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韦氏词典》报告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感染新冠后，“schadenfreude”一词搜索量随即激增30000%，令人咂舌。该词源于德语，常被译为“幸灾乐祸”或“从他人痛苦中获得快乐”。

这一现象迅速引发热议，包括《GQ》《新闻周刊》及《史蒂芬·科拜尔深夜秀》在内的多家媒体和社评节目从道德层面对此提出了质疑。民众对特朗普总统的遭遇感到幸灾乐祸是否合乎道义，随即成为了各方辩论的焦点。

对此，MSNBC主持人瑞秋·麦道（Rachel Maddow）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却伯（Laurence Tribe）则进一步指出，现在不是宣扬“残忍、幸灾乐祸或其他狭隘主义思想”的时候。

我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确不该残忍相向，但身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却很难把“幸灾乐祸”同“残忍”联系在一起。在英文中，“schadenfreude”常被简单地译为“幸灾乐祸”，实际上这一释义并不严谨，它不仅未能充分捕捉“schadenfreude”一词的微妙，而且忽略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

神圣对称的体现

也许这种困惑与当前的社科研究现状不无联系。目前学术界对“schadenfreude”一词的解读往往过于表面，认为其不过是“人类情感的阴暗面”，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实际上正是对那些“讽刺性正义”的认可。

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人们误以为“讽刺”即“说此指彼”，因此经常被滥用。实际上，“讽刺”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修辞方式，意味着事态会以相反的方式回归，比如“A以非A形式返回”便是该修辞手段最为经典的表述。以特朗普为例，他曾试图淡化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之后自己却感染上了严重的病毒，这便是上述“A以非A形式返回”的例证之一。

除此之外，我们也能从这一事件中窥见出正义的影子。自疫情发生以来，已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被无情击垮，对于他们来说，疫情关乎生死。然而作为联邦政府的代表，特朗普却对疫情的影响置若罔闻、轻描淡写，这也使得他本人确诊新冠一事不仅显得尤为讽刺，还似乎恰如其分地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外衣。

这里所说的“正义”，并不属于法治或惩罚体系，而是指古老意义上神圣均等的“正义”。目前学术界对“正义”一词的起源说法颇多，其中包括拉丁词“ūstitia”和前拉丁语时期词汇“jowos”，前者表示“公平公正”，后者则具有“神圣公式或准则”的意思。

而“schadenfreude”恰恰意味着去认可、赞赏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条“神圣公平的准则”。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曾经嘲笑过你体重的高中同学突然向你寻求饮食建议，也许你会感到开心吧？又或者，到了你的孩子为人父母的那一天，看着他们为小孩不喜欢吃蔬菜急得团团转的样子，你是否也会回想起过去的经历，在心里暗自发笑呢？显然，这些情绪并不代表“狭隘或残忍”，你不过是因为“那些曾经的错误在如今得到了改正”而感到愉悦和满足而已。

情感上的中间立场

在这里，“appreciation”不仅意味着幸福和快乐，同恋人相拥、享用甜点的感觉一样，这些情绪也能够令人身心愉悦。但是，这与我们在目睹“理想正义”实现后体验到的满足感却截然不同，换句话说，“schadenfreude”实际上是一种内心满足畅快的体验。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befriedigung”一词便是这种满足感的最佳诠释，意为“停止不满足”。

“停止不满足”和“感到满足”可不是一回事，关键其实在于让事态回归平衡。“Befriedigung”实际上代表了情感的中间立场，在当前崇尚极端主义、二元情感的美国文化中，这样的情感表现方式也许并不容易让人们感知和接受。

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对浮夸的语言风格青睐有加，恰好反应了当前美国社会对强烈情感表达的偏好，比如愤怒、愧疚、幸福和快乐。如今的互联网媒体环境中充斥着许多生硬的修辞手段，而“schadenfreude”便是最为合适的打磨工具。

当“幸灾乐祸”转变为“绝望（hopelessness）”

即便如此，如果程度把握不当，“幸灾乐祸”便很可能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曾提出，当“幸灾乐祸”走向极端时，它便成了“愤慨（ressentiment）”。在其著作《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将“ressentiment”一词定义为“奴性道德”，指从自身苦难中获取的一种优越感。

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一把滑动标尺，一边代表着公平公正：比如掌权者做了正确的决定，比如在你连续工作六个月后，老板终于批准了你的休假请求。但现在让我们假设，老板驳回了你的请求，并一再拒绝你的申请，这时若老板的休假申请也被上级驳回，也许你会非常开心，这便是典型的“幸灾乐祸”的体现。你甚至可能会向老板指出当中的讽刺意味，希望他能对你的遭遇感同身受，最终改变主意。

倘若老板的请求被上级批准了，但他仍然拒绝了你，你也许就会开始沉浸在自己的受害者情结中，抓住一切机会向同事控诉领导的行为，这时，“幸灾乐祸”即演变成了“愤慨”。

一旦正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愤慨”情绪就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事态已经讽刺至极，也不能令当权者意识到错误。每当这时，被强权压迫的人民便会以一种极端的“幸灾乐祸”心态来寻求慰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在“公正”和“愤慨”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灰色地带，也许在这里“幸灾乐祸”可以起到某种正面的政治影响。无论有意或无意，若当权者不愿为长期以来的社会不公承担责任，那么待他们自食其果之时，民众感到开心便也无可厚非。

（翻译：杨雅兰）