》即便对今天都是非常有启迪的。猎巫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让每一个平凡的人开始互相撕咬，披着神圣的外衣公报私仇，甚至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对一个人看不惯，不喜欢他的一句话、他的穿着或者妒忌他的财富。”韩博说。

戏剧唤起我们内心更复杂的部分，而非把问题简化

《推销员之死》发表于1949年，在百老汇连演742场，荣获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为米勒赢得了国际声誉。该剧讲述了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悲惨遭遇。在为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三十多年后，威利被老板辞退，又为两个不务正业的儿子操碎了心，最终为了使家庭获得一笔保险费而在深夜驾车外出撞毁身亡。

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个中年男人梦想破灭的故事早已不再陌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狂飙突进式发展，中国社会已然呈现出了与米勒笔下的美国社会的某种同时性，这亦是我们需要重读米勒的原因。马凌指出，米勒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一种“冲天的愤怒”，而对于这种恶性竞争和社会内卷化的后果，如今的中国人也已有所体认。“我觉得需要体制方面的调试，我们确实需要个人主义——这也是阿瑟·米勒教我们的——但对于这样一种过于自由的恶性竞争，多少要有所收缩。”

孙甘露同意，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世纪初的读者观众相比，如今中国读者和观众会对阿瑟·米勒的作品有全新的观感，但他认为我们不应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文学问题的简化——在不同的读者和观众心中，一部戏剧唤起的感受是不同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

“对于戏剧演出理解的变化，实际上背后反映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综合性的，不然的话我们只要一场演出或者一个读书会，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要读不同时期的作家，要有不同的剧院、不同的导演，不断地来解释、阐释、演出，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阅读、观剧实际上是唤起我们内心那个更复杂的部分，而不是把问题简化。”

在陈飞雪看来，与米勒的现实关照同样重要的是他对人性幽暗部分的敏锐洞察。米勒的许多剧本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主旨：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歉疚。这些复杂的情绪与感受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在不同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而在今天，可以说我们都会感同身受，你会不会也这样——对失败有所恐惧，对成功有所歉疚？在这当中我们要如何避免它，是我们身为有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